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皇戚-第2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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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泉看来，如果做个对比的话，太平道其实和后世的白莲教类似，当然，白莲教和张角的太平道比起来，实在是差得远了。

　　　　虽然张角的这套玩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莲教高大上太多。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所以时常凸显出逼格太低，太土的气质，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无论涵盖面、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

　　　　这是因为，从先秦至今，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对“天命”的说法都深信不疑。说他们迷信也好，虔诚也罢，他们认为要当天子，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得有天命，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如本朝初学者班彪，并不认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所以他在《王命论》中写道：“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这种天命论，不是个例，而是自上而下，有意宣传洗脑民众思想，最终成为社会常态，成为统治者有效统治天下的神器。所谓“朕即天命”，便是如此，于统治者而言，什么有利于自己统治，当然就选择什么宣传。

　　　　而这一点，不止是大汉如此，即使后世，也依旧盛行。如南朝名士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为了巩固门阀士族以及皇权统治的根基，亦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其在《宋书·符瑞志》中说道：“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甚至直到晚唐时期，屡试不第的杜光庭，为了仕途还借助《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反对草昧英雄，希望借此为官，比如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道：“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以上种种，皆表明了天命说对百姓的影响的深远，即使后来汉末乱世，诸侯皆有实力，然敢称帝者，唯袁术而已，其余之人，就连曹操，在其弹下“文王操”时，心中估计也在想着所谓天命不在我而已。

　　　　而就像张角，此番他率领太平道起义，所用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一开始，就用了天命说，他说了天命到了要变的时候，这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认可。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议，迁徙所俘虏的黄巾蛾贼去塞外，要重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因，因为不将他们的天命重新变回大汉，他们想改变天命的思想，依旧会成为隐形的祸根。

　　　　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从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变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实际上在专制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

　　　　到了前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这一点，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因为他的思想，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汉建国，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义》便一一解释。

　　　　当然，不止如此，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自汉以来，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前汉甚至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于，太平道起事时，向栩提出“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当然，这个提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经典《孝经》，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乱。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

　　　　如此说起来，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儒教”了，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

　　　　不过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退位，这就是改天命。

　　　　前汉后期的儒生眭弘、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因为他反对，也就是在反对大汉统治天下的根基。

　　　　是时，前汉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却因施政脱离实际，引发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到了东汉，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同时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不再让儒生有改天命的机会，从而夺位。

　　　　当然，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自光武刘秀以来，他们都是大力大展儒学，同时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将东汉中后期，大力发展外戚、宦官势力，使得他们交替专权，与儒学士大夫抗衡。

　　　　不过，这种天命说，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时代在变，局势在变，当中国内部，再一次经历汉末三国般乱世时，天命说再也禁锢不了民众了，新的思想随之诞生，

　　　　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王纲解纽，百姓看到君王夺位不一定长久，所谓天命纯属君主自己贴金以后，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宋初学士安重荣所言道：“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从此，自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天命论在逐渐成为社会支柱主题的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神学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这才有后来，让得士大夫为之称颂的大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无神权天命加持，只是他们支持维护统治的人而已。至于为何维护统治，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毕竟，自宋明以后，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统计出地方的户口税收，而士大夫们，也逐渐开始了寒门崛起，便可享受奢华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为何统计不了地方户口税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门崛起的士大夫们，为了成为豪门，为自己谋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应士大夫，但是官场贪污受贿，个人土地兼并，依旧成为惯例。而到了严格控制俸禄的明，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士大夫们，自然更加不想过苦日子，搜刮更加卖力。

　　　　倘若宋明能有秦汉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下至一乡、一里，都能查清户口，登籍在册的能力的话，恐怕这些士大夫们，能上下其手的机会就不会有多少了。

　　　　反正于士大夫而言，能和皇帝平起平坐，自然就不会再有先人对于君权神授的敬畏之心，他们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义为所欲为。而皇帝，按照他们的仁政思想，就该坐于深宫，在他们的支持下，垂拱而治，所见所闻，所该知道该想的，都该是他们告诉皇帝的，不和他们思想一致的，那都是禁制，是毁坏社稷，亡国之举。

　　　　当然，放在如今的大汉，士大夫虽未出现，但是士人却已经在了。

　　　　自党锢以来，士人受打压迫害甚重，早就存了换天命的想法，比如他们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争权，有的人支持太平道，有的人却想着政变……无疑，适才说话的阎忠就是其中之一。

　第五百七十二章　阎忠诫劝清君侧

　　　　在场众人，多为皇甫嵩所征辟之地方名士，少有武将，但在阎忠指责使得太平道举事的罪魁祸首在京中享乐，却没有人指责阎忠大逆不道，全都沉默不语。

　　　　这般场景，如此沉默，则表示，有的人认同所以沉默，如那些地方名士；有的人虽不认同，但此时却不敢出声，如那些军中诸将；有的人却是听不懂其中深意，自然，无话可说，如伏泉身边的亲卫典韦这类不知天下时局，政治险恶之人。

　　　　当然，没人说话，并不代表真的没人说，只听得伏泉喝道：“大胆狂生，太平道妖贼，犯上作乱，乃预谋已久之计，尔何故曲解其意？莫非……尔有异心乎？”

　　　　言罢，身边的典韦闻讯，冷哼一声，手中紧握伏泉所赐之宝刀，看其样子，一旦伏泉有所命令，必拔刀砍之，以威慑在场诸人！

　　　　伏泉自然不会如此做的，倒不是他怕得罪在场士人，主要是害怕因此令他好友贾诩难做。贾诩自昔日随伏泉征讨鲜卑立功后，便因其功，外放荆州为县令，两人之间时常有书信交流，据说此番平定荆州黄巾，其不久自后方输送钱粮，还屡向荆州刺史徐璆献出破贼妙计，和历史不同，在这场祸及大汉天下的黄巾大乱里又一次扬名了。

　　　　阎忠作为当初让名声不显的贾诩，扬名凉州，称其有良、平之奇，换句话话，他便与贾诩有大恩。也可以说从那一刻起，贾诩便与阎忠在某种联系上，绑在了一起，甚至说贾诩师出阎忠之门也行，这种联系，如果自己今日对阎忠动手，即使伏泉和贾诩关系在好，日后倘非必要，贾诩估计都不会将自己作为投效首选，所以伏泉现在却是有不能动阎忠的理由。

　　　　典韦的压迫，并未令得阎忠害怕，只见他气势不弱，针锋相对道：“伏中郎何出此言？若非世道昏庸，朝廷选贤不明，致使百姓困苦，无地可耕，无衣无食，天下之黎庶何故反叛？”

　　　　闻得此言，伏泉眼中一怒道：“天下黎庶，何故无地？百姓为何反叛？素闻先生凉州名士，今日见之，名不副实，敢问太平妖道起事前，黎民百姓之地，为何人所有？”

　　　　那面阎忠闻后，略一迟疑道：“自当为阉宦门生子弟，如十常侍者，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确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满口胡言！”伏泉怒喝道：“吾等皆为士族，土地在何处，当自知也！敢问阎君，汝家地从何来？”

　　　　一语而出，又令众人寂静，伏泉这话可谓是直接把众人包括他自己的面具都撕了。的确，这天下反叛百姓的土地，除了少数阉宦门生利用权势所侵占的以外，真正的大头，自然就在各地的士族豪强。

　　　　他们在地方户籍田亩上，依旧按照人口田亩交税给中央朝廷，朝廷税收不少，自然也不好也没能力去管那些大量侵占土地的士族。终究，后汉复国，士族豪强出力甚大，甚至光武帝刘秀和其兄刘縯，本身也是地方豪强出身。两人虽是前朝落魄宗室，但是家资也不少，若非刘縯少时，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他们也不可能在起义初期，有那么多的人投靠。

　　　　正因此，对于地方豪强侵占土地，让门生子弟充斥郡县吏员，控制地方，朝廷也不好多问。而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只要按照户籍田亩数，收得应有的税赋便好，这边导致了虽然朝廷收得的田亩税足够，但是那些土地已经多数不属于普通百姓了。

　　　　而这些普通百姓，因各种原因，将地卖给当地豪强地主后，自己除了靠成为豪强地主的宾客佃户，交比以前交给官府的税收更多的粮食或钱财，给豪强地主存活以外，自己只能另外谋生。

　　　　这其中，他们改行的行业各式各样，但是能成功谋生的极为少数，大多数人，没了土地，就再也不能存活于这个世道，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而随着太平道举事，这些人在宗教蛊惑下，反叛朝廷，自然也理所应当。

　　　　现在，伏泉将这话说了出来，完全是阎忠没想到的。在他看来，同出士族，伏泉肯定要回避这一点，这样他就有信心将伏泉辩倒，而伏泉如今挑明，就让他难办了。

　　　　一时间，阎忠却是没办法反驳，总不能说天下士人都没地吧？这无疑说出去都令人贻笑大方，现在这个一切靠出身的朝局，自寒门崛起，成名天下，谋得高官的人，虽然不是没有，但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阎忠可不敢说天下出自豪强士族的士人，可都没地。

　　　　皇甫嵩见事态有些严重，连忙出言制止道：“流川，今日初定太平道，大喜之日，不需为此小事争论。”很显然，皇甫嵩可是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伏泉可不会愿意这样。

　　　　“中郎此言差矣？阎君言语之中，所言罪魁祸首，颇为深意。”伏泉打断皇甫嵩的话，转而对阎忠问道：“敢问阎君？尔所言罪魁祸首为宫中寺人？然寺人何故有此权，莫非尔所言乃寺人背后之人，当今陛下乎？”

　　　　说到后面，伏泉语速说的缓慢，一字一句，皆给人以莫名的气势压迫。

　　　　这一番问话，可谓是令在场众人色变，因为伏泉在这里可是有借刀杀人的意思。他这样做是把话挑明，就看阎忠如何应对，若是其敢有冒犯天颜，僭越之语，无需伏泉动手，此刻汉军主将皇甫嵩，就会直接将其法办。

　　　　毕竟，倘若此事传开，对皇甫嵩非常不利，一来阎忠是他征辟之人，现在说了这话，其中是不是有皇甫嵩的授意，谁也不好说；二来，如今整个汉军主将可是皇甫嵩，军中出了这样的事情，传到朝中，如果皇甫嵩不治罪，那很难让其他人暗中揣测，皇甫嵩有没有和阎忠一样的心思，终究现在天下主要的精锐汉军可是掌握在皇甫嵩手上，由不得朝中百官以及皇帝多想。

　　　　所以，除非皇甫嵩真有不可告人之心思，不然他为了自保，必须施展雷霆手段，当众严惩阎忠，否则，最终他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毕竟流言蜚语，可不是一般的能无形杀人。而皇甫嵩这样做的话，无疑对伏泉极为有利，终究他只是起了个头，真正动手的却是皇甫嵩，与他无关。

　　　　当然，皇甫嵩的情况，换到伏泉身上也是一样，毕竟他和在场诸人不同，他可是大汉皇帝极为重视也极为注意的外戚。如果今天有人言语不敬，伏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