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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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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十五分钟后他开始清理一个小冰箱，里面储藏着周末放在解剖室的证据。我模糊地注意到他拿出一样东西，看了良久。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上帝！”我闷哼一声。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她撕开一包消毒棉花棒，拿出一根，用水蘸湿，轻轻将棉花棒滚过玻璃片上的样本，接着以相同的方法依次采样——一共有三片。之后她用采好样的棉花棒去擦白色滤纸上的小圆圈。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摇摇头。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全是女人？”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星期三晚上，比尔在神经紧绷、舌头又被酒精麻痹时所说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如果我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将对案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只是洛丽的案子会受影响，所有案子都会。我无法假装这个夹子不存在，而它的存在让我不能在法庭坦然发誓所有的证据都一致。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麻木地瞪着他。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在我会意之前，一种可能有事发生的感觉流遍全身。
“什么？”我问，好像他疯了，“别人？”
他耸耸肩。“我只是建议你考虑所有可能性。”
“谁？”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这人必须进入解剖室，还得用到冰箱。而且这档案上有标签……”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那三个男人星期一晚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前门已经用链条锁了起来。他们三人都是从停尸间出去的。埃伯格与坦纳先走，比尔稍晚离开。
解剖室锁起来了，但冷冻室并没有。我们必须让它开着，以便下班后，殡仪馆与急救人员可以把尸体送来。冷冻室有两扇门，一扇对着走廊，一扇可以进入解剖室。他们之间有人从冷冻室进入了解剖室？在第一张桌子旁的架子上有一堆采证袋，温格总是把它放满，供应齐全。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里面应该有些证据标签。”我告诉罗丝。
在她检查的时候，我试着回忆。应该有六个或七个剩下来的标签。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采集很多样本，而是我采了太多……比平常几乎多出一倍。我用电脑印出了两份标签。剩下的标签应该是标示心、肺、肾脏和其他内脏，另外还多了一个可以贴在采证袋的外面。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回来了，“标签还在。”
“有多少？”
“我看看。五个。”
“贴什么的？”
“心、肺、脾、胆与肝。”
“就只这些？”
“是的。”
“你确定没有一个是贴在采证袋外面的？”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如果她戴了手套就不会有指纹。”贝蒂说，她一脸愁容地旁观。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马里诺平板地继续：“哦，所以你并没有戴手套，而文蛤……”
“温格，”我恼怒地说，“他的名字是温格！”
“管他叫什么。”马里诺转身就走，“我是说你的手碰了采证袋，所以你的指纹会在上面。”他从走廊加了一句，“但其他人的指纹说不定不该在上面。”
第十章
没有人碰过。硬纸夹上唯一可以辨识的指纹是我的。
上面有一些污渍——此外还有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我惊讶到完全忘记我来找范德的理由。
他用激光翻来覆去地照那个夹子，硬纸发亮，有如夜空中的小星星。
“太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三次表示惊讶。
“那些东西一定是从我手上来的。”我难以置信地说，“温格戴了手套，贝蒂也是。”
范德打开头上的灯，然后大摇其头：“如果你是男人，我会建议警察把你带回去问话。”
“我也不能怪你。”
他脸色凝重。“重新想一想你今早做了些什么，凯。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残留的物质是从你那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对那些勒杀案和发光物质所作的假设——”
“不，”我插口道，“不可能是我把那些物质留在尸体上，尼尔斯。我在验尸时一直戴着手套。当温格发现采证袋时，我脱了手套，我是光着手碰那个硬纸夹。”
他坚持道：“你用的发胶、化妆品呢？任何你常用的东西？”
“不可能。”我又说了一遍，“我们检查其他尸体时，并没有发现这种残余物。它只出现在这些勒杀案中。”
“有道理。”
我们想了一会儿。
“处理这些档案时，温格和贝蒂他们戴了手套？”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是，他们戴了，所以没有他们的指纹。”
“因此这些残余物不该是来自他们手上？”
“一定是从我这里。除非有其他人碰过。”
“有人把它放在冷冻室，你还在想这种可能性。”范德一脸怀疑，“这上面只有你的指纹，凯。”
“但那些污渍，尼尔斯。任何人都可能留下污渍。”
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知道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问：“你上楼前在做什么？”
“检验一个撞死人后逃逸的案子。”
“然后呢？”
“然后温格拿着那个夹子过来，我立刻拿去给贝蒂。”
他轻描淡写地看了我满是血迹的罩袍一眼。“你在验尸时戴了手套。”
“当然，温格拿夹子过来时我才脱掉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手套里有一层滑石粉。”
“我不认为是滑石粉造成的。”
“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
我下楼去解剖室拿来一副同类的橡胶手套。几分钟后，范德撕开封袋，把手套内层翻出来，然后用激光去照。
一点光也没有。滑石粉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它会。过去我们从那些被杀女人的现场找了多种爽身粉，希望能找出那种发光的物质。那些以滑石粉做基底的爽身粉并没有任何反应。
范德再次将灯打开，我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重想从温格给我看那档案夹到我去范德办公室的每一个步骤。温格拿着采证袋进来时，我正埋首于心脏血管中。我放下手术刀，脱去手套，打开档案夹看里面的玻片样本。我走到水槽边，匆匆洗了手，用纸巾擦干。接下来我上楼去看贝蒂，我有没有碰到她检验室里的东西？我不记得我碰了。
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我在楼下曾用肥皂洗手，会不会是那肥皂？”
“不太可能。”范德立刻接口，“特别是你已经冲掉了。如果你平常用那种肥皂洗手之后，还会有发光反应，那么我们每天碰过的尸体与衣服上应该到处都有那种发亮的物质。我很确定那种残余物是粉状，某种粉末。你在楼下用的是消毒剂，液体的，对不对？”
没错，但不是我那次用的；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有到更衣室去用水槽边的粉红色消毒剂。我去了最近的水槽，就在解剖室，那里有一个金属容器，里面放着整栋大楼通用的粗粒灰色肥皂粉。它很便宜，州政府一次买一大堆。我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既没有味道也不易溶解或起泡沫，用起来好像湿沙一样。
走廊的尽头有间女盥洗室，我去那里抓了一把灰色粉末。关灯后范德再次开启激光。
肥皂发出的光宛如耀眼的白色霓虹。
“见鬼了……”
范德非常兴奋。我的感觉与他并不完全相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在这些尸体上发现的残余物来自何方。但我从未想到，就是在我最无稽的幻想里，也没有想到这种物质在办公大楼的每间盥洗室里都能找到。
我还是不相信。这些残余物真是从我手上来的吗？如果不是呢？
我们着手做各种实验。
火药专家经常进行一连串检查以确定开枪的距离与弹道。范德与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洗手测验。我们想知道到底要冲洗到什么程度，那种残余物才不会在激光下显现。
他拿那种肥皂粉用力搓手、冲洗，然后小心地用纸巾擦干。他的手在激光下只发光了一两次。我试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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