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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 (草原帝国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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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后不久；拉施特·哀丁却没有提到具体的日期；而符拉基米佐夫则按照《秘史》中的年代顺序，认为札木合的被捕是在脱脱死后，即公元1208年。成吉思汗想到他们曾是结义兄弟，便用王子的处理对待他，让他不流一滴血便死去。符拉基米佐夫认为“根据萨满教的教义，人死后灵魂是留在死者的血液中的，可见这对札木合是一种优待”。拉施特·哀丁记录下来的传说中是这样讲述的，“成吉思汗把看守和处死札木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侄子阿勒赤歹，阿勒赤歹极尽所能地虐待他的俘虏，将札木合的四肢关节割断。”这个传说听上去似乎很勉强，有些夸大。我们注意到，在反对成吉思汗的人中札木合是最大的一个元首，但他在最后的战斗中却表现得十分懦弱。他把克烈部人与乃蛮部人先后引向反对成吉思汗的战争中，自己却两次夺路而逃。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他首先抛弃了王罕，接着又抛弃了塔阳，因此同为战士，这个人的品行是远远无法同成吉思汗相比的。
此后不久，蒙古将领速不台终于将篾儿乞部最后的残余部分消灭了。公元1207年，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吉戛斯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归降了成吉思汗。至此，蒙古各部族已经全部臣伏在成吉思汗脚下，成吉思汗的旗帜成为所有突厥－蒙古军队的统一标志。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204年乃蛮人失败的时候，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被蒙古人俘获，之后他成为成吉思汗的臣子，为成吉思汗服务。因此，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称帝 （5）
公元1206年春，成吉思汗在鄂嫩河发源地召集了一次忽邻勒塔大会，接受了各部落对他的臣服。出席大会的有已经投降了的突厥－蒙古游牧人的首领们。在这个会上，成吉思汗被全体蒙古和突厥部落尊称为“大汗”，或如《秘史》中记载的，被称为“合罕”。“合罕”是一个古老的称号，公元5世纪时，由柔然人传给了后来蒙古的所有君主；公元6世纪，传给突厥人，公元8世纪又传给了回纥人。这个称号曾被西方的卜兰迦宾、鲁卜鲁克、马可·波罗、鄂多利克等旅行家们译作“大汗”。
公元840年回纥人失败后，草原帝国实际上就已经陷入无人统领的境地。当成吉思汗成为“毡帐的部众们”的合罕后，他宣布，这个古老的帝国经过突厥人的祖先（匈奴）、蒙古人的祖先（柔然与厌哒）、和突厥人（突厥与回纥）的轮流统治之后，现在已经正式成为蒙古人的天下了。因此，这个新的蒙古民族将包括所有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今后凡在蒙古人的名义之下，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不论是克烈、乃蛮，还是孛儿只斤，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生活于毡帐下之人”，以后都将为“蒙古”这个名称而自豪。
在公元1206年的这次忽邻勒塔大会上，萨满巫师阔阔出（也称“帖卜·腾格里”）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并不为人所知。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曾经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并娶了成吉思汗的母亲为妻。阔阔出说他能够骑上长有灰色斑点的马到天空上去与神鬼交谈，他的巫术常带给人一种迷信的恐惧。在忽邻勒塔大会上，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永恒的苍天将任命成吉思汗为人世间惟一的可汗。阔阔出所言的天意很快便被新皇帝成吉思汗引用为无上的权威，他自称合罕，却不承认是自己说的，而是归于天命。这种官方的称谓，我们可以从他的后代那里看到，据说在他的孙子贵由大汗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文书上就盖有这样称谓的印玺。符拉基米佐夫说，“这是旗帜的神灵，保护神，正是它领导着蒙古人去征服全世界。”成吉思汗政权的建立还需要宗教作基础，萨满巫师阔阔出对此曾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他的巫术和他父亲蒙力克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阔阔出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渐渐变得居功自傲，目中无人，甚至企图以不切实际的威信去挟持皇帝。他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了使他的敌人哈萨儿败北，阔阔出向成吉思汗宣布了神灵的启示，“神灵告诉了我一道永恒的天的神旨，他说：‘一次让铁木真执国政，一次让哈萨儿执国政。你如果不将哈萨儿除掉，以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这当然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举动，但还是使成吉思汗心生疑虑，于是将弟弟哈萨儿拘禁起来，并摘掉了他的帽子和腰带，解除了他拥有的军权。诃额仑皇太后听说后，急忙救出了哈萨儿，然后怒不可遏地坐在那里，将两个乳头露出来对成吉思汗说，“你看见了么？这是你吃过的乳头。哈萨儿犯下什么罪过，你要将自家骨肉残害。你很小的时候，曾经吃了我这一个乳头。合赤温与斡惕赤斤两人合起来也吃不了这一个乳头。只有哈萨儿把我这两个乳头都吃了，使我胸中轻松畅快。正因为这样，铁木真才很有心计，哈萨儿才有气力射箭。凡背叛你的人，你都会用弓箭去把他们捕获。如今敌人已经消灭光了，你用不着他了，对吗？”母亲的一席话说得成吉思汗倍感惭愧，于是他赏还了哈萨儿的名号和权力，但却减少了他的一部分随从。萨满巫师阔阔出并不满足，企图继续随意支配皇室家族，于是又选中了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当众侮辱他。幸亏成吉思汗的妻子聪慧的孛儿帖及时看出了问题，警告自己的丈夫说，“你现在还健在，他就敢公然欺侮你那些像松树般强壮的兄弟，那么到你死后，百姓们就会合起伙来造你后代的反啊！”这一席话惊醒梦中人，成吉思汗顿时醒悟了，于是他下令让斡惕赤斤去消灭巫师。几天之后，阔阔出和他的父亲蒙力克前来拜访成吉思汗。斡惕赤斤见到萨满巫师，一把就掐住了他的喉咙，成吉思汗让他们到帐蓬外面去论个长短。于是他们俩就往外走，阔阔出刚走出大汗的营帐，立刻就有在成吉思汗默许之下由斡惕赤斤派来的三个卫士走上前来，打断了巫师的脊骨，使其“不流血”而死。帐内的蒙力克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没有退缩，他说：“合罕啊！我在你称帝之前就开始服侍你，我要继续服侍你……”阔阔出一死，成吉思汗立即任命了另外一个“骑白马、穿白袍”的将领代替阔阔出，他是八邻部落中最年老的一个成员兀孙，他终生以萨满教大巫师为职业。
这场曾经发生在草地上、毡帐边的神权与帝国、巫师与大汗的争斗，转瞬之间就这样消失了。其结果是成吉思汗把巫师拦腰斩断。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1）
新蒙古帝国的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的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多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份。该宗教认为大汗就是腾格里，是被神化了的或者说是从天神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看法受伊朗人的上帝观的影响，同汉人对天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因此，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们，无论是远东地区的还没有被完全汉化以前，还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及俄罗斯地区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以前，他们自认为就是腾格里的化身，他们的命令就是腾格里的命令，对他们的反叛就等于对腾格里的背叛。
成吉思汗自己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神的无限虔诚，他认为这个神居住在鄂河发源地的不儿罕合勒敦山（即现在的肯特山）上。在成吉思汗创业时期，由于马跑得快，他才得以在篾儿乞人的追赶下逃脱，来到肯特山上避难，那些人只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不久，成吉思汗便上山去朝拜。他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做了一种对神表示崇敬的姿势后，摘下帽子，并将腰带解下来搭在肩膀上，然后跪在地上拜九下，最后将一种蒙古人在游牧中常饮的马奶子酒洒在地上以祭神灵。又过了很长时间，在对北京的金国发动“民族”大战之前，成吉思汗又次登上不儿罕山朝拜天神。他依然把腰带搭在肩膀上，用一种哀求的语调说：“长生不老的腾格里啊！我已经武装起来了，我要为我的祖先们报仇，他们是被金国人侮辱而死的。如果你同意我的做法，就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拉施特·哀丁的记载与我们上面的描述是一样的。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这次出征前夕，成吉思汗自闭在营帐里整整三天，只与神灵在一起。他的臣民则在他的帐篷周围边走边向上天祈祷，“腾格里啊！腾格里啊！”第四天，感觉浑身充满了天神力量的成吉思汗终于走出了营帐，他宣布：“腾格里已经将胜利许诺给了我。”
穆斯林作家们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对这种古老的拜物教，以及信徒们对山峰和泉水的崇拜进行了记载，人们为了能离腾格里更近一些，便登上圣山的顶峰，向天神召唤，好像它就在大汗的面前；人们脱下帽子，将腰带解下搭在肩膀上向神表示敬意，如果空中有雷鸣声，即说明腾格里在发怒，那么祈求的人就应该主动躲藏起来；如果他再留在泉水中或者在流水中洗身体，会使圣洁的水变得污浊，因为神灵就居住在那里（由于穆斯林忠实于沐浴礼，这一点后来使他们同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隔阂）。
我们知道，蒙古人对天和巫术充满着迷信与敬畏，因此他们认为各种信仰最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中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萨满教，而且有代表神灵的其他形式，像克烈部与汪古部的佛教、中国的道教、西藏的喇嘛教、圣方济各会的教派等。电子书，也就是说一切具有超自然威力的教派。只有对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实行优遇，才能保证他们对腾格里的敬畏。正是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普遍性的顾虑使这个民族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容忍。只有在突厥斯坦与波斯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们不再畏惧鬼神时，他们才变得心胸狭窄起来。
在这些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蒙古国家，从回纥突厥人那里引入了文明的工具——字体与官方语言。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204年乃蛮王国失败时，成吉思汗将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收留下来，令其为他服务。塔塔统阿负责教会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用回纥字体写蒙古文，同时，还要教会他们使用皇帝的印玺签署公文，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务衙门的雏形。自公元1206年起，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大审判官。失吉忽秃忽也是个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和妻子孛儿帖从小就收养了他，并将他抚养成人。失吉忽秃忽的任务是，从事司法方面的审议与判决，并将蒙古居民分配情况登记在“青册”上，这种“青册”同时被当作判案的依据和法典，伯希和将其解释为“一种蒙古的逐条法规”。当然，一切工作都与用回纥字体书写蒙古语言分不开。
“扎撒黑”原意为“规章”，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通用法典。公元1206年的忽邻勒塔大会上，蒙古国通过了它的第一个扎撒黑。扎撒黑是指通过具有“天的威力”的大汗强加给他的人民与军队的一种天命，即严格的纪律。这是一个严酷的法典，规定了犯有杀人、严重的盗窃、合谋的欺骗、通奸、鸡奸、诅咒术、窝藏等罪行的人要判处死刑。在判决例案的时候，还要有成吉思汗的敕令作为补充。今天，这种敕令连同扎撒黑法典都已经遗失了。
这一蒙古法典所产生的后果曾令西方的旅行家们大为惊讶。公元1206年的那次大会之后过了大约40年，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卜兰迦宾从蒙古归来后有过这样一段记述，“世界上对领袖最服从的民族就是鞑靼人（蒙古人），就像我们的教徒们服从我们的长老一样。他们对领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更不会对他们的领袖讲哪怕一句假话。在这些人中间，绝对不会发生争吵、不和甚至是人命案，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假使有人丢了几只牛羊的话，捡到的人也绝对不会据为己有，通常会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那里的女人把贞洁看得很重要，即使在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把这段描写和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及蒙古人民的精神状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制订的扎撒黑，在当时曾经对整个蒙古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作“黄金家族”，占据着蒙古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成吉思汗作为首领被尊称为大汗，他的儿子们也就成了王子。此时，这个家族征服并占有了广阔的疆域，而他们的祖先当初只占有故乡草原的一个角落。于是，成吉思汗把他拥有的牧场分给了四个儿子，这反倒成了未来的可汗们争权夺利的诱饵。我们看到，成吉思汗曾经将阿尔泰地区的许多突厥部落征服，并将其蒙古化，因此蒙古社会应该更准确地称作突厥－蒙古社会。台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草原贵族阶级”，并为其做了详细的阶级划分，由勇士们与首领们构成的贵族阶级，掌握并继续控制着社会上从自由人到平民再到奴隶等各个不同的阶级；战士或拥护者是最高级的自由人；平民，即指普通人；最底层的奴隶原则上指非蒙古族人。符拉基米佐夫通过分析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建社会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联系各阶层的是各阶层之间那种世袭的对上级的忠诚。
在军队里也是如此，由不同军衔构成的各个级别之间完全靠一种封建关系维持。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军队被分成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而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都是从那颜的贵族阶层中产生的。在他们的下面，是由自由人和小贵族阶级组成的军队的骨干，这些自由人都有着古老的突厥称号“达干”，所以，他们享有保留战利品和享用狩猎中所获野兽的特权，许多达干如果立了功还可以晋升为那颜。
符拉基米佐夫还写道，大汗的护卫军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护卫军由一万多人组成，护卫军的兵士通常被分作日班与夜班两部分。此外，还有被称作“箭筒士”的弓箭手。“宿卫从800人增加到1000人，箭筒士也从400人增加到了1000人，散班人数则为1000，护卫军实际人数将增至1万人”。只有贵族或高级自由人才能够进入护卫军的营帐。护卫军中的一个普通兵士就可以充当其他军队中的千户长，而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正是从这些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2）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根据这个方向，蒙古军队通常被分成左中右三翼，左翼在东部，最早由札剌儿人木华黎指挥；中翼的总指挥是八邻族人纳牙，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唐兀惕人察干，他从小被成吉思汗收养并像亲生儿子一样将他抚养长大，在这里指挥着数以千计的精锐卫士；右翼则由阿鲁剌部族人孛斡儿出任统领。到成吉思汗临死的时候，蒙古军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2．9万人。由于军事的需要，左翼人数为6．2万人，右翼为3．8万人，剩下的人为中翼和后备军。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这一点是和他们的征服目标相一致的。当他们面向南方时，首先要征服“左面”的中国，然后征服中部的突厥斯坦与伊朗东部，最后再征服位于“右面”的俄罗斯草原，左中右三面像扇子一样展开。
蒙古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纪事诗，而蒙古战士则是这部英雄纪事诗中的主角，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赵孟画派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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