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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祭坛-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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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听他这么说大为不满：“怎么叫‘像个男人’？老铁我本来就是个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东北大老爷们，纯爷们！羊干事这话有问题，从逻辑上讲象个男人那就不可能是男人，要么是个男性化的女人，要么就是个不长胡子貌似男人的太监。大脑壳，听说你是我们红州地区黄城县判的？你是武汉人怎么会被下面县里判了？”
大脑壳热得把棉衣棉裤都脱了，只穿一条短裤衩，叉手叉脚地躺在摊开的脏兮兮油腻腻的棉衣棉裤上，舒舒服服地晒着日光浴：“我家原来是红州县解家洲的人，解放前我父亲赚了几个钱就到武昌司门口做生意，解放后定成分时就被定了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这样一来我就被这个成分害死了，我成了一个天生的罪人一直受歧视。六四年我高中毕业，城里又不能安排工作，街道居委会就把我和韦少山一共几十个人下放到红州地区黄城县一个大山里头的林场去安家落户，那一次下到黄城县的武汉知青有一万多人。那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啊，硬是穷得叮铛响。劳动强度大不说，饭也吃不饱。那衣服裤子被树枝挂荆条扯，破得就像要饭的叫花子。林场的场长整天板着一副阶级斗争的脸，又恶又狠又刁，老是骂我们是小四类分子，下放就是要下那些成分不好的城里人，就是要整我们这些下放知青。老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就经常想一些鬼点子作弄他，知青点里的武汉伢都听我的，我叫他们搞么事他们就去搞，我的名声慢慢传出去了，黄城县的武汉知青只要有事都来找我解决。六五年底黄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因为这件事武汉知青把我推出来当了头头。”
“什么事？”
“在我们林场附近有个知青点，那里有一对知青谈恋爱，哪晓得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儿子把那个女知青强奸了。男知青去找大队扯皮，大队干部把他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一顿狠打，那个点里所有知青都跑来找我诉苦。我一听这还了得，这不是新社会的黄世仁吗？我派他们分头通知各个知青点的武汉伢马上到我这里集合。那晓得全县的武汉知青听到消息后几乎都来了，我就带他们去救人，把那个塆子一千多农民吓得全都跑到山上躲起来。然后我们又把被打的武汉知青抬到县公安局要求严惩大队书记的儿子。黄城县当时也就一万多人，我们武汉知青一下去了几千人，把个县城闹翻了天。县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都出来做工作，想平息事态。他们答应一定严惩罪犯，当时就派公安局去抓人。哪晓得法院判决那个女知青和大队书记的儿子结婚，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女知青的名节。这一下知青炸了营，再一次包围了县政府。法院在强大的压力下判处那人九年有期徒刑，县政府又责成大队负责为男知青治伤，这件事总算圆满结束了，哪晓得后面还有更大的事等着我。”
“还有什么事？”铁戈瞪大眼睛问道。
“县里查出来这次事件我是总指挥，一个月后林场派我到县里参加知青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那晓得这是县公安局的人要报复我。刚走到半路公安局就把我抓了，当时就把我塞进了看守所。这天晚上韦少山又召集了几千人包围了看守所，声称如果不放人，他们就要挖开看守所。法不责众，公安局冇得法只好放人。所以文革一开始我和韦少山几个人就带头起来造反，先把林场场长那个狗日的斗得像鬼，然后又造县委的反，再以后我们又到红州地区找地直总部的古学范，但因为我们是武汉知青，古学范不接纳我们。于是我们到武汉和钢工总的朱洪霞联系上了，朱鸿霞说：你们干脆就叫‘钢工总湖北省林业兵团’，要我当司令我不干，我让韦少山当司令，我当作战部长。实际上韦少山这个司令是个牌子，所有的事都是我说了算。韦少山这个人头脑简单，做任何事都不考虑后果，所以我让他扛旗子，我专门帮他出点子，黄城县那帮人最恨的就是我。后来朱鸿霞又让我到钢工总‘军内动态组’上班，专门了解武汉军区和湖北军区的各种动向，实际上也没有搞出个名堂来。七零年‘一打三反’时我和韦少山都被黄城县判了二十年，搞到沙洋马良石料场做苦力。”
“也是反革命集团罪吗？”
“不是，黄城县把我们打成了北决扬分子。”
“你们顶多算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嘛。”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当官的才不管那些。他们手上有权，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想判你几多年就判你几多年，这年头是有权的说了算。说起我的案子也蛮好笑，六八年武汉的三钢三新得势，我搞了一张购货券，买了一台上海产的八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收音机。六九年七月二十一号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之音》说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我把这个消息说给大家听。后来又有一天我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接着听到一个男人以很快的语速开始播音：‘解放军之声广播电台，解放军之声广播电台，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违反宪法的。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毁灭文化，毁灭文明。’播完这段话那个电台就停了。千不该万不该我把这件事也说出来了，后来就以反革命收听敌台罪把我逮捕了。我被捕受审时公安局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收音机？我反问他上海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好的收音机？其实他是要套我的话，买这种好收音机是为了收听敌台，你说这些狗日的东西无聊不无聊！”
“就这一条罪状吗？”
“还说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旗手江青。”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毛主席训斥江青你是什么人都敢得罪，我百年之后看你怎么收场？我的判决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一件也没有，其实他们就是找一个借口来整人。”
铁戈说：“我原来在社会上一直以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也是人人平等。我认为凡是判刑劳改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的罪犯，是阶级敌人，是应该进行专政决不能手软的打击对象。可是在监狱里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听到看到的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上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可是监狱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冤案？很多案子你如果讲给社会上的人听，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在编故事，绝对是笑话。你就说余友新把他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那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顶多是个作风问题，连刑事犯都算不上，更不能算是反革命。古往今来大概只有现在的中国能把性、盗窃、移民跟反革命这种八竿子打不到的事联系在一起，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今古奇观。这些案子本来连普通老百姓一眼都能看出来，怎么到了公安局和法院那些人的手里性质就变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法院的大印一盖一个人的一生就交代了？这是草菅人命哪！这样搞非把人都赶到它的对立面去不可，简直是愚蠢透顶！”
大脑壳看到铁戈在那里大发感慨，不禁哑然失笑：“铁戈啊铁戈，你真是书生气十足，少见多怪！我们中队一百三十六个人，有一大半都不是反革命。你们组有一个人叫屈望津，是正宗的屈原后裔，他到这里坐牢纯粹是被鬼日了。六七年他在华中农学院上大学，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他是个不问政治正经的读书人。有一天他的一个同学找他借了十斤粮票，说好下个月还，不久这个同学失踪了，一个月以后屈望津就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原来他这个同学借粮票是要叛逃苏联，在满洲里被抓，交代出屈望津曾借给他十斤粮票。于是屈望津被法院以资助同学叛国投敌罪判刑十年，他的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你说他是不是被鬼日了？！”
“乖乖，一斤粮票换一年徒刑哪！”铁戈咋舌道。
“铁戈，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这个案子？”大脑壳问。
“要是我判这个案子屈望津无罪释放，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个同学要叛逃苏联嘛。即使他知道这个同学是要叛逃苏联而借给他粮票，也不能据此判定屈望津为反革命，因为他的同学叛逃苏联并不是由于他借了十斤粮票引起的，也就是说他借不借粮票他的同学都要叛逃，叛逃和借粮票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多只能说屈望津交友不慎政治上糊涂。”
“现在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余友新、明礼、屈望津到底犯没犯罪？”
“肯定没有犯罪，余友新多少有点错误，明礼想移民新加坡有什么罪？屈望津更没有问题。”
“那么我再问你，既然他们没有罪，为什么会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大脑壳追问道。
“人家当官的手里有权，他想怎么判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这是强权政治带来的恶果。”
“你只说对了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没有看到。就是说公安局在还没有逮捕你的时候，或者说在想逮捕你之前就已经把你当成了罪犯，你犯没犯罪并不重要，只要他们愿意就有好多罪名供他们选择。等他们抓了你用逼供信的办法搞出一些口供，随便给你安上一个罪名你就变成了罪犯，然后再判刑，就这样简单。”
铁戈恍然大悟：“对呀，当年我还在学习班的时候，厂里在批判我的大会上就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一年以后果然就是用这个罪名把我排在第四号头头的位置上判了刑。这就是说他们在你还是公民的时候就已经把你当成反革命或阶级敌人了，只等逮捕你以后给你安一个罪名判刑就算完事。至于说这个人是否有罪，这个罪名是否恰如其分都不是问题，你不服你就到劳改队去申诉吧，反正我已经把你关进牢里了。所以就会有余友新反革命的性问题，牛瞎子反革命的盗窃问题，明礼反革命的移民问题，屈望津反革命的借粮票问题等等。不管你觉得这些案子有多么荒唐，但在我们国家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否有罪是当权者‘想’出来的。比方说余友新在跟女朋友快活时并没有干什么反革命勾当，结果公安局和法院的人一‘想’，这家伙把知青的肚子搞大了，这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等于是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反革命。这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一套就套进来了。于是公安局就以这个罪名起诉，法院就以这个罪名判刑，这样一来余友新就被‘想’成了反革命。”
“对，这就是你说的强权政治。铁戈，我发现你到中队来了以后一直坚持你的造反派观点，羊干事告诉我很有几个积极改造分子向干部汇报你的言论。你像这样硬顶，又不注意场合一气乱说，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听了这话铁戈不服：“什么叫造反派观点？我既没有参加红卫兵，也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充其量只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写了五张大字报，前后还没有一个月，怎么就认定我是造反派？照你这样说，凡是写过大字报的都是造反派，那么有很多保皇派也写过大字报，他们算不算是造反派？我不知道什么是造反派的观点，我只知道州官能放火，百姓就能点灯。你他妈当官的能断送我的前程，难道还不准我这小民百姓哼哼两声？我哼哼两声就是造反派观点，这是什么逻辑？”
“苕货，你这是歪抬杠，当官的才不管你这些。我坐牢已经有七年多了，在你面前绝对是老资格。我告诉你我刚判刑那阵也是一直坚持过去的观点，在沙洋机床厂、马良石料场我和韦少山几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连沙洋监狱管理局的局长都晓得我的名声，那些狗日的干部把我往死里整。你看过‘背宝剑’吧，那顶多是两只手在背后‘背宝剑’。他们跟我背的是‘大宝剑’。”
“什么是‘大宝剑’？”铁戈问道。
“就是用两副铐子从背后把你的右手从左边绕过颈子跟右脚铐在一起，狗日的硬是把老子的肠子都绷直了。他们还给我带双手铐，也叫‘双手表’。”
“这又是什么新刑罚？”
“他们把一副铐子铐在手腕上，另一副铐子铐在肘关节以上，这样铐在肘关节上的铐子实际上就卡在大臂的肉里面，一铐上去血脉不通，两只手臂马上变得乌黑，见效得很。我日他老娘，这种刑罚我估计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军统特务都想不出来。干部就在旁边看着，哪怕你疼得跳上天落下地他也不管你，硬是等到了三十分钟他才给你开铐子。他们晓得过了三十分钟再不开铐子这两只手就残废了，你看我手上的伤就是那样搞的。”
铁戈仔细看了看大脑壳肘关节上黑色的伤痕，骂道：“畜生哪！这他妈是谁想出来的？还是人吗？”
“还有，带脚镣你看过吧？沙洋的脚镣有一种杠子镣，这种脚镣中间不是铁链子，而是一根铁棍子。带上这种脚镣你走路时两条腿永远是张开的，这还是最轻的一种刑罚，反正在马良石料厂我是什么罪都受了。后来沙洋集中了一批最坚决的反改造分子调到这里来，说我们不适合监外改造，我就又回到武汉来了，也算是因祸得福。我、韦少山、牛瞎子、陈老三都是那一批收监改造的。后来我发现硬顶效果不好，现亏难吃。二呢，干部最烦的是你本来就是反革命，到现在还在坚持自己过去的思想、立场、观点，这就证明干部管教的失败。如果你不在口头上坚持原来的观点，不谈政治，哪怕你在中队打恶架干部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于是我就装流氓，这一招真见效，干部不再盯我、敲打我，就这样我和干部的关系搞好了，我跟牛瞎子三不知还要找干部批点酒，说是以前挨了打，一变天浑身就疼得受不了，所以我们总有酒喝。”
“怪不得我下队那天从走廊经过，看见你和曹矮子、牛瞎子三个人打撮牌，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反革命中队怎么会有流氓服刑？你当时脑壳刮得放亮，棉衣也不扣，最传神的就是脸上那种玩世不恭的表情，眼睛乜斜着瞟人，嘴角傲慢地翘起，活脱脱一副流氓嘴脸。”
“真的吗？哎呀，这说明我装得很成功！你今天要是不说，我还真不晓得我装得这样成功，这样有效！”大脑壳两只手在肚皮上打鼓似地拍着，极为得意。
铁戈说：“在我看来丝毫没有装的痕迹，你就是武昌司门口正宗的流氓地痞形象。”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你这样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有一次羊干事找我聊天，他问我五队这些犯人里面到底有几多是真正的反革命？我反问他你认为呢？他一笑，非要我先说。我说就我个人来看真正的反革命占三分之一，基本上都是文革前或者文革初期判的那些人，另外三分之一是流氓，还有三分之一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听了以后又问，你看铁戈是什么类型的人？我看他歪戴军帽，成天唱的就是那些知青歌曲，哥哥妹妹的，他属不属于流氓之类？我说铁戈不是流氓，他跟龚瑾、朱峰、明礼、蔡庆渝、屈望津这些人都是书呆子。铁戈这人蛮单纯，也蛮聪明，歌唱得好，球打得好，就是个性太强，脾气暴躁。那两个县太爷都是支派干部，枪林弹雨提着脑壳打出来的人，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余友新、汤建国是花案子，牛瞎子、邹明春不过是偷错了东西，顶多只是个盗窃犯，这几个人还可以归于流氓一类。刘武汉这个人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流氓，更不是反革命，他是个谨小慎微的可怜人，冤枉判了十五年。像我和韦少山、成飞这样的运动案子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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