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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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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个说法的重点是想表现袁世凯后来对变法派的背叛,给老袁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认为,如果说袁世凯事先有什么“迹象”,就是他原本就是变法阵营中的人,支持变法,自己干着变法的事,又加上跑官的缘故,积极向变法派和皇帝靠拢,皇帝又给他升了官,这给了康有为一个幻觉。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排除袁世凯也有用兵变去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但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和军事将领,凭远在天津的区区7000人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没人会比他老袁清楚。如果说他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有兵变的计划,但当时变法势头正盛,为了跑官成功和在帝、后两党之间继续两头讨好等待时机,袁世凯之前并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个计划甚至还开出过空头支票,这是有可能的。从在朝鲜开始,老袁就只有他骗别人的,什么时候让别人骗过他呢。

回来后,谭嗣同把见袁世凯的经过告诉了毕永年。

一听到这个情况,毕永年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感觉如晴天霹雳!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你不能为他们白白搭上性命、白白牺牲啊!”毕永年说(毕永年日记记载)。

毕永年当即就搬了家,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南海会馆,也离开了康有为,住到不远的宁乡会馆,正是这次及时的搬家让他躲过了后来的一场血光之灾,及时逃离北京。四年后,在浙江普陀寺,有一位俗家名曾叫毕永年的僧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毕永年所说的“他们”,就是指骄虚狂躁、野心吞天、不顾一切的康师傅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经过与康师傅的交往,就连他这个黑社会分子也看出了此人对人对己的巨大危害性。他的自以为是和铤而走险,恐怕要成为葬送变法的千古罪人。

而毕永年和谭嗣同都不知道的是,在康师傅那里,策动袁世凯的失败还并不意味围园杀后计划的最后失败!如果一个计划只有一种执行方案,那么就不能称为好的计划,制订计划的人也无法享受策划高手的美誉,康有为早已为这套计划设置重重的预备和保险方案,只是他心机很深,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

接下来的故事中,还将有那些隐藏着的阴谋,那些康师傅自认为的得意之笔。

·袁世凯的惊恐·

当袁世凯走上大殿时,他突然察觉:妈的,这气氛不对。

袁世凯是前来请训的,大殿里的气氛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反常,他跪在地上,而应该发表“圣训”的光绪皇帝却很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皇上前两次您还谈笑风生的啊?昨晚没睡好?

袁世凯眼珠飞快地转动,他突然意识到:完了,皇上可能是被人监视起来了!

皇上不开口,老袁只好自己开口,他说道:“皇上,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为何要变法?原因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还请您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果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比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来帮助主持变法,方可仰答圣意。近来被新提拔的和起用的臣子中,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若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您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这些话并不是说着玩的,在他来之前,他已经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会向皇上举荐张之洞来京主持变法大业。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正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那个白天,那时袁世凯虽然还没有被谭嗣同吓到,但他已经认为如今这些人不足以成事。

张之洞的回答很有文采: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要是电报里能开玩笑,老狐狸估计连“肚子很胀,消化不良”都会列上了。如今敏感时期,即使是他——号称国家梁柱的人,也不想挺身而出,去蹚这浑水了!

袁世凯一阵阵心酸。变法何其难也!皇上何其难也!

袁世凯说的这一切也让光绪尤为动容,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

他默然地叫袁世凯跪安。老袁终于解脱了,两腿都已经跪麻,而就在老袁跪安时,光绪似乎毫不在意地扔下来一样东西。

这是一封普通的奏折。皇帝扔给大臣奏折,并不用多说话,意思就是让大臣按批示去办理即可。

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心里的一颗石头“咣当”落地了,看来谭嗣同是吓他的,皇上并不会给自己一道带兵杀进北京的朱谕。担心解除了,老袁脚步轻盈地走出了大殿。

可是当袁世凯把这道奏折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后,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连同这封奏折一起的,还有个“附片”,附片的名字比较长,我这里就不抄录了,上这个附片的目的和朝廷一个神秘传说有关。

这就是“圆明园宝藏”传说。

话说当年的雍正爷和乾隆爷在修建圆明园时,曾经在圆明园的一些地窖里埋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而这些地窖是极其隐蔽的,大概只有皇帝知道。所以大家也一直把它当作一个传言,传了几代大家也就忘了,直到一件事情的出现。

这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他们真的在某个地窖里挖出了价值不菲的金银锭!于是传言的可信度又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又相信在圆明园的地底下,真的有宝。

附片正是请求皇上同意去圆明园发掘宝藏,如果能挖出来,就充作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费用(袁世凯军费吃紧)。

军机四章京写的处理意见是:既然此事和袁世凯有关(挖出来的宝藏要给他作军费),而且皇上您不是就要召见袁世凯吗,就把这事交给袁世凯去办好了,让他带一些士兵去圆明园搜索一番,能发现宝藏自然是好事,不能发现也没有损失。

毕竟只是个传说,而且也不是专门上的一封奏折,是附片说事,估计光绪对此也没多大在意,于是他在这些意见后面朱批了“照办”二字。也就是说,皇帝要让袁世凯带兵去圆明园“寻宝”。

光绪并不知道的是,袁世凯在得到这个奏折之前,已经被谭嗣同告诫:皇上会有让你带兵进京的朱谕给你!

要是在平时,老袁会觉得这没什么,能挖到宝还是好事。然而经过谭嗣同大人在那个晚上一闹,他已经有心病了——吓的。老袁现在的心病是:对于所有让他带兵进京干点什么的事情都十分警觉!

是的,这虽然不是朱谕,只是皇上批复的一道普通奏折,虽然上面没有说是让自己带兵去颐和园。但是皇上没有给我朱谕,莫非是恰恰因为可能受到监视,才改为扔下这道普通奏折的缘故?而虽然没有明说兵围颐和园,但是在袁世凯这个官场人物看来,这比明说了更加严重。

要知道官场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明说的,也不会明说,特别是那些高层领导交代办的事,很多是要靠下属去“体会”,去达成“默契”。于是“悟性高”的下属能从领导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表情就能判断出领导真正希望自己干的是什么,不希望干的是什么,正是因为这样,很多领导对于他比较难办的事也不明说了——我暗示你!

更何况,即使是真的挖宝,只要带兵进京,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皇上啊皇上,您别玩我了行不?我已经差不多被老康他们玩残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啊。

仔细一想,袁世凯又怀疑皇上被人利用了,但悲催的是,他总不能再跑回去,问一句:皇上您是不是被人利用了啊?

袁世凯心乱如麻。但他并不知道,玩他老袁的,并不是光绪,还是那阴魂不散的冤家——老康啊。

上这个奏折的是御史杨深秀,而出主意的是康有为。康有为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先让杨深秀写了奏折,然后让军机四章京写了那个意见。

袁世凯猜测得并没有错,在这平静的文字下,隐藏着巨大的凶险:

圆明园的旁边,就是颐和园!

康有为的真正计划是:只要光绪把奏折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执行光绪的命令,以“寻宝”为目的带兵入京,到了圆明园,就算袁世凯对执行“围园杀后”誓死不从,就由毕永年、谭嗣同伙同民间特种部队——黑社会分子胁迫袁世凯,解除他的武装,接管部队。然后迅速包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到那时候,诛杀慈禧的事实已经造成,权力掌握在变法派——准确地说是他老康的手里,直取帝国权力中枢,接管中央领导大权,连光绪皇帝也不得不听他老康的!

天才,天才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从袁世凯到毕永年、谭嗣同到光绪皇帝本人,都只是康有为要利用的棋子,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精深的算计和机巧的心思,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堂堂正正地向领导打报告来实现的,人才啊。

“你在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奏折。”——孝庄皇后。

袁世凯自然是不知道老康的这些秘密的,现在这封奏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丢也不是,留也不是,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围园杀后的计划向朝廷检举告发?

对于袁世凯来说,告发还是不告发,都已经是欺君之罪。不告,欺的是慈禧这个“君”,而且将来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包庇重犯肯定死罪;告,万一这个计划真的是光绪参与过的,那么“欺”的就是光绪这个君。

难办啊!难办!如此难办之事,皆因为这个朝廷有两个婆婆,而自己夹在中间。

考虑良久,袁世凯决定还是不告。第一是这个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只要自己不参与,料想谭嗣同他们也无法行动起来,事情也许就会不了了之,当作他老袁的一个秘密。

另外,目前局势不明,光绪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他毕竟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且也正在通过变法逐步收回权力,自己还是需要静观其变,继续骑墙吧,把墙当成马骑。

最后,告发对已经开始的变法很不利,这一点也是属于变法阵营的袁世凯必须想到的。

袁世凯决定先回天津见荣禄再说。之前袁世凯接到了荣禄大人的电报,要求他在请训完成后立即赶回天津面见,理由是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有异常举动,袁世凯必须回天津布防。

荣中堂叫自己立即回去,难道仅仅只是电报里说的那个理由?老袁忍不住又开始怀疑了。

毫无疑问,欢欢喜喜跑来北京升官的袁世凯并不是欢欢喜喜地回去的。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左右为难,进退不得。两派都在向他发力,两派都在利用、拉拢、收买和防备他,步步惊心,步步被人算计,可是谁都没有个明确话。谁都有一个在表面上堂而皇之让你不能不拒绝的理由——把我当面团捏啊。

袁世凯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袁世凯终于体会到作为一个骑墙派的苦恼了。也许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容不得他再态度暧昧下去,再骑墙下去。如果形势逼迫自己不得不选择,自己该倒向哪一边?

而就在袁世凯走出皇宫之时,另外一个心事重重的人走进皇宫了。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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