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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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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混乱不堪，出现堵塞交通、人员受伤和治安方面的问题，列举了多少人在拥挤中受伤，多少人在混乱中被偷被抢等等。
报告引起北京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此派出调查小组前来上海。调查组到我们公司调查时，我的回答很干脆，在我们指定的场馆内没有任何被抢被偷的报案，在这些场馆内更没有出现拥挤踩伤的问题。至于场馆外的问题，不属于我们负责的范围，请调查组去向警方了解。
调查组让我带他们到现场看看，一看的确是很大的体育场馆，即使静安体育馆也能坐上3 000多人。那时北京来的调查人员对股票没什么了解，更难体会人们对股票的疯狂，心想这么空旷的场馆内卖股票能出什么事！随后，他们又到警方那里了解，警方称没有这方面的报案。他们想找受伤的当事人调查，当事人不承认是为买股票受的伤。最后调查组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束了在上海的调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3）
上海股票认购证
１９９２年以前上海的新股发行试过各种方法，初期只要排队付款就能直接买到股票。在对股票普遍认知不高的年代，还曾搞过有奖发行，鼓励大家买股票。后来股票热了，用过排队领抽签号，然后摇号，凭中签号付款买股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上海还尝试三家证券公司联合租用上海20多个体育场馆，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发放各种股票的认购证，然后摇号，中签者再凭中签号分别到各家股票承销商那里付款买股票，那次动用的工作人员、物力之多，在上海股票发行史上是空前的。为了确保发行安全，几乎调动了上海所有警力，但还是出现江湾体育场和徐汇游泳池等场馆大门被疯狂的人流冲破，造成多人被踩伤的混乱局面。为此，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让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设计更好的股票发行方式。我们几家证券公司都组织专人绞尽脑汁，拿出了很多方案，最后人民银行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董事长金运牵头，在集很多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１９９２年30元一本认购证的发行方式。
认购证面向上海市民无限量发行，实行一次发行，全年有效，多次摇号抽签，凭中签号码认购股票，一本认购证可以反复中签。认购证由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联合发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受我们委托担任认购证发行的财务总代理。认购证所得收入，扣除工本费、承销费和广告宣传等杂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上海社会儿童福利事业。
金运副行长为了商讨确定认购证的设计、发行价格、发行方法，一次次召集三个证券公司的老总开会。三家公司坐在一起就争，争得最厉害的问题是三家证券公司在认购证上的排名问题。本来这事简单，整个认购证的设计制作、发行网点安排和组织摇号等大量工作，都是工商银行和申银证券公司承担的，申银证券公司理当排名前面。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对排名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派出的代表不依不饶，坚持要有个公道的说法。我提出三家抽签决定排名，万国证券又认为这办法太俗，提出圆形排名。但是又引起新的争执，圆形也有个上下，那么谁上谁下呢？当时，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为获得１９９２年上海几十家公司股票的主承销资格，斗争早已白热化，因此在各种场合、各个问题上都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后来人民银行代表发言，主张按三家证券公司设立先后排名，查查人行批准设立三家证券公司的文号，顺序是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总算解决了排名的问题。
对于认购证发行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一定非常火暴，在确保发行安全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有人提出每个发行网点的营业面积要大，周围场地要开阔，便于人流的疏散。有人认为维护发行秩序光靠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经警队伍还不行，还得请警方提供警力支持。万国证券提出每份认购证的收费再提高几倍，避免散户盲目进入。还有人提出认购证发售时间不宜太长，避免发售过多，中签率过低，让人骂我们骗钱。为了认购证发售过程中的治安问题和发行纪律问题，我们没少开会，但就是没人提出认购证卖不出去怎么办？卖得过少怎么办？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起，30元一张的认购证通过上海全市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的４５０个营业网点同时向市民发售。第一天，我们怕可能发生的问题出在自己下属的发售点，派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发售点协助工作，同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也带几个人到处转转，算深入一线指挥发售工作。据说，各发售点开门前还有些人排队，但排着排着，看没有多少人跟上，排的人积极性就不高了。一天下来，一算发售出去的认购证，远远低于原先的预计，第二天的情况还不如第一天。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4）
30元一张的认购证受到冷遇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深想一下，人家不愿买这认购证也有道理。那个年头，30元钱不是今天无所谓的小数目，是大部分工薪阶层月工资的1/3，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能中签吗？不少人听说这些认购证款最后是捐给社会福利事业，认定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对我们发售认购证的宣传根本懒得听，有些人即使买也只是一份两份的。
原定的认购证发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一统计，离预计发售目标差得太远，只有５０多万份，金运找我们商量说就这样结束看来不行，决定把认购证发售延长几天，推迟到２月１日结束。最后这几天，我和金运等人都有些焦急，要求各网点加强推销工作，下面纷纷反映工作非常难做，认为每份认购证的价格定得太高了。申银证券公司当时在上海已有二三十个证券营业部，还有不少代理点，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申银证券公司发售的认购证数量不能少于万国证券公司。由此，我们各营业部下工夫做了不少推销工作，不少客户被我们烦得不好意思，才掏钱买几份。在认购证发售的最后一天，掀起了一个认购高潮，最后统计共发售了２ ０７７ ６６５份，尽管比原先预计的５００万份还差得很远，但总算也能向方方面面交待了。
“后悔死了，我怎么这么没财运，那时你们那么动员，我还是没买。”事后不少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１９９２年那么大的一次发财机会而后悔了。
１９９２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的国有企业掀起空前的股份制高潮，这些公司通过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策划、组织，分四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于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共有５３家公司发行面值１０元的股票共计５ ４７９7万股，全年认购证平均中签率高达８６９％。发行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中签率之高，是大部分人没有料到的，特别当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票发行价格依据的市盈倍数比较低，新股一上市都能获利不少。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全面放开上海的股价，上证指数在５月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多，到２１日收盘时已达１ ２６５点，每股面值１００元的豫园商城股票突破１０ ０００元。面值一元的新股一上市赚二三十元则是平常的事。有人说，一张认购证如果中签的股票好，另外卖的价格也好的话，能赚一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花上三千元买上一百张认购证，当年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对这种算法是否科学，我没有往深里研究过，但是如果把当年新发行的新股全部拆成一元面值股票，就是５４ ７９７万股，２０７７万份认购证平均每份中签２６４７股，那年平均每股新股上市后赚个２０多元则是很平常的事，也就是说再怎么算，当年一张认购证获利都在５ ０００元以上。看到人家那样赚钱，那些没买认购证的人怎能不后悔得心痛如绞？１９９２年股票认购证仅限向上海市民发售，而当时股票交易已通过上海交易所面向全国的投资者，因此可以说２０７万份认购证所带来的１００亿以上收益，是全国人民给上海人的一笔财富，但最终是落在为数不多的精明的上海人钱袋里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5）
事后知道，在大部分上海人对认购证心存疑虑时，有些精明的上海人却成百上千份地往家里搬认购证。他们很清楚，认购证发售越多，中签率越低，因此买时都是悄悄地买，其中有的人嘴上还跟着嚷嚷认购证是骗钱之类的话，可是耳朵却密切注意我们认购证的发行情况，在确认认购证发售情况不是很理想的前提下，在最后一天搬回去了一箱箱的认购证。我认识一个地产商老板就毫不隐讳，他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靠买了１ ０００份１９９２年的股票认购证完成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机关工作，却很早就开上了私家车，他说这车钱就是买了１００份股票认购证赚的。
还有些上海人此后通过黑市购到二手认购证，也赚了不少钱。当很多人还在为错失认购证的发财机会后悔时，一部分同样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却想到了认购证的黑市市场。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７家公司的股票，１０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７０５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５０股，买其他股票３０股，中签率为１０3％。中签３０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３００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２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３万元从黑市中购入１００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５０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６万元，还有４４万元，扣除３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４０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３ ０００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１００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５０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1）
南征北战
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形成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时间排名第一的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股票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同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几度春秋的中国股票市场终于摆脱了小打小闹的局面，拉开了全国大发展的大幕。
申银改制
1992年12月22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经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申银证券公司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走出来，成为工商银行全资附属的证券公司。初期注册资本仅有3 000万元，后经一再申请，资本金增加到6 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含500万美元。但仍难以满足申银证券公司发展的需要，当时建一个证券营业部需要投入500万元营运资金，我们那点资本难以满足上海网点的建设需要，更不要说让申银证券走向全国了。另外，由于申银证券公司直属工商银行，财税上套用央企标准，利润中只有69％的部分可以用于公司自身发展，其余都要上缴，这更加限制了公司的发展。当时，继续要求工商银行追加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我想把上海财政作为股东吸纳进申银证券，一方面可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申银证券转为地方金融企业，这样既可以给地方财税作点贡献，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
我把这一想法透露给上海当时的财政局副局长周杏英，没想到她反应很快，没几天就告诉我，上海市领导对参股申银证券公司非常感兴趣，立即约我到他们局里与她以及周友道局长、董鼎荣副局长等详谈此事。随后，又派企财处副处长赵叶龙和预算处副处长刘红微等来公司与我们详谈细则。
第四章南征北战
1991年6月7日的那次双方洽谈，申银证券的参加人有胡瑞荃、财务部王秉森和陆文清等。当时我们还没考虑到股份制问题，只是谈申银证券由工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转为与上海市财政局合资经营的地方金融企业的事宜。初期，上海方面坚持在持股比例上要占大头，我坚持要考虑申银证券公司的历史延革，应由工商银行控股，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双方以50％对50％的比例入股，原申银证券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仍属工商银行管理。并商定合资后的申银证券公司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由工商银行派人担任，副董事长和监事长由财政局派人担任。并达成共识：为申银证券的长远发展，在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中，税前利润的20％充入申银证券的资本金。
这件事断断续续谈了一段时间。等我听说万国证券已在考虑改制为股份制后，心想证券业发展这么快，为何不乘机多吸纳些股东，改制成股份制的证券公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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