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第2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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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美国直接参战”。这实际上是说，台湾海峡两岸的事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美国人来插手。

而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实际上美国最高军事战略分析家们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们把军事介入的重点放在了中东和亚洲两个方向，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重点，形成了顾头顾不了尾的局面。实际上美国在两个方面都不敢打硬仗。

从各方面加以分析，中共炮击金门，是要收“一石三鸟”之效的。即，第一，要打痛蒋介石，又拉住蒋介石，使蒋介石不敢轻易窜犯大陆，又不敢悍然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第二，要震慑美军，使美军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搞分裂，必将遭到与朝鲜战场上同样的失败；　第三，支持中东人民革命，也帮苏联一把，提高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威信。

这次军事行动时，表现出了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政治家的高远眼光，这一点，由不得后人不佩服。

但是吴铭在佩服之余，也在深深的忧虑之中，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当一幅幅历史画面不受控制的重新浮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有一种莫名的挫败感。

半晌，吴铭狠狠按灭了烟头，做出了决定。既然沉默和温和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就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吧，后果如何，怎么也不会比真实的历史更糟吧？

第066章　中苏裂痕

“中国有句古话：饿死不受嗟来之食，意思是人活得要有尊严。中国还有一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在60年代新中国面临困难的时候，不懂东方思维的美国政府提出了不以武力威胁周边国家的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导致了中苏联盟出现裂痕后，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试探半途而废。而马来亚政府却抓住了这次机会，为新中国提供了巨额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好转，终于水到渠成。”

“那么请问总统先生，马来亚当时与美国关系比较良好，又与美国的敌人红色中国来往，这是否会被看成是两面讨好，首鼠两端的行为？”

“确实有人这么看，而且人数还不少。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在国际事务中，非黑即白是错误的，你不是盟友，就是敌人，没有中间，这样会把很多事情搞糟。承认中间是灰色地带，就会用最大的弹性来处理灰色地带。而当承认有灰色地带的时候，就会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谈问题，就会冷静下来坐下用协商来解决问题。”

“马来亚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都很僵硬，外界一直猜测这与您的性格和经历有关，借此机会您是否可以说些不同于马来亚政府一贯言论的真实想法？”

“难道马来亚的官方言论站不住脚吗？难道我是一个以个人情绪代替国家政策的随便人吗？多萝西，这么多年相交，你还不了解我吗？不谈了，不谈了，什么破回忆录，不用你替我写了，还要分你稿费……嗨，你这家伙敢偷着录音，赶紧的，把磁带还给我。”

“还给你，做什么梦呢？你还抢，我藏这里，你倒是抢呀，抢呀……”

“算了，记住啊，这录音带你自己没事听着玩行，可别传出去，有损我的光辉形象，到时我可告你侵犯隐私。”

——以上节选自1980年《原马来亚开国总统刘德华与美国知名记者多萝西的谈话录音》

在炮击金门后的两个多月里，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向蒋介石提供了“响尾蛇”导弹和大口径远程火炮，但美国人始终与这场战争保持着一段微妙的距离。美舰都在距金门岛3海里外抛锚，由国民党士兵卸货后运抵金门。

1958年9月4日，中美双方因为炮击金门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双方终于亮出了底牌。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中，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个声明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又包含着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

美国沉不住气了，也亮出了底牌。就在声明发表的当天，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公然宣布美国政府将会派兵协防金、马；同时，杜勒斯又在同一份声明中向新中国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

吴铭对于杜勒斯的声明在政府会议上私下评价道：“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然而中国突然采取的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却触怒了莫斯科，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其原因在于：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向苏联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总之，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根本无视同盟的存在。

中国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越走越远，越走走背离。苏联当时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越来越倾向于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特别是1954年苏联的氢弹试制成功以后。很多苏联专家给苏共中央写报告，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再打仗，一旦打仗就是人类的毁灭，有很多分析的数据和理由。他们说主要是不能解决第一次打击的问题，对方就可以反击，只要反击就是两败俱伤。这对赫鲁晓夫的影响特别大，他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至少是大国之间不能再爆发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就是核战争，如果是核战争就是人类的毁灭，所以他要求缓和。再一个就是1956年苏共提出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基于这一点，他反复地强调要缓和，不要什么事儿都跟美国人吵架，通过谈判提出来什么限制核武器问题呀，什么禁止核试验，他都去参加，高峰会谈啊，日内瓦跟艾森豪威尔会见之类的。

但是当时中国不行，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认为紧张的状态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认为紧张的状态一方面可以刺激美国，可以拴住它，不让它去镇压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你看，我这一打炮老美就紧张了，他一紧张，就把他的军事力量都调到台湾海峡来，其他的什么黎巴嫩、中东的革命就蓬勃发展了。另外也能刺激中国的生产。根据这种思路，他就认为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边缘政策没有什么不好的。说实话，毛那种革命的激情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一种冲动，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你怕，我不怕。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赫鲁晓夫怕鬼，与美国人妥协。

第067章　全面援助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什么官方半官方的统计数字的。关于死人的原因，官方的态度是认定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它的观点很多，但大多数语焉不详。据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其中资料不少，大体应还可信。在回顾一书第873页，薄氏写道：“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千多万。”这个人口的减少，应该是指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但考虑到饥荒在1959年已经开始，1960年出生人口应该不会太多，所以这1000多万基本上可以认定为1960年死亡人数。又考虑到薄氏举1960年为例，其理由应该是1960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依此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总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000万以上。

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按着下面报上来的虚高的产量数字大量征购，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实事求是地讲，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时，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跃进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大跃进是以严重的剥夺农民为代价的，毛泽东没想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没能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悲剧。诸如全民炼钢的荒唐、共产主义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败家闹剧，虽然是下边人搞的，但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当然，很多人都要负责任。难道别人都是清醒的，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也是不客观的。

“我们将尽全力援助中国，但现在还不能以官方的名义。”吴铭耐心的向陈嘉庚解释道：“这涉及到名义的问题，此时马来亚政府如果冒然出头，会被中共政府看成是施舍，反倒容易耽误事情。”

“您刚刚回来，有些情况可能还不知道。”吴铭面色严肃地说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现在的情况也给与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美方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不过，在中美方大使级的沟通中，王炳南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是这样啊！”陈嘉庚喃喃地说道：“自尊心，骨气，可这关系到无数百姓的生存啊！”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拒绝了苏联的粮食援助，而只接受了古巴糖，这里面的意思陈老先生应该明白。”吴铭继续说道：“印度支那已经燃起战火，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中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因而都积极支持北越对南方进攻。虽然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但政治上的威权与腐败导致吴庭艳政府民心丧尽，无力阻止民族解放战线扩大势力，美军早晚将参战。我不能阻止日本经济的第一次崛起，但第二次机会绝不能放弃，马来亚将因为此次战争而受益，如果马六甲海峡的封锁不解除，据估算，到1970年前后马来亚的经济将有可能超过日本。”

“这也是一个理由。”陈嘉庚无奈地叹了口气，“下届总统选举在即，听说你已经准备放弃选举，接班人定的是谁？我担心政策的连续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接班人？”吴铭笑了笑，“这是党内的事情，我是不会指定，也不会偏向某人的，不过据我判断，笑眉极有可能成为党内候选人，这也开了个先河，马来亚的第一任女总统。”

“那你呢？就准备逍遥快活去了？”陈嘉庚不满地说道。

“他们要给我政府顾问的职位，顾问，顾问，顾上了就问问，顾不上就不问，我对此还是很满意的。”吴铭笑道：“至于政策的连续性，我看没有必要担心。这里是政府拟定的全面援助方案，除了名义上是民间外，其余的都是政府行为，希望陈老先生您能满意。”

陈嘉庚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赞赏地点了点头，“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如此数量的援助物品，可不是短时间能筹集齐全的。”

“我倒希望他用不上，可形势发展，唉！”吴铭叹了口气，真诚地说道：“陈老先生，您年事已高，就不要再奔泊了，这些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办好了。”

“不行，我这张老脸在中国还是有些用处的。”陈嘉庚摇头道：“你就不用担心我了，马来亚政权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也够你操心的了。”

第068章　面子问题

二战结束后，美国恨透了日本，决定彻底消除日本的战争威胁，彻底解除其重工业生产能力。《波利赔偿计划》：把日本2000万吨钢铁设备、3/4以上的机器、全部镁铝和3/4的造船业拆迁给东亚国家作为战争赔偿。与此相应的则准备大力援助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坚强堡垒。为了让中国避免内战，尽快发展起来，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将军前来调停国共矛盾。

但是，国共水火不容，内战爆发，中国大陆变“红”，一边倒向苏联。苏联阴谋挑起朝鲜战争，诓骗中国卷入，以牵制美国。麦克阿瑟不懂政治，故意轰炸中国边境。在诓骗与逼迫之下，新中国竭力参战。中国不仅让美国大失所望，而且变成了美国的劲敌、死敌。

1951年6月25日朝鲜突然进攻韩国。9月新中国突然参战。当月，52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与会国签署了《旧金山合约》：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时代、确立了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美日关系，第十四款还特别规定与会各国“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美国立即返还被拆迁的日本设备，并帮助日本大上新设备，开足马力生产，包括秘密生产凝固汽油弹，全力供给朝鲜战争。日本一下子取代中国，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坚强堡垒。

1951—1953年，日本接受美国为朝鲜战场的各种订货达36亿美元。1950—1960年，日本接受美国的“特需”订货累计610。7亿美元。到1955年，除“外贸”一项外，日本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