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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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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娘子关全线失守。
娘子关的失守，又导致忻口守军腹背受敌，处于后路被完全切断的险境。
11月2日，阎锡山和卫立煌下令忻口撤守。
陈长捷功败垂成，志不能展，亦唯有猛拍栏杆而已。
当撤军的那一刻，当最后一次默默注视被鲜血染红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这位军事天才曾有多么惆怅。
忻口战役是他一生的顶点，从那以后，陈长捷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指挥这种高级别战役的机会，尽管他是那么渴望。
第49章 漏洞（2）
谁会再让他来指挥呢，谁都知道他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疯子，谁都知道他是肯把自己的子弟兵都打到一个不剩的傻子——陈长捷只手打破了板垣战无不胜的神话，却也只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确实称上是疯子兼傻子，而一个疯子兼傻子，终究是难以容于世间的。
后来阎锡山不要他，他去投了傅作义，而傅作义心机深重，也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真正心腹。
晚年的陈长捷，以一把菜刀解决了自己，古来名将大多难有善终，只是如此惨烈亦为史上少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有那么一次能让人永远记住的精彩也就足够了。
传说中有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一切生灵的歌声都优美动听。
——《荆棘鸟》
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忻口守军南撤是不用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20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阎锡山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再一次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灼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一再向香月提出，要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假如按照阎锡山“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其他部队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替另一个人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作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便可让板垣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等板垣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本来说“依城野战”，现在只能是傅作义“孤军守城”了。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后撤部队又支援不了太原城，仅凭孤军是守不住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阎锡山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以前在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板垣到达太原城外后，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傅作义的一个副军长，后者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鞋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去，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地步。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阎锡山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
第50章 夭折了的速度
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5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露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像就不怎么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像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进入虹口，然后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1：5000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
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家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趁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被淘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淞沪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发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19路军毕竟就驻在闸北，而张治中所能调动的德械师主力却全在苏、锡、常一带，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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