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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族档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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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离开以后，我和爸爸关上门。多少年来，爸爸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我们说到很晚，说了好几次，睡觉，明天再说，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从头说起。当我们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行军床上更加如卧针毡，睡不着，却连身也不敢翻，生怕惊动了爸爸。一会儿，我听见爸爸轻声唤我，问我睡着没有。我赶快答应着，说没有。爸爸说：“这下我要翻个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来也是睡不着，为了不打扰我，也是连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从六年以前我决心和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个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整个人都像要飞起来。当我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多年来我们生活在多么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这个懒散的早上怀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个温柔乡，想起了我睡过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暖箱。因为我的革命决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艰难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亲近我早年养成的贪图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显然越来越不坚定了，想到这一点，我又忧郁起来。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房问：“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爸爸说：“专案组都是这样于的，原来我的房子里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来。”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说到爸爸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要把话扯得远一点。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因为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其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延安，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实际上是在彭德怀的指挥之下。左权任参谋长，爸爸正从抗日军政大学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不久。战前，左权曾打电话给爸爸。在电话中左权很兴奋，他对爸爸说，此次作战是华北地区的一次大破袭战，作战部队已经突破100个团。他要爸爸积极配合布置好宣传政治工作。爸爸自然也很兴奋，因为从参加革命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在一起作战。爸爸不仅十分有效地布置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彭总的要求下，他四处联络督战。因为，依他的观点来看，这次百团大战不仅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全国的战局。在敌人扫荡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还随彭总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关家垴战斗。
历时三个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军史、党史都对此次战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时的中央认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未经请示主席和军委，是彭德怀擅自决定的。不过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未公开，爸爸当然不知情。
1941年到来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党全军悲愤万分。彭德怀认为这是又一个“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破裂，中国会再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他要爸爸起草一份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他对时局的估计告诉部队，并要部队特别注意进行阶级教育。爸爸自然按着彭老总的意思起草了电文，并很快拍发给了部队。没想到，这种看法和分析与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有出入。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之后，马上拍了个电报给彭老总和爸爸，批评他们未经请示就作出举动，也批评了他们在电报中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爸爸见到毛泽东的来电之后感到很紧张，觉得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他马上以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把给部队的电报收回并通知作废。同时，他还给毛泽东另发一电，除向毛主席作检讨外，并说明这个电报是由他起草的，这部分责任应由他负。
事情本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爸爸没有十分放在心上，因为这类事情是工作中经常发生的。观点看法上有不同，举动行为上自然有出入。发电报也好，百团大战也好，都是为了抗战胜利。何况百园大战从军事上说是胜仗，它打击了日本鬼子和敌伪军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党中央毛主席批评了就检讨，该收回的收回，从个人情感上说也没有造成多大的隔阂。爸爸说自己在和彭德怀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不仅因为他当时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在前方的负责人，也因为毛主席和中央是信任和重用彭老总的。
但是，这件事情在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尤其是华北座谈会以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3年12月爸爸回延安参加整风并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前线的许多干部也陆续接到通知回延安参加整风。当时的延安因为一下子聚集了许多人，消息也特别活跃。这时，爸爸听到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皖南事变”后，他和彭老总发给部队的电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向毛泽东做了检讨之后，彭老总曾直接电告毛泽东，说他自己疏于检查，所以才会有拍发电报给部队的错误。这个说法在爸爸心里引起很大的波澜，一向耿直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外，爸爸也很想知道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爸爸按捺不住向彭总问起电报的事情，他的本意是想通过毛泽东的某种影响解开这个堵在心里的大疙瘩。彭总说：“我看你当时看到中央和主席的来电很紧张……”彭还未说完，毛插话说：“犯了错误，受批评，应当紧张，难道还应该轻快？”这样一来，场面僵住了，爸爸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谈话也进行不下去了。疙瘩不仅没解开，反而越结越大了。
再后就是华北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彭老总受到了中央的批评，爸爸再一次吃惊地得知，百团大战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既未请示中央，也未请示军委，是彭德怀同志擅自决定的。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表示他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
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电报，都使爸爸一时对彭德怀很不满意，并在这次会议上对彭老总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这样的话自然很伤感情。
彭老总更是个性坚强的人，对于爸爸的两次顶撞自然不满意。尤其是爸爸当着毛泽东和他的那场谈话，两种方式都是他不能谅解和接受的。他曾经说：“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告。”这些话反映出成见已经很深了。
除了这些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建国以后，又发生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情。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从此尽人皆知，包括“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它的要害是“罢官”，显然是跟彭德怀没完的意思。而爸爸从来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把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自然很有些伤感。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彭老总的那间病房很注意，有时在走廊里走走，会看到卫兵端饭进去又出来。我们能看到他吃得很少，有时还会从那间病房里传来吵闹声。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爸爸读报纸，爸爸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老总病房的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爸爸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爸爸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过了好半天，才又愤愤不平地说：“死了也不准看吗？”我猜度爸爸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相互理解的倔强的人，他们是否能在这一次的同处逆境中找到沟通的机会呢？
没有机会了，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的11月因直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处一个走廊的病房里。一代名将彭德怀在这里孤独地离开人间，他病重期间一再要求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去世后，遗体被秘密火化并化名送至四川。
劫后余生的团聚，因那么多人没能够团聚而显得黯淡。庆幸之余，一种痛定思痛的气氛在我们家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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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好日子
但是我给自然的法则是禁止他永远在乐园里住下去。
——《失乐园》405页
经张爱萍同志介绍，爸爸决定到福州去治腿。福州有一位林姓祖传中医骨科医师，对于骨科的各种疾病都有一些独特的治疗办法。现在回想起来，爸爸一直到死都没有接受过自己已经丧失站立和行走能力的事实，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动了心。
当时在福州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福州省委书记廖志高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尽管上面对爸爸的出行还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什么不许称首长，不许公开身份，不许随便会见客人等等。但是当我们到达福州，见到这些叔叔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神和搀扶爸爸的姿态里，我们看到了战友重逢之后的欣喜和对一个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本色的老战士的崇敬。这种感情自然超越了任何规定的限制。在他们的安排下，爸爸有了一个愉快舒适的休养环境，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身心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休息。
这是一段十分美好，令我永世难忘的时光。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爸爸，这在我们父女的共同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会常常觉得爸爸离我十分遥远。六年的隔绝造成了一段空白，六年的苦难成为爸爸和所有人之间的一个鸿沟。面对这个身心疲惫的老人，我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倍经心，生怕在无意之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些巨大伤痛。但是这种状态很快过去了。在那个静谧的，被高大的玉兰树和木棉树遮掩的院子里，在福州汤井巷一号那清香、润湿的空气里，在那些被翠绿的竹林环抱的池塘边，在那些青苔和落叶盖满的石子小路上，我们的心很快都舒展开来。
爸妈和我三个人在那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我甚至幻想和希望我们会从此被世人遗忘。我们每日早起的互相问候，白昼里无休无止的谈话，晚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都充满了那么柔美的含义：深长的爱护、周到的体贴。我原来以为只有陷在热恋中的情人才会如此行事。
一天下午，我在离爸爸窗下不远处闲坐。透过一扇半开玻璃窗的折射，我看到他在房中读报。大约因“文革”耽误了浪漫年华，所以信不信由你，反正那天已经二十有四的我，手里不仅真的拿了一把吉他，而且曼声弹唱，做小女子状。我弹着，唱着，忽然有些不能专注，一抬头，看见爸爸已把报纸放在一边，他的眼睛望着我该在的地方（因为他实际上是无法看到我的），脸上是一副被感动的神情。我弹了许久，也唱了许久，爸爸也就那样子坐了许久，听了许久，一直到夕阳西下。我在心里祈祷时间就此停止，就此停止，让我和爸爸永远停留在这飘逸空灵的一刻吧。我忽然想到，世界上有一种或者很多种我们原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美好生活方式，崇尚恬淡、亲情，崇尚内心的平静和与世无争。我怀疑在那一刻，又是我出生时睡过的那个怪箱子在作祟，在操演它的人生在世的幸福极致了。但我知道，这种东西离我们，至少是离爸爸太遥远，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那种境界。
爸爸治腿是一件太艰苦的事情。一开始，医生们也没有什么信心。但老爸却满怀希望，并且认真投入，按时治疗，按时服药，对任何医嘱都执行得不打一点折扣，最累人的是要按时锻炼。建国以后，因为毛泽东的工作习惯，爸爸他们这些人都成了晚睡晚起的人。但那段时间，爸爸是我们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我每天都在爸爸练走的声音中醒来，那双拐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在我的梦中是柔和而不带有任何血腥气的。院子太大了，打扫起来很困难，很多小路上都长满了草，但爸爸每天练走的路上却寸草不生。看爸爸这样，我经常感到害怕，万一治疗不成功怎么得了！
不过后来我放心了。爸爸越走越好。先是妈妈看出来，后来我看出来，医生们也终于看出来了，因为他们的预言也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这种药物的疗效和这种锻炼方法的好处也被他们总结归纳得十分充分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妈妈一左一右陪着爸爸在院子里练走。忽然爸爸停下脚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试一试。”我们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见他先把腋下的一只拐杖递给我，又把另一只递给妈妈。我们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大惊失色，我看见妈妈抢上去要扶他。就在这时候，爸爸满脸带着笑，清清楚楚地对我和妈妈说：“我站起来了。”我和妈妈都呆住了。待我醒过神儿来，赶紧飞身上楼，把妈妈那架老式德国120相机取来，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仍觉得这张照片上盛满爸爸的欢乐。他气韵生动地站在那里，只要屏息静听，我就听见他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
在这一段时光里，我亲眼见到我的双亲天天相依相伴，充分享受劫后余生中的生命阳光。妈妈在秦城监狱里因乳腺癌做过一次大手术。出狱后，她曾想对爸爸隐瞒真情。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又经常去医院，又要做治疗，怎么瞒得了呢。她终于说出了真情。妈妈从未见过爸爸这样伤心，就是在上海会议期间，爸爸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是泪流满面。这一次，爸爸是嚎啕痛哭了。爸爸太知道在专案组手里，妈妈得了那么重的病，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要忍受多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而且他总在心里觉得，妈妈坐监狱是因受了他的牵连之故。我由此想到，被爸爸爱是太幸福了。我也由此决心按照这种专一郑重的程度寻找我的爱情。至于找没找到，容我后表。
这时候，虽然爸爸的日常起居已经有了一位姓孙的警卫员同志照顾，但妈妈总想为他多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爸爸总不肯让她动手，觉得她是一个更需要照顾的病人。我还听见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互相询问：昨晚睡得怎样？怎么了？为何这餐吃得这样少？妈妈去折一朵树上的花，爸爸就心惊胆战地叮嘱：“看闪了腰，看扎了眼睛。”妈妈出去回来稍晚，爸爸就会坐立不安。
这些日子里，除了与我们相处，爸爸最高兴的就是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老同志来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手掌上划三点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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