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红星传奇-第7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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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曾中生、蔡中又转来了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的电报，称冀中肃托异常严厉，采取发动军中相互揭发的办法，揪托派分子，牵涉到部队，要枪毙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请刘一民务必设法救救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原来是河北游击军第二师的师长、参谋长、团长，刘一民在南宫时都见过，冀中部队整编时还特意安排了段士增的职务，而且还把孟庆山由原来方案中的冀中军区副司令调整成了政委，怎么现在又出现了肃托呢？冀中能肃托，其他地方呢？

在刘一民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经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很多历史问题都有了正确结论。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淘尽历史尘埃后，人们对他们都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托派问题也是这样，充其量也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左翼派别。直到刘一民穿越前，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仍然在比利时召开世界大会，而强大的苏联早已经随着苏东剧变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个时候不同，由于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失败，流亡国外，并被苏联三次缺席判决死刑，托洛茨基的主张被冠以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反动派的代名词。

由于托洛茨基和他的主张，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托派”，　是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派的简称。中国也有托派，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利斗争的产物，根源在于如何指导中国革命。1928年12月，一些因在苏联留学时拥护托洛茨基被驱逐回国的中共党员，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出版了杂志《我们的话》，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三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再后来，到了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王明、康生从苏联回来时，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义为名搞大清洗的最后阶段。深受斯大林肃托影响的王明、康生，一回国就按照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精神，炮制了肃托论，组织领导肃托工作。

此时陈独秀已经出狱，思想发生了变化，两次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叶剑英、博古，提出愿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王明听说要与陈独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王明这个说法原则上是照抄苏联对托派的政策，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则事出有因。主要是因为托派成立后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也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观点极左，很容易为国共双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员陈仲山给鲁迅去了封信，还邮寄了宣传品。此时鲁迅已经重病，无法回信，就由鲁迅口授、冯雪峰代笔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学期刊》和《现实文学》同时发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指斥托派的话：“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骂过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高潮时期，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奸细。

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说陈独秀是汉奸就是从这里来的。

康生这人最大的特长就是紧跟领导。他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来，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康生不听他的听谁的？于是，康生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在国内公开诬陷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的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是汉奸。

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非常恶劣。原因是陈独秀此时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虽然他在中共党史上犯过错误，但并不等于他的人品有问题。康生的文章在《解放》杂志上一发表，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为是共产党中央的精神，纷纷发表文章，要中共拿出陈独秀是汉奸的证据。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黄，哪里会有什么证据？但就这么奇怪，还真的是形成了一种托派即汉奸的奇怪论调。

这些东西刘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轻轻一点就能搜索出来。有些东西是党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学术杂志和网络上看到。象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问题，就是政治环境稳定后的研究成果。

自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蛊惑、走错一步后，党内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够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机会来了。

去年9月，托派在法国召开了国际性大会，成立了第四国际，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很晚，已经是六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了。加上八路军在山西作战时，缴获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的文件，上面说要与中国的其它势力合作，共同对付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八路军。

康生得到这些情报后，如获至宝，拉着二胡在音乐的旋律中冥思畅想后，在中央党校就大讲特讲托派的危害，讲肃托的重要性，讲共产国际对开展肃托运动的要求，讲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对肃托运动的部署。

托派最有特色的主张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下讨论革命问题，也正是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民主，导致内部分裂。要是在和平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领导对托派都不感兴趣，原因是托派一直攻击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一来，康生煽动的肃托运动在个别地方又开展起来了。

刘一民穿越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跟着党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为了减少内耗损失，没有少做工作。但是现在一看曾中生、蔡中的电报，就知道战争年代太残酷了，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性，有些政治运动想避免都避免不了。加上有心人从中撺掇，事情就更复杂了。

以刘一民的性格，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凡事都得讲技巧。历史上冀中肃托最后是被贺老总制止的，但是现在由于日军对冀中的重兵扫荡，120师还没有到冀中来，他们正全力向北发展。看来，还必须得刘一民来出手制止冀中肃托。

刘一民当即以山东局、山东军区、教导师首长名义，给冀中区党委、集中军区发报，以中央授权其关键时候统一指挥山东、冀中、冀南我军的名义，责令冀中立即停止肃托运动，释放所有被抓人员，责成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司令员吕正操保护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责令组织发动肃托人员向晋察冀军区、北方局检查。命令蔡中代表山东局、山东军区、教导师到冀中巡视工作，责成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司令员吕正操保护蔡中安全。

发完电报，刘一民又给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发去了密电，报告说肃托是苏联党内斗争的产物，斗争双方谁对谁错，都有历史评说。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肃托，苏联党在统一思想的同时，清洗了大批骨干干部，包括共产国际首任执行书记季诺维耶夫，损失及其惨重。这个苦果很快就会显现，而且是要用苏联红军大清洗后战斗力急剧下降来表现。托洛茨基毕竟是苏联党、国家、军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党内争端完全可以通过温和一点的办法解决。就象我们对张国焘办法。象现在这样把托洛茨基流放国外、又三次缺席判决死刑，只能让那些白俄残余看笑话。我党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苏共是兄弟党的关系，对苏共内部的争斗以不建议、不发言、不参与为好。至于中国的托派，骨干是我党派到苏联留学受托洛茨基影响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应该说是共产主义阵营内持不同政见的革命者，说他们不顾大局可以，说他们观点极端可以，说他们过于理想化、幼稚也可以，但不能污蔑他们是汉奸。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文人革命者，骨干人员都是铁骨铮铮，生活都极其困难，哪里会和日本人有牵连。此事找冯雪峰和《救国时报》编辑即可调查清楚。陈独秀是我党一大到五大的领导人，是我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往他身上泼脏水等于是往共产党身上泼脏水。虽然他被开除出党，虽然他的主张和我党现在路线有差距，但全社会都公认陈独秀是我党创始人，而且陈独秀也一直主张抗日。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我党著名烈士。烈士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他们的老父被污为汉奸，作何感想？国人又如何评价我党？说陈独秀是汉奸，证据何在？建议中央调查，找冯雪峰即可了解他代笔以鲁迅先生名义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来历，找鲁迅夫人许广平就能找到陈仲山前后给鲁迅的信，找《救国时报》编辑可以弄清楚是谁、依什么证据说陈独秀是汉奸。这个问题不难调查清楚。

刘一民在电报中还报告了冀中肃托要枪毙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的事情，并报告了自己的处置。而且还说，等蔡中到冀中了解清楚后，会向中央详细报告。

考虑到冀中党委受北方局领导，集中军区受晋察冀军区领导，刘一民诚恳地向主席、周副主席和朱老总检查，说是人头掉了不会长出来，事急从权，请首长们批评越权之错。

刘一民不知道，此时的冀中肃托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孟庆山给曾中生、蔡中发完电报后，急的如坐针毡，眼巴巴地盼着刘一民回电。

这段时间，冀中来了肃托指导组，领导冀中肃托。冀中我军又得和日军作战，还得肃托，压力越来越大。

对于什么是托派，孟庆山并不清楚，全冀中党政军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奇妙，越是大多数人说不清楚的事情越神秘，越不可捉摸，只能按照肃托指导组的指示去执行。

孟庆山毕竟上过红军大学，见识过苏区肃反的可怕。因此，看着许多人莫名其妙地被抓、被杀，他马上意识到不对，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肃反指导组的同志们告诉他，他是老红军干部，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央让肃托就肃托，否则的话要考虑后果。

第七三八章　枪下留人（续）

如果放在原来的历史，孟庆山只能退缩，但是现在与历史不同，孟庆山是冀中军区政委，不是原来的副司令。加上上红军大学时刘一民灌输的思想，让孟庆山变得坚强起来，坚决抵制肃托扩大化。

这年春天，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政策，国共合作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山东地区由于我党我军占有绝对优势，还不太明显，其它地方已经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陆续成立了锄奸部，任务就是开展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地区由于肃托和锄奸凑到了一起，形势变得格外紧张。

对于某些人来说，搞内部清洗那是轻车熟路，在行的很。找不出托派分子、找不到特务，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就开始逼供，直到被抓的人受刑不过开始胡乱攀咬，供的人越多，肃托指导组、锄奸部的成绩就越大。

肃托的矛头最先对准的是原河北游击军整编的部队。原因是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原来都是冀中地区的农民，虽然编成了八路军正规军，但当农民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掉，爱发个牢骚、给领导提个意见，肃托一开始，让互相揭发，看谁有托派言论。这下乱套了，本来都是战友，一起和小鬼子拼命，但是互相揭发，你说我、我说你，越说问题越大，竟然揪出了一大批托派。

冀中部队都是新编部队，没有见识过肃反的可怕，因此，有些部队在找不出托派的情况下，就以近乎玩笑的形式报个人凑数，结果可想而知，玩笑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头。到后来，连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原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8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5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第二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杨万林都被抓了起来。

第二师是河北游击军主力，冀中部队整编后，第二师编入了四分区。1937年刚拉队伍时，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出各村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个村，就有哪个村的地主出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各村反动地主对第2师的仇恨。1937年底，他们联名告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诬蔑第2师抢劫，幸有保东特委翟家骏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使该阴谋未得逞。后来，由于八路军的发展，吸纳了一部分地主子弟。这些人有文化，在部队中提升很快。而冀中我军属于新编部队，政治教育与主力部队有明显差距。这些地主子弟中的一些人思想没有转变过来，当了八路军干部后开始算老账，正好遇到了肃托，他们就告段士增等人强抢民粮，是典型的土匪作风，并诬告段士增在家里盖起了二层楼。

吕正操入党晚，对党内斗争不熟悉，当八路军时间不是很长，又担任了冀中军区司令员，执行纪律很严。一见有人联名举报原河北游击军第二师抢民粮，就马上要求召开冀中军区党委会讨论处理。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段士增他们弄开粮店，抢粮食，是土匪行为，应该处决”，孟庆山极力反对，说是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行军，紧急情况下，从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