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红星传奇-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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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了看《新天津报》记者，刘一民沉声说道：“日军是一定要大举围攻天津的，我本人决心固守天津。但是，我实事求是地说，就是我牺牲在这天津城下，这天津也未必能守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虽然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暂时在天津不一定能存在多长时间，但他是一面旗帜，将永远存在于天津英雄儿女的心目中，我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部队和人民就在这天津周围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直到彻底把日寇打败为止。我相信，长则六、七年，短则四、五年，天津必将会彻底回到人民手中。到那时，我愿意与天津人民一道，为建立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更加充满魅力的新天津而奋斗！”

刘一民说完，《新天津报》记者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哽咽着说：“谢谢刘市长，我愿意拿起枪跟着你去战斗，为保卫天津而流血牺牲！”

记者会后，刘一民马不停蹄，召开了天津各界代表座谈会、天津工商企业代表座谈会，向大家说明动员企业搬迁和动员原来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文化界、教育界、金融界主要人士到根据地去的必要性。

文化界、教育界好说，人心也比较起，许多进步师生、进步人士这两天就一直在帮着部队做工作，大部分人都愿意随军离开天津，参加抗日。

工商企业相对麻烦一点，因为那毕竟是要依靠市场存活的，办企业也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水电路等条件。有的企业一搬迁，就等于暂时歇业。除非教导师现在就有稳固的根据地，可以让他们发展。

当然，刘一民也知道，有些企业是不愿意搬，短期内也不可能搬走的。比如电厂，那些设备岂是说搬就能搬的？不过，刘一民提出的总要求就是破坏日军的经济资源，和日军打经济战。实在搬不走的企业，最起码也要把设备藏起来一部分，把技术人员带走，让日本人为恢复企业开工焦头烂额。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我们的民族工业来支撑侵略战争。

刘一民还拿沈阳兵工厂和辽宁的一些企业做比喻，说明日军侵华战争最少40％的军火都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我们的工人为了微薄的工钱加班加点的干，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成了打我们自己同胞的利器，这个悲剧决不能在天津重演。然后刘一民又拿太原作例子，表扬太原人民有觉悟，为了抗日，太原所有工厂的设备全部被拆除，运往了大后方。结果日军第二次占领太原，只得到了一座空城，连粮草补给都得从河北、东北和日本运。估计要不了多久，太原的鬼子就会饿肚子。如果天津也能这样，那华北的日本鬼子的日子就难过了，很可能能加速抗战胜利进程。

刘一民的话对天津工商界震动很大，与日本人打经济战是个新思维，这些工商界人士基本智商都可以，马上就展开了讨论，许多能搬的小企业都愿意搬，就是搬不走的也表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愿意按照八路军的要求采取措施，最起码也得让企业停工一段时间，让小日本也着急上火一把。

见这些工商企业人士积极性蛮高，刘一民就告诉那些搬不走的企业主，要和日本鬼子斗心眼，要表面听日本人话，暗地里帮助八路军，这叫黑皮红心。凡是帮助八路军和共产党抗日的，各根据地都会给大家记一本帐，将来胜利后该给补偿的补偿，该表彰的表彰。如果昧了良心，出卖同胞，一心一意为鬼子卖命，那对不起，他既然这次能袭占天津，下次还能，那些被枪毙的汉奸就是前车之鉴。

这连拉带吓的，把那些不愿意搬或搬不走的企业主搓得面团一样，纷纷表示要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想方设法支持八路军抗日。

刘一民见基本达到目的，也不再多说，让各工作队按照各自的计划抓紧分头工作，抢时间搬运物资设备，一定要把把天津搬空落到实处。

第二四七章　沸腾的天津（六）

收到教导师占领天津的捷报后，再过20多天就要满70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激动地念了半个小时的佛经。念完，林森老人净手拜香，为教导师长刘一民题写了“抗战必胜”四个大字，又让秘书从他的私人存款中提出20万元，转交中共代表，说明是国民政府主席对英雄的教导师的奖励。

做完这一切，林森觉得还不够，拿起笔，开始撰写《戮力同心，抗战必胜》的文章，准备在报纸上发表。文中说，此次收复天津，充分证明日军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决胜信念。为什么教导师出征以来、屡创佳绩、迭开名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畏敌、不惧敌，敢于向敌人的心脏捅刀子。相对于那些闻警溃退上千里的上将、省主席，教导师可谓我军模范。

写着写着，林森感觉精神旺健，笔锋一转，写到：“特别是教导师在天津代表国民政府公开宣判汉奸特务，大快人心。打响卢沟桥事变的日本特务茂川秀和被处决，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一二八事变的认贼作父的川岛芳子被处决，率先在冀东发动叛乱、成立伪政府的殷汝耕被处决，开门迎贼、成立伪天津维持会的高凌慰被处决，一大批甘心事仇、充当日寇走狗的汉奸统统被处决，维护了国法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充分说明了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我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正告那些已经当了汉奸和有心当汉奸的人，立即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否则，国军收复失地之日，就是汉奸受惩之时，有殷汝耕、高凌慰的下场为证。”

写完，林森让秘书立即拿去报馆、电台发表，自己开始动笔抄写佛经，为死难同胞祈福。

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蒋介石接到捷报后，马上与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召集军委会各部长官紧急商议天津收复后的敌我态势。

白崇禧判断，根据目前日军动向，其华中方面军13师团在侧翼保护下，已侵占滁县、来安、六合、全椒地区，战略目的必然是企图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打通津浦线，沟通华北、华中两个战区的联系。其华北方面军兵分三路，一路沿津浦路攻击前进，目标所向必然是徐州，企图与华中方面军回师徐州；一路沿平汉线前进，与我军在黄河北对峙，随时可能度黄河南下；另一路全力在山西攻击作战，继二次占领太原后，很可能向晋南发动攻势作战。现在，刘一民教导师收复了天津，势必打乱敌人的部署，极大地调动敌人。预计敌人必将从太原、山东、华中、东北抽调部分兵力回援华北，夺回天津。

鉴于教导师在山西消灭4万日军的战绩，加上这次又袭占天津，再加上教导师两次破坏日军华北各机场，白崇禧又进一步判断，日军很有可能恼羞成怒，暂时放弃其他战场的攻势，以重兵集团全力围攻消灭教导师。当务之急，我军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抓住敌人战略部署被骤然打乱的有力时机，华中、山西、华北各部队要一方面抓紧整训补充部队、储存物资、修筑工事。另一方面要全线积极出击，袭扰、阻击、牵制、压迫敌人，支援天津方面作战，缩小敌人战略空间，改变战略态势。第二，应立即电令教导师，在敌人合围前务必放弃天津，跳出敌人包围圈。否则，教导师将有极大危险。

何应钦同意白崇禧的判断，但对敌人会调动多大规模的兵力围攻教导师，提出有待进一步的情报分析。总体上看，教导师此举是打在了节骨眼上，一招使全局皆活，缓解了华中、山东、山西的危机局势。不过，从全国抗战大局考虑，教导师在天津坚持时间越长，对全国战局越有利，最起码可以争取时间，实现委员长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设想。要是教导师能在天津坚持半年，那我们至少可以再编练50个师的部队投入战场，双方力量对比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张群此时担任军委会政略部部长，一听何应钦的意思是要牺牲刘一民的教导师以吸引敌人，心里直打颤。他知道，大多数国军高级将领恐怕都希望教导师这支改编自红七军团的部队在与日军的血拼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放在不认识刘一民以前，他绝对也是这种想法。但现在他的想法略有改变，因为中日国力差距太大，不是一两场战役就能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打败日本人的，这个时候把教导师这样精锐的部队牺牲掉，对中国抗战来说，绝对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忍不住张口就说：“我不懂军事指挥，但我知道健生说的有理，达到调动敌人、缓解战局危机状况的目的就行了，应该命令教导师马上放弃天津，决不能让鬼子包围在天津。天津是个海滨城市，日军飞机大规模轰炸的话，不要说教导师了，恐怕天津城也会化为灰烬的。再说了，编练50个师也不一定能比得上老骨干部队，教导师一个师敢去打天津，新编练50个师敢去打天津么？抗战的路还长着呢，以后还需要教导师这样能打善拼的部队去与日军厮杀呢！再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恐怕急于消灭教导师，就是我们命令他们撤离天津，也不一定能安全的撤出来呢！”

蒋介石黑幽幽的眸子在张群脸上扫来扫去，吓得张群额头上直冒虚汗。

何应钦似笑非笑地看着张群受窘，一言不发，其他人也都噤若寒蝉。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说：“天津是华北重镇，中外观瞻所在。收复天津，可以让国际上都知道日本人也不是什么吃人的老虎，也是有弱点的。虽然前方攻势凌厉，后方却极度空虚。这天津能夺回来，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夺回来的？所以，收复天津是大捷，是大涨国人信心的大捷。娘希匹，这刚占领天津怎么能马上放弃呢？最起码也要坚守上十天半月的。不过，这教导师也不能就这样让日军困死在天津，那样的话，岂不是正中日军下怀？这样，刘一民作战喜欢忽东忽西，让日军摸不着头脑，干脆就让他在天津周围机动作战，牵制华北方面军主力就行了。天津必须坚守，至于什么时候从天津撤退，参照南京保卫战的成例，军委会不做硬性规定，有战场指挥官自行决定。另外，日军航空兵力量强大，天津机场的战机在那里极不安全，发电让刘一民把战机想法飞到洛阳，交第一战区管理，然后再飞回后方。以军委会名义，奖励教导师20万元，以资鼓励。”

蒋介石这一说，何应钦马上就附和说：“委座站的高，看得远，这平津地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足以养活一支大军，加上可以随时威胁平津，犹如一根芒刺插在日军的喉咙上，既能收到牵制日军的奇效，又可以让刘一民不囿于固守天津一地作战，避免被日军合围，实是万全之策。”

白崇禧砸了砸嘴，还是什么也没有说，眼看着侍从室值班参谋按照蒋介石的意思起草了命令，呈蒋介石签字后拿去发报了。

接下来的气氛有点沉闷，蒋介石见大家都不说话，就让各部长官散会，留下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根据研判敌我态势结果，研究如何阻击迟滞敌人、阻敌增援天津的作战部署了。

刘一民开完工商业代表座谈会后，晚上就在起士林西餐厅举办酒会，约见各国驻天津总领事和租界代表。

刘一民本意是不想见这些外国人，因为这些家伙和日本鬼子在侵略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让他和侵略者举杯欢宴实在是难为他了。但是，来自未来的他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马上就要拉开了，大变在即，见见这些外国佬，离间一下他们和日本人的关系，让日本早点失去工业原料进口地，刘一民还是乐意做的。

天津的租界开始于英国设立租界，最早有英、法、德、美、俄、日、意、比利时和奥匈帝国九国租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租界最多的地方。其中德国租界和奥匈帝国租界，由于段祺瑞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时顶住各方压力，坚决对德、奥宣战，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姿态收归中国。俄租界是在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放弃在华一切特权的意见，中俄谈判后收归中国。美租界设于1862年，当时正值美国国内战争，美国无暇进行开发，于1880年宣布放弃，可惜清政府没有接受，直到1902年，美国私自把租界交给了英国，并入英租界。比利时租界也基本没有开发，1931年经民国政府与比利时谈判收回。

这个时候，天津有英、法、意、日四国租界，沿海河两岸建成国中之国。日租界不用说了，教导师消灭了他们的警卫力量，连日侨都被抓了起来。其它三国租界的代表接到通知后，都准时来到了起士林，

连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等天津四大洋行和一些银行的代表都来了。

一些各国驻华北记者和租界办的报纸的记者也参加了酒会。

担任刘一民英文翻译的，是教导师政治部干部科长杨大林。今天晚上，杨大林根据刘一民的命令特意换上了西服，小伙子一下子就显得非常精神。

酒会开始前，刘一民按惯例致辞，他说的很短，大意有三点：一是代表天津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收回日租界，没收所有日伪资产，依照中国法律审查日侨在中国所犯罪行，该枪毙的枪毙，该判刑的判刑，该处以罚款的处以罚款，该无罪释放的无罪释放。二是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幻莫测，希望各国驻天津使领馆人员能够如实向本国政府报告日军惨无人道的侵略情况，声援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同时，希望各国政府警惕日本侵略者，携起手来，共同制止日军扩大侵略。三是希望租界管理方，尽最大力量保护租界内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杨大林翻译后，参加酒会的人都听的目瞪口呆，一个是想不到这个新任天津抗日民主政府市长，一上来就杀气腾腾地宣布收回日租界；另一个是想不到这个中国将军竟然说日本还要扩大侵略，难道日本还敢侵略英国、法国不成？于是，那些记者们首先忙乎起来了，不停地拍照，接着就要求进一步采访。

刘一民宣布收回日租界后，就达到了举行酒会的主要目的，加上累了一天了，就有点不想再接受采访了，委托蔡中去对付那些记者，自己抓紧填饱肚子，就端着红酒杯向英国总领事潘乐纳走去。

潘乐纳来中国已经十几年了，是个标准的中国通，也是个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在他的支持下，英租界一直在明里暗里实施扩张。刘一民找他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追回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撤离天津时存放在英租界里的资产。因为他知道，英租界最后是把这笔资金交给了日本人。

两个人互致问候后，潘乐纳笑眯眯地问：“亲爱的刘，你看上去太精神了。请问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为你效劳的么？”

刘一民知道这是一只老狐狸，但又没有时间和他磨叽，就开门见山地说：“总领事先生，我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来取回我们存放在英租界的资金，请你安排一下，明天上午9点，我会派人前来提取。”

潘乐纳马上就连连摇头，张口就是NO、NO、NO，然后就说据他所知，英租界没有接受过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

刘一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马上就说出了资金的交接时间、地点、交接人、数额和存放地。

潘乐纳见赖不过，就提出这笔资金主要是金条和银元，当时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密约，必须是两个银行的代表亲自来提，其他人一律不行。这是行业规矩，谁也不能破坏。

刘一民耐心地告诉潘乐纳，天津抗日民主政府就是受两个银行的委托，来提取这笔资金的。当时，两个银行只是面临日军进攻，来不及运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