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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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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5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召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 至27 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 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准备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商议中。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西安事变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
蒋介石把中共的联蒋抗日政策误认为由于处境困难，急于同国民党妥协，他企图抓住时机消灭红军。蒋曾在1936 年10 月对冯玉祥直言，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手中的军队。他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3 点：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
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3、军队问题，这最不容易解决。所以他采取政治解决军事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妄图招降红军。当然，这样谈，国共是谈不拢的。
1936 年秋，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件以后，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蒋介石坐立不安。这年11 月22 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随后移解苏州关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
12 月初，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一批大员、将领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张讲的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一种是违心剿共，这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要么听从调动，那么三位一体就会瓦解，联合抗日的夙愿势必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即使调走，也丝毫不能缓解自相残杀的内战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毁誉和集团的安危于脑后，（张对杨说，把个人与他的一摊子全丢了，值得）采取了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1936 年12 月12 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并通电全国。周恩来在1946 年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大会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西安事变使南京极大振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派与
主和派两个派别。讨伐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和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首。讨伐派一度占上风。
宋美龄虽然不是国府委员，又非国民党中委，但她利用其最高首脑夫人身份上下奔走，四处活动。13 日，宋一到南京就找何，指责讨伐西安是考虑不周，要讨伐也应在蒋介石安全出险之后，为此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何：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应该立即进行讨伐并轰炸。
宋：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
何：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国家存亡重于个人生命。
宋：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存亡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国难深重的今天，没有委员长就没有统一的政府，除委员长外，哪个可以领导全国？
何对宋的责问十分恼火，脱口而出：妇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不许你管。
宋也大叫：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
宋看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来了个釜底抽薪，找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叫他们不要动武。戴笠每天用电台与胡宗南联系，要胡按兵不动。戴说：救委员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
这样蒋的嫡系按兵不动，何干瞪眼没办法。因此，西安事变期间，中央军与张的部队只打了一仗，此后无战事。
在各大国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中，苏联的态度最令人惊讶，一方面苏联呼吁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又对事变作出歪曲的报道。事变一爆发，苏联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姿态就是驻华代办发表正式声明，称苏联与张无任何联系，与中共更无联络，对中共行动苏联概不负责。紧接着，13日，《真理报》、《消息报》发布消息，无中生有地说兵谏是张与汪精卫合作发动的，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甚至说张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抨击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
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是十分清楚的，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的那天中午就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做了报告。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事态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因素，给亲日派壮了胆，并直接影响了国内各实力派的态度，尤其是盛世才的出尔反尔的变化，苏联的态度起了决定的影响。
张学良并不了解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原以为兵谏和联共的策略会取得苏联的支持，现在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诬蔑，因而深受刺激。在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拿着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正遇到宋黎（共产党员），面对宋张自言自语说，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一次张非常激动地问刘鼎，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日本人挑动的。苏联的错误态度，是张后来独自决定悄悄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西安事变爆发，由于电讯的封锁，消息的闭塞，使事变的许多真相，以致包括张杨的八项主张在内，也未能为外界周知。因而各界的反响莫衷一是，而无论是各地地方实力派、还是知名人士、学者，还是千百万工农大众，虽然他们对扣留蒋介石这一作法本身的认识不同甚至
完全对立，但其绝大多数坚决反对讨伐和内战的基本立场则是一致的，这深刻反映着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关头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容置疑，国内外这种强烈舆论的呼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和平解决
事变爆发当天，驻东北军的中共联络员刘鼎就向中央报告。中央所在地一派欢腾，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跳起舞，高呼口号，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有的同志提出公审蒋介石，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
是的，十年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红军战士与根据地人民恨之入骨，因此，人们必欲杀蒋，讨还血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理智很快占了上风。经过深入的反复的讨论，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央认为：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中共代表团，骑马赶到延安机场，然后乘张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到达西安是12 月17 日。在军事上，红军主力进驻东北军收缩后空出来了的防区，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进攻，就在17日那天，红军控制了延安。同时，致电南京、西安，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办法。不过这时，和平解决的方针是确定了，但对蒋的处理却还有个变化的过程。这时在给南京的电文里，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
周恩来的调停与谈判
周等到西安后，马上与张杨会谈。张原来都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就放蒋，因此，周与张在和平解决这点上是不谋而合。周充分肯定西安事变是进步的爱国的，这一点张听得很舒服，但对军事阴谋一词很反感，周恩来做了很多的解释工作，抓了蒋，可能导致内战。周在了解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后，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思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同意周的策略，不再提审蒋了。周恩来做杨虎城的工作则困难多了。杨与蒋的关系远不如张与蒋的关系深，深知蒋气量小，阴谋大，报复心强。杨的疑虑不无道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事变，周耐心地做杨的说服工作。一方面指出，蒋有赞同抗日的可能性，能够迫使他改变内战政策，参加抗日，当然要比杀了他而同南京打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要于国家、于民族有利得多。另一方面，蒋能否实行报复，并不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位一体坚持团结，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一切地方实力派，自己的力量强大了，蒋就是想要报复也不容易，况且，蒋在我们掌握之中，如无把握，我们不能轻易放他走。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崇高精神和析理入微的恳切言词，终于说服了杨。
12 月20 日，宋子文来到西安，一是为同蒋取得联系，二是为进一步探明情况。周恩来知道以宋同蒋的关系和在南京政府的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事变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抓住时机，与他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贡献。宋子文在会晤了张杨并见到蒋介石后，飞回南京，22 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作为南京政府正式派出的代表来西安。从23 日起，南京方面和西安方面以及中共方面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周首先提出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六项协议。
在谈判之后，周与蒋见了面。周首先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说：只要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听你的话，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
蒋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由于蒋介石知道他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便重新摆起委员长的臭架子，他声称，不能在协议上签字，而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放蒋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了。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分歧很大。张主张不要有什么先决条件或保证。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一些将领则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已达成的协议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然后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口气相当强硬。宋子文见信后，慌忙见蒋，蒋吓坏了，立即要宋去找张商量办法，还要他亲自去找杨虎城求情，要求无论如何尽早放他回南京。张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25 日下午他既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又没有告诉自己的部下，竟与杨秘密送蒋到飞机场，而且张更错误地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在此前，张就说过，一旦蒋接受联共抗日，他就送蒋回南京，我送他回去，他放我回来，必然成为千古美谈。周劝过他，说，政治是钢铁一般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大可不必。张当时未置可否。）
张杨送蒋去飞机场后，孙铭九得到卫士的报告，赶快去找周恩来。这一突然的情况，使周不禁大吃一惊，当即乘车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蒋介石飞到洛阳，让张下手令，要杨虎城释放蒋的全部将领及飞机，（所有的牌都打光了）随即又炮制了一篇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根本不承认什么六条协议。后来又背信弃义，把张软禁起来。虽然如此，蒋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终于避免了，忧心重重的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一夜，南京的爆竹整整响了一夜。这不仅是为蒋介石个人祝福，而是为民族的命运祝福。
在实现历史的转折的过程中，张杨两将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会议上，称张杨是千古功臣。共产党人对党外人士给以这么高的评价，张杨是第一次。张杨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
蒋介石在这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将这种态度坚持到底。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17 日，中共派代表团到达西安时，西安与南京正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之中，许多问题都还是悬而未决，中共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作了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事端，团结抗日。可以说，整个谈判实际是在周与南京方面进行的。经过周的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六点协议。
对中共的作用，宋美龄也承认：周是有力分子，甚明大体。
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位一体的瓦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是减少了内战的可能性，为实现国内和平铺平了道路，但国内和平并没有实现。蒋介石一到南京，就避而不见张学良，并拍案大叫：汉卿犯上作乱，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庭。于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这种报复行为使原来就存在的南京和西安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了极点，把矛盾推向爆炸的火山口，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军积极向陕北推进，西安方面也不会束手就擒，于是加紧调兵遣将，做了战斗的部署。张被扣之后，一切矛盾集中于杨虎城一身，处境极为困难。东北军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主战。两派都想杨站在自己一边。1937 年1月下旬的一天，东北军中层干部为主的60 多人，围坐在杨的客厅里，痛哭流涕，要求杨率领他们与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那种同仇敌忾的场面，使在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杨也深受感动，真想同蒋一决胜负，但又不能不考虑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团结抗战这个大局，左右危难。这时中共中央也很为难。周恩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最难作出决定的事。周考虑到虽然从总的形势出发是不应该打的，但从西安具体情况看，如果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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