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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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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语言版本的《城南旧事》也陆续问世：一九九五年，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由日本庆应大学执教的杉野元子女士翻译。一九九七年，德文版在德国出版，由德国人苏珊妮·赫恩芬柯博士（Susanne Hornfeck）翻译。一九九七年，《城南旧事》德文版获得瑞士“蓝眼镜蛇奖”，这个奖由瑞士三个教育人权基金会共同设立，每年颁给各国文学作品的德译本。二○○○年十月，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纪念《城南旧事》出版四十年，举办了“林海音作品研讨会”。
《城南旧事》从台湾走进大陆，从台湾传向国际，而且是在书出版一大段时期后，才散发出光芒。因为“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掩卷之际，读者会想，‘看哪！这就是人生最简朴的写实，它在暴行、罪恶和污秽占满文学篇幅之前，抢救了许多我们必须保存的东西。”（齐邦媛：《超越悲欢的童年》（《城南旧事》序）
《城南旧事》入选香港举办的世界“中文小说一百强”。二○○○年又被中国大陆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已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7。台湾姑娘，北京规矩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作家符兆祥说：“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写的是台湾客家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的艰苦，他被界定为台湾作家。姜贵的长篇小说《旋风》写的是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共产党进入山东的前因后果，没有人写过这件事，他写了出来，被界定为那个时代的外省作家。林海音的作品里没有政治，写的是中国人儒家传统的仁爱，她不能归属于外省作家，也不能局限于台湾作家，她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作家。林海音是不能用政治地域或国界来界定的作家，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林海音和她的《城南旧事》。台湾对林海音作品的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学术界！”
做过林海音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的彭小妍教授，也谈到这一点。她说：“像《城南旧事》这样的作品是禁得起考验的，但是，在台湾晚了一点，很遗憾，它早就该引起注意。”她认为，向往高文化水准的地方，是人类的共通愿望。对于日据时代台湾的知识分子来说，祖国当然是中国，那时的知识分子多半到日本或中国取经，像林海音的父亲焕文先生去中国找寻启蒙的根源，是很自然的事。而有林海音这样完整经历的人很少。她所做的事、她的作品都与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彭小妍说：“林海音先生不是没有根的，她的根在台湾。台湾解严后本土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每逢省籍争端浮现台面之际，由于她的京味背景，她总被排斥为外省人。然而对众多老一辈或中生代本省籍作家而言，五六十年代他们重拾文笔或跨上文坛之路，林海音是主要关键。像她这样的作家是时代造成的，台湾的人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林海音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闽南人，生长在北京，又嫁了个“外省人”，她的生命履历涵蓄了今天所说的“政治正确”的条件，她在每个立场都站得很稳，都敢说话。
林海音又如何给自己定位呢？她以一口清脆利落的北京话说：“人家爱怎么看我的作品，就怎么看，爱把我往哪儿安，就往哪儿安，我无所谓。”
林海音有两个故乡，却只有一个童年，那就是她的“城南旧事”！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
1。从“捐书”到“为台湾作家编…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她由萧乾、文洁若及张光正陪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当时的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由当代老作家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始倡的，一九八五年正式成立，主要是为了搜集、保管、整理和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译本、书信、日记、录音、照片、文物等。数年来已成立了丁玲、冰心、巴金、萧乾、俞平伯等十数位作家文库。林海音对史料的兴趣一向很大，她自己多年来把朋友、作家给她的信，还有全家人及朋友的照片，都按姓名笔画及时间先后整理出来，一本本贴好保存着，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特别有兴趣。
舒乙说：“陪同林先生参观比较省事，因为她见景生情，随时随地会把心中的故事掏出来讲给你听，而她的故事又是那么多、那么方便、那么有趣。在每个房间都要站上半天，先是听你的，听着听着，就成了听她的了。萧乾老先生拄着手杖，停停走走，笑眯眯地听了一路故事，不大插嘴，光是乐。”
那天站在文学馆的图书书架前，林海音数了数台湾的文学书，一边数一边摇头说：“不全，不全，太不全。”她说，她回到台湾，要寄一套“纯文学”的书来送给文学馆。果然，一个多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林海音寄来的四大箱赠书，一共两百零二本，“纯文学”出版的书一本也没少。后来她又寄去了早已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这套《纯文学月刊》是中国大陆惟一的一套。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的第一批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台湾当代图书。
接着，林海音号召当时台湾文学出版界的九歌、洪范、尔雅、大地等著名出版社，也把整箱整套的书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寄费完全由林海音出，这一大批书充实了台湾文库；大陆的研究学者、作家、出版社要看台湾的作品，要编字典，都向现代文学馆借。这些藏书，引起了大陆文学研究界高度重视。后来，其他的台湾出版社听说了也纷纷捐书。
“有了书，细细读来，大吃一惊，原来台湾当代文学相当的强，他们拥有一大批很有实力的作家，拥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为什么不编一套书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呢？”舒乙说。
这套书起名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每一辑出十本，介绍十位台湾作家及他们的作品，一辑辑陆续介绍下去。文学馆还请了冰心、萧乾、林海音三位担任顾问。林海音说：“我这个顾问可是又顾又问的噢。”她义务性地做这份工作。她说：“现代文学馆的展示、研究和搜集的资料相当齐全，又举办各种文学座谈会，像‘老舍文学创作生涯展览’、‘巴金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展’都颇有意义和号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该馆所筹划的《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怎能不给与支持呢！”
这个由舒乙带领的编委会，和林海音反复商量、研究、仔细推敲后，选出了十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由大陆十位对这些作家有研究的学者来挑选作品，每本字数在十八万字左右，并由编选者执笔写一篇序言和导读。透过林海音的介绍，编选者和作者直接沟通、访问、联系，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得到了作者的正式出版委任书。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一辑的十卷终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十卷是：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吴福辉编选）、余光中的《中国结》（陈燕谷、刘慧英编选）、林文月的《风之花》（刘麟编选）、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舒乙编选）、徐钟的《观光和观光客》（刘晴编选）、彭歌的《象牙球》（傅光明编选）、张秀亚的《杏黄月》（刘屏编选）、琦君的《红纱灯》（李今编选）、黄春明的《莎哟那拉·再见》（计蕾编选）、郑清文的《槟榔城》（董炳月编选）。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新书发表会在北京举行。七十五岁的林海音抱病从台湾赶到零下三度的北京，参加隆重的仪式，当天另一位顾问萧乾先生、作家吴祖光先生、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夏祖等，都热烈发言，表示对这套书出版的期望，气氛热烈。
两岸开放初期，两地出版界曾未得作者同意，出版了一些印制编排粗糙的书籍。一九九三年，中国现代文学馆认真编的这套《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使大陆读者及研究者在台湾的通俗畅销小说之外，看到了一批阵容强大扎实的作品。这个突破很重要。这第一批介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台湾早已有了地位，并拥有广大读者，但对大陆读者却十分陌生，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遑论作品，舒乙表示，十位中有六位以上是在大陆首次被有系统地介绍的。
正如萧乾先生说的，林海音参观文学馆一边看，一边产生各种想法，而其中一个想法：“台湾的书这么少，还谈什么文化交流？”因此成就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中国现代文学馆雄心勃勃地计划出版第二批、第三批台湾作家的作品，甚至名单都和林海音商量了，但一九九六年底林海音病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了下来。舒乙表示，林海音不但充实该馆馆藏，也是向大陆推介台湾作家的重要桥梁，文学馆的同事都非常感念，每次有访者到文学馆，他们都会提及这段情谊。
2。画下完美句点
一九九五年初，林海音开始着手结束成立了二十七年的纯文学出版社。那年她七十七岁。她曾说过：“我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但现在觉得力不从心。
有人建议，建立声誉与招牌很不容易，要累积多少年才能在读者心目中、在社会上站稳脚步，“纯文学”的金字招牌可以转让、出售。也有人建议，“纯文学”库存那么多书，可以折价出售；已经买断的版权，可以让售。可是林海音没有这样做，她一向说话快人快语，做事干脆利落，现在要结束她一生的最后一个事业，也绝不会拖泥带水。
她发信给图书馆、学校、慈善机构，把库存的书一批批捐赠出去，她表示：“我们不是倒闭，是结束。”单只对图书馆就捐赠了八万本。她也与在“纯文学”出书的作者联络，无条件把版权送还给原作者，而且把存书上百本地免费附送。许多作者过意不去，他们说，“纯文学”当初出版这些书时已经付清了版税（“纯文学”一向是预付版税，每一再版就把该版全部版税结清，即便还未销出），现在反而免费得到这些书，实在是“无功受禄”。不过林海音仍然表示：“既然是结束，就不再营业。我只送，不卖。”
另外，她更考虑到，各地书店里尚在出售的“纯文学”书籍。她的办法是，书店可以向“纯文学”换取所需，因为一旦出版社不再有人上班，书店也就不再有机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书了。最后剩下的事，就是处理账务、税务，并付清所有的印刷、纸张、装订厂等费用，这些事情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才真正结束。
把一手创办的事业结束，令人不舍，有的人怕伤心，情愿交给旁人去处理，但林海音不假手他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亲手结束，为“纯文学”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文友、出版界、纯文学员工，甚至读者和新闻媒体，对纯文学出版社要结束，感到不舍、伤感，但林海音总是微笑地说：“这也没什么，总要结束的嘛！何况过去投注在出版社的时间已经够多了，今后我要以更多的时间写作和阅读，因为写作才是我一辈子的爱好。”当时七十七岁的林海音，在“纯文学”结束的最后一天对同仁说：“以后我们还是能做些事，我们将来可以光出版儿童书，比较简单。我以后要全心为孩子写些东西。”
“纯文学”结束前，她找来《民生报》文化版的徐开尘小姐，告诉她这件事，算是对社会公开的交代。第二天，《民生报》文化版刊出：《纯文学即将走进历史》，文中最后写道：“……她说，周围友人、出版社工作人员比她还难过，但她并不伤心，可能是急于摆脱这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真希望明天就不用来上班。’想到以后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林海音不再眷恋过去。她的先生何凡说过：‘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她觉得未来更值得期许。”
纯文学出版社的结束，使得文学书籍全盛时期的“五小”成为历史名词。在文学书籍最风光的时代，“纯文学”、“尔雅”、“九歌”、“大地”和“洪范”这几家专门出文学书的出版社自称为“五小”。“五小”以前在出版界是亲密盟友，文学市场式微后，彼此也互相鼓励、打气。“纯文学”的结束，不只是一家出版社的结束，也代表着纯文学性市场的萎缩，这一点使许多人感伤。
“纯文学”的收场干净利落，使作家不损失版税并取回版权；印刷厂、纸行不受拖欠，这是林海音的风格。然而，结束“纯文学”，林海音真能如她自己说的“这也没有什么，总是要结束”这样豁达吗？在长达一年的结束期间，林海音仍然每天去“纯文学”上班，看着日渐搬空的仓库，撑着精神工作，那是一种煎熬。
有一次女摄影家王信去“纯文学”看她，然后两人一起坐车回家。这些年，她每天从东区的住家到城南的出版社上班，每天都要经过她喜爱的仁爱路，虽然时空移转，仁爱路已经不像一九四八年她刚回台湾时那么好看，但是耸立的椰子树还在，这些耸入蓝天，南国风味的椰子树，曾给初返故乡满心忧愁及思念的她，带来踏实与安定。可是那天走过仁爱路想到前尘种种，她心中百感交集，突然说：“王信，我好想哭！”王信心里明白，就说：“林阿姨，那你就哭嘛！”“林阿姨当时很快用手捂面大哭起来。”王信说。
王信说到这里，我们的眼眶都红了。我感伤的不是受社会欢迎的“纯文学”结束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总会有这样的一天；也不是事业成功的母亲逐渐步入晚年，这是人生无可避免的。我心中想到的是，十三岁那年失去父亲的孤女小英子！
母亲是个好强的人。认识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坚强与毅力，敬佩她的责任感。坚强的人是不轻易软弱的。母亲也是个有智慧的人，能舍就舍，能放就放。外婆逝世那天早上，她亲自为外婆换上漂亮、干净的衣服，她没哭，因为外婆病了很久了；我们几个女儿出嫁，她也没落过一滴眼泪。看着儿女一个个出国，她总是和父亲带着大批礼物，千里迢迢来探望我们。在海外，每隔几天就会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她精神十足地与我们闲话家常，也不管昂贵的电话费，让我们觉得天涯咫尺。
但是，现在结束“纯文学”，她为什么忍不住掩面大哭呢？我没敢问她，因为我知道时她已生病。她不舍的不只是“纯文学”，还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岁月吧！她“还没够”，她“怕散”。朋友来访要走时，她总说：“别走，还没说够呢！”人生那样美好，她还没够，不能散，但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下去，“纯文学”不能不散场了。
母亲晚年身体眼力都不好，有一次她上餐厅吃饭，灯光比较暗，她看不清楚怕摔跤，突然有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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