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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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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咕啃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递给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证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您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当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没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人认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什1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侯，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大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正是革命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社会，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宽广的中山大道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在阻碍横生的困难环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绩吗？
宋：我徐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的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至于说到你们其他的功绩，宽广的中山大道是谁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们这些人们乘坐汽车。我恐怕你们从没有想过成千累万的穷苦人民，为了你们的便利而拆去了他们唯一栖身的茅屋吧。
戴：这些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谴责，请你告诉我不拆除破旧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片能从事改建吗？
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了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所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地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那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入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阀，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敬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精，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当年这篇谈话中，宋庆龄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介石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季陶利用他同孙中山先生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介石的血腥反动行径进行辩护。
同年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一住就是两年时间过去，直到1931年7月，因妈咪倪桂珍在青岛去世，她才重又踏上祖国的圣土。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成燎原之火，汹涌澎湃，如同闪电突破乌云，倏焉万里，闪耀八荒。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撼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它给亲人的是振奋、鼓舞；它给仇人的是惊心、丧魄。在那段时间里，宋庆龄已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之光，并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伟大的祖国。
第八章 权钱联姻
1．子文无奈
那还是1927年3月末的上海。
正值乍暖犹寒的时节，凉风习习，街上行人稀少，整座城市也显得空旷寂寥。也许刚刮过七级台风的缘故，天空显得灰暗，灰暗得使人感到压抑。殊不知，此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于密室，决心与武汉国民政府分道扬镰，与共产党途穷匕首见……当时，还有一种更大阴谋正在上海孕育着。
宋子文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来到上海，按照二姐宋庆龄的吩咐，他住在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寓所。当看望老母，并圆了亲情之后，宋子文又去造访蒋介石，商量接收江浙财政事宜。
“子文先生风尘而来，有失远迎！”与庐山时的蒋介石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就像换了一个模样。
“子文这次来，主要是奉国民政府之命，接收江浙一带财政。还请蒋总司令出面帮忙和协助。”宋子文单刀直入。
“那好哇！不过，我倒提醒来部长，万一我要是帮不上忙呢？”蒋介石试探着察言观色。
“帮不上忙？总司令真会开玩笑！”宋子文先是一怔，旋即呷了一口香茶道：“我们都是一家人。尽管眼下意见有些分歧，但都是为工作，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蒋总司令有什么话要捎给政府，或有什么要求，子文都可以代转。只要蒋总司令提出来，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看来，子文先生是来劝蒋某人噗？”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又说。
“不，也谈不上劝。为了党国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嘛！”
“宋部长，你来上海的事，要说配合，我蒋某人没啥话可说。但是，汪精卫那里，我把话说清楚，今后中正同他是一刀两断。”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哟！”宋子文仍不死心地劝说。
“不！中正今天的话是当真的。”蒋介石咬牙切齿道。
宋子文见对方交了底，而且态度生硬，也便不再多劝。他话锋一转又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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