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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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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打。
  三、“湘”与“桂”为门和户的关系,打下了“湘”,就等于关上了“桂”的大门,孔有德将变成一只“屋中之犬”,任由明军敲打扑杀。
  “方针一定,执行是关键”。1652年4月,李定国亲率一支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由贵州进入湖南,在五月中旬,会同冯双礼部,进攻靖州。
  感觉事态严重的沈永忠,丝毫不敢大意,赶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满汉混合部队”,由总兵张国柱率领,急匆匆赶来增援。
  但这支精心打造的部队,并没给他长脸。靖州一战,损失军兵5163人(其中满兵103人),战马809匹,基本被打残打废。
  李冯乘胜北进,攻克靖州,收复武冈。
  去年,因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钱粮,沈永忠曾向朝廷打过其“小报告”,两人便于此结下了“梁子”。
  但此时,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连忙向广西的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马上回信,除发了一顿旧怨外,并没有给这位急得团团转的“邻居”派来一兵一卒。
  见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开始了自已的连续大逃亡。他丢宝庆、弃长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这位湖南“最高行政长官”的示范效应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乡、新宁等三十五个府县的“一把手”,集体弃城逃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除北边的岳州、常德和“孤岛”辰州尚在清军手中外,其余的各地,都统统落入“新编明军”的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广西的大门被关上了!
  但此时,被关在广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本就自视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来,打遍南明无敌手,更助长了其骄横的气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国军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并没有从广西各地调兵回防他驻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将孙龙、李养性战死的“丧报”传来,孔有德这才认识到李定国这个比他小19岁后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亲自带着桂林守备部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借险关挡住李定国进军的脚步。
  但他的这一厢之愿,很快破灭,因为他的“百战雄师”,眨眼就被李定国的军队打得“浮尸蔽江而下”。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军。
  这支明军,身后有亲人的期望,身前有汉人的希望,他们懂得为何而战!
  这支明军,不抢不掠、不烧不杀,沿途百姓为其送粮、引路,心甘情愿!
  这支明军,汉倮瑶佬,多族汇聚,既善长平原攻击,又善长山地作战。
  深感难敌的孔有德,连夜逃回桂林。在紧急下令闭城死守的同时,“飞檄”急令广西清军放弃南宁、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为时已晚!
  7月2日,李定国已兵围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胜门。
  闻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连呼“完蛋”!
  二蹶名王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国收获颇丰。
  杀害焦琏、投降清朝的原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级俘虏。
  8月2日,陈氏父子被押回贵阳。9月2日,丝毫不念及其当年“封王赠印”旧情的孙可望,下令将这父子俩在闹市剥皮揎草,尔后送到滇黔各地巡回展出,监刑官即是当年的“造假使者”胡执恭。
  孙可望“不感恩”的行为,引起一个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向永历帝上疏,弹劾孙可望“擅杀勋爵、奸同莽操”。
  对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孙可望的处理也极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将李如月由安龙带到贵阳,同样处以剥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广西各地顿时陷入了“树倒猢狲散”的状态。梧州、柳州这些地方的将领,面对李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了万家灯火团圆夜的八月十五,李定国已全部收复广西全境。
  收复广西后,李定国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分派布、按、府、县各级官员,对全省进行有效的管理。
  广西一失,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立刻成为“惊弓之鸟”,为避免步广西的后尘,已经出台应急方案,计划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将兵力全部集中到肇庆以东固守待援。
  信心十足的李定国,也准备跑到广东,再烧一把火,把尚耿两大汉奸及其党羽,化为灰烬。
  但在这时,他却接到孙可望十万火急的军令,即刻提兵北上,进入湖南,迎战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率领的“真满”部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令后的李定国,迅速抽调在广西的大部分军队,组成“北进兵团”,于10月20日进抵衡阳。
  南明军事战争史上最灿烂辉煌的一出戏——衡阳大捷,就此上演!
  在这出戏开演前,我先来介绍这出戏的另一个主角——南征清军统帅尼堪。
  尼堪,家庭出身为皇族,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管多尔衮叫叔,管顺冶帝叫弟。
  在本书中,尼堪这是第二回出镜。上一次出镜,是出征在大同造反的姜瓖。
  但那次,作为一个辈份很低的“皇三代”,在“群星璀璨”的叔叔辈中,他仅仅当了一个小小的配角。
  他这一回,能时来运转地当上主角,原因很简单。
  原来的大清“总导演”多尔衮同志,已于前年(1650年)12月,永远地告别了自已钟爱的“政治演艺”事业,到另一个世界发挥作用去了。
  大清现在的“总导演”,是年仅16岁的顺治帝。
  在接到湖南、广西大部分州县“失陷”的报告后,这位大惊失色的未成年人,决定改变多尔衮慎用“真满军”的作法,直接派遣满八旗南下作战。
  在军队的统帅人选上,顺治帝在自家人里东瞅瞅,西看看后,盯上了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大堂哥尼堪。
  尼堪不但有过统兵打仗的经验、才堪大用,而且对多尔衮表达过强烈的不满,对自已表现过强烈的忠心,属于自己“皇圈子”里的人。
  于是,1652年7月18日,顺治帝大笔一挥,任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拥有指挥包括尚可喜、耿继茂军在内的南下清军的权力。
  骤升为大军统帅的尼堪,顿时心潮澎湃,血压上升,接令后即刻组军南下。一路上,他决心在祖先光荣事业的基础上,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面对这样一位踌躇满志的对手,李定国如何克敌制胜?
  自万历朝明清开战以来,明军战胜“真满军”的唯一战术就是————据坚城,用重炮。
  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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