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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红星传奇-第1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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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谈判小组在西安的工作早已完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陪张群等人四月份就返回南京,已经与蒋介石谈了几次了,在关键问题上蒋介石一直不松口。在小组谈判中,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五个军,四川方面退出绵阳、南充一线,以巴中、广元辖区为界,甘肃方面维持现状。不料,到了南京后,蒋介石一看就大怒,斥责张群误国。周恩来等人只好一次又一次请见蒋介石,结果已经见了三次了,依然没有结果。

“委员长,我们已经谈了几次了,有些问题需要双方正视现实。我们红军主力部队现在有25万人,编为五个军本身就有点吃亏,再说,我们在四川已经做出了让步。我看,本着团结抗日、团结救亡的精神,这个协议对双方应该说是都可以接受的。”

一听周恩来说红军主力有25万人,蒋介石胸中的怒火一下子就起来了。娘希匹,剿来剿去,把红匪剿得壮大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马上就冷冷地说:“恩来,我们认识很久了,你也了解我的脾气。这协议要想达成,一是你们必须退出四川和甘肃,可以把陕西划给你们做根据地。二是红军不可能改编成五个军,你们的士兵老弱病残的比较多,早就该让他们退役回去种地了。还有一部分是刚丢下锄头的农民,你们鼓动他们当兵,结果必然是荒废田园。我看红军就是三个师的编制,最多给你们四个师的编制。你们同意这两点,就可以谈,可以签协议,政府也可以承担军饷。否则,就是你们没有诚意。”

周恩来气得直想笑,扫了一眼董必武和叶剑英,就见叶剑英的眼睛都快喷火了。想了想,也不能由着蒋介石的性子,关键时候还得刺激他一下,不然他会以为红军怕他呢!笑话,现在的红军岂是以前的红军?如果不是为了抗日,和他啰嗦什么,直接打就是了。

想到这里,周恩来就说:“委员长,我们来和国民政府谈判,为的是抗日救国。委员长身为一国领袖,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应该团结动员全国力量共同抗日,没有削减军队的道理么!再说了,以我们红军目前的实力,也不是怕了国民政府。如果不是为了抗日,就是国民政府想和我们谈判,我们也不一定会同意。现在双方经过大量工作,协议基本谈妥。委员长如此苛刻,我想不透是什么原因。不行的话,我们就返回西安了。什么时候委员长想通了,我们再接着谈。”

蒋介石两眼精光一闪,娘希匹,竟敢出言威胁,要不是日本人不识时务,老子早就挥动大军攻向西安了,还能让你们在那里蛊惑人心、休养生息?

蒋介石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不奇怪。自解决两广事变后,广东全部纳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不说陆军了,单单是空军,力量就大大壮大。加上由于担心日本扩大侵略,他也为抗战做了积极准备,一个是抓紧编练德械师,从德国开始进口大炮等武器,装备部队,修筑要塞工事;另一个是派人与各国联系,争取国际支持。连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纳德也已经到了中国,担任为其三个月的顾问。蒋介石甚至还派人与苏联谈判,寻求支持,准备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时候的蒋中正,信心极度膨胀,如果没有日本人侵略,他有把握将红军剿灭。

见周恩来如此说,蒋介石还是镇定一下,慢慢说道:“恩来,你们服从中央领导,放弃你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和暴力没收土地的主张,是好的,我很欣慰。但是这四川牵涉国家抗日战略大局,你们如果真心团结抗日的话,就应该让出来。至于红军主力改编为多少部队,我看不能突破五个师,其余的就复员,让士兵们也回家与亲人团聚,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也可以留几千人转为地方警察,维护地方治安。你们回去好好想想,不必急于答复,也不要急着回西安。我们慢慢谈。什么时候你们想通了,可以再来见我。我累了,要休息一会儿。”

周恩来只好告辞。出门的时候,周恩来还是忍不住提醒到:“蒋委员长,日本人最近在华北又开始闹事了,最好多收集点他们的情报,以防万一。”

蒋介石点点头,让侍卫送周恩来几个出去。

刘一民回到军团部后,开了个党委会,然后就命令参谋处通知各师,结束休整,进入临战状态,请假人员一律返回部队,准备迎接全军演习。又命令参谋处给11师、12师、13师、骑兵师、独一师、独二师和军团直属部队发放山西、河北地图。军团教导队学员马上结束学习,返回部队。后勤司令部迅速行动,秘密通知辎重团全部出动,去军工厂拉炮弹、子弹、手榴弹、地雷、炸药包,扩大弹药、被服、粮草储备量,着手准备利用渡船在黄河上搭建浮桥。

曾中生有点不解,既然说是演习,为什么要发放山西、河北地图?

吴征也不解,说是演习,看军团长的命令纯粹是要杀向山西的架势。

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整个七军团的战争机器已开始上紧了发条,运转起来了。

部署完七军团的工作,刘一民赶到红军大学,要求肖劲光加快课程进度,取消周六休息,七月上旬必须完成所有课程,准备让学员提前毕业。

晚上回到家里,刘一民交待唐星樱,最近有空的时候,教教父母学点军事常识,最起码知道躲避空袭,会开枪。毕竟是红军干部了,要有自保能力。

唐星樱问是不是要打仗了?

刘一民说短期内红军不会打仗,可能会组织演习。

唐星樱不相信,说他不相信妻子,不打仗为什么想起来让父母学打枪啊?

刘一民笑着说:“我是红军的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陕西省军区司令,我的家人不会打枪,别人会笑话我的。再说现在毕竟是战乱年代,就是有警卫员,也不如自己会打枪。让别人保护,哪里有自己有方未能力来的舒坦。”

唐星樱这才相信。

吃过饭,刘一民扯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会走了,也会喊爸爸了,稚嫩的声音、蹒跚的脚步、虎灵灵的眼睛,刘一民看一眼心里都是甜的。小家伙也可爱,没走多远,就张着小手喊爸爸抱。刘一民哈哈大笑,把儿子抱起来,亲了几下,就抱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

唐星樱看丈夫如此宠儿子,心里幸福得不可言表,紧紧地跟着刘一民,一家三口在院子里甜甜蜜蜜地漫步。

走着走着,刘一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北平城下,不知道此时二十九军对日军有所防范没有,要是还是象历史上那样,就得吃亏了。明天得想法怎么着提醒他们一下,让他们提高警惕。再一想,就觉得自己发晕。二十九军将士哪一天放松过警惕啊!只不过他们当家的宋哲元摇摆不定、心存幻想而已。这个时候,宋哲元怕是还在老家装深沉呢!

算了,既然日本人要侵略,要打,那就让他们来吧。让他们葬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火海中吧!小日本,老子已经迫不及待了!爷爷在等着你们呢!

第一八四章 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军国主义泛滥的疯狂国度了。

所谓“军国主义”,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虽然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军队无法无天,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可以管政府,一切为了侵略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是山下有朋。

日本近代陆军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这一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1877年(明治十年),被内讧赶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发动了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从鹿儿岛、九州北上,包围了熊本。西乡隆盛反叛的旗号不明不白,竟然是“有话要对政府说”, 还放出话来,说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明治政府派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开始平叛。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总算把叛乱镇压了。事后总结教训,弄了三条,一个是文官挂帅,一个是武将事事请示贻误战机,另一个就是没有好的参谋。这三条教训总结出来后,对日军日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不料这边刚总结完教训,那边就发生了竹桥兵变,200多个炮兵因为军饷、评功等问题反他娘了,在竹本兵营里,架起大炮,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就打开了。

这个事件,给山县有朋在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系提供了契机。

山县有朋这个时候已当了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卿,为了维持军权,他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大道理为借口,把军队统帅权从政府和议会那里拿过来,直接交给了天皇。这就是日本独有的“统帅权独立”。在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表述为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就为日本形成军事体制军政、军令分开的二元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军政、军令二元制,实际上就是政略、军略背离,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不统一,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隐患。可当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伊藤博文到死都没有想到,他制定的宪法上的这个漏洞,最后成了埋葬他和许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帝国的黑洞。

日本军政、军令二元制的标志,就是1878年12月5日成立参谋本部。本来,在西南战争中,暴露了军令不畅、指挥不顺、参谋不力的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陆军省参谋局的力量。但山下有朋却把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自己做了第一任参谋总长,直属天皇领导,直接掌管军队,让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成了军政部门,参谋本部成了军令部门。这样,政府就只管招兵、养兵,至于招来的兵干什么,那就成了参谋本部的事情。如果政府过问,就是侵害统帅权。

法律有了,体制有了,推行军国主义的主要指挥机构参谋本部也成立了,但是缺少急先锋。于是一群战争狂人、后世俗称为“昭和军阀”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登场了。

山下有朋这帮人开始决定开办陆军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参谋,当然后来这些参谋都成了日军的主官,没有成为主官的也在努力成为主官。

日本人请的陆军大学导师是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招收的学员都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服役2年以上、年龄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这个招生方法和体制有三大隐患,一是梅克尔只是一个战术专家,自己本身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然他的战术课很成功,从地图到沙盘到现场,都可圈可点。但那也只是培养了一批团级水平的指挥官,导致日军单场战斗可以打得漂亮,遇到国家级战争必输无疑。二是招收的学生都是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士官学校一路考上来的学生,只有他们才能在陆军大学10%的录取率中胜出。不过,这些学生从小就是在军队环境里长大,不了解社会,也不懂政治,学的是打仗,会的也是打仗,一旦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又没有力量能制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三是陆军大学没有辎重科目,这就形成了后世日军不重后勤辎重、军纪败坏的恶果。

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而日军又规定了只有陆大毕业才能当参谋,这就形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在外国人看来,军队属于政府领导,军队的参谋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但日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军队指挥政府,参谋指挥主官,少壮派军人习惯于下克上。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参谋们,把中国大地当成了他们建功立业的乐土,肆意妄为,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内阁设有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是俗称的陆相、海相,都是有现役陆军、海军代表性将领担任。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军方的利益,这两个人一辞职,只要军方不再派新的人选去担任陆相、海相,内阁自然就垮台了。因此,日本政府内阁是世界上最容易垮台的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鼻祖、日本侵略扩张的源头性人物山县有朋,就是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在建成军国主义体系后,山下有朋提出了做“东洋霸主”的目标。

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生前除了是个军事官僚外,还做过日本政府第三届、第九届两任首相,炮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坏事做绝。他一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死。用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石桥谌山的话说,那就是“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山下有朋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型,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将霸占朝鲜、攫取满蒙的目标逐一实现。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惩膺支那的疯狂迷乱中。不要说是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数也都疯狂了,他们期待天皇、军部、皇军勇士扩大侵略,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如果还有人保持一丝清醒的话,那么他必将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绊脚石。

现在,日本人的目光饿狼一样,紧紧地盯住了华北。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日军继挑起华北事变后,没有停步,一方面加进拉拢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备战主角就是华北驻屯军。

到了1936年,日军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它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事件一是诱发了日军的“肃军”运动,二是导致了广田毅内阁上台。广田毅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军部威迫下,恢复了已经废止的军部大臣现役制,二是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是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历史上,战后作为文官的广田毅之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两场事情的后果就是战争。“从二二六事件”开始,政党政治彻底退出日本政治舞台,政府沦为军部的一件工具。军部带领日本全力以赴冲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

华北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因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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