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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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何不报告！〃她站了一会，就关上门走了。
过后她带来了那位最早的青年医师，似乎她又重返这里工作了。问过了我的年龄后，她就说：〃这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但也有可能生有异物。你需要作妇科检查，但现在这里没有妇科，先给你打一支止血针。〃注射后效果很好，但我担心会生上肿瘤之类东西，而且有可能是恶性的。我再没有比此刻更迫切想离开看守所。
这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最寒冷的一天。离一九六六年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已有两年多了。我的处境开始有了变更。
与往常一样，我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这时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在劳改服刑的女青年，后面跟着那个曾搜查我囚室的军队女看守。她没有进来，只是两手撑着肥胖的臀部，立定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监察着。另一个看守只是跟着她屁股打转。那两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我原先搁在另外两张叠在一起的床铺上的东西都搬到地上，那里我原是当桌子用的。然后又把上面的床铺搬下来，置在窗口。
〃把你的东西拎起来，是否还想等你的老佣人来帮你拎？〃那军队女看守讥诮地冲着我吼着。
待我把东西放回那张空床铺时，那些劳改女犯搬着一床铺盖和面盆等进来了，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她聋拉着脑袋慢吞吞地移着步子，这是监狱里规定犯人所持的态度。她手里还捧着一些零星衣物。
那些女犯出去后，看守就把门关上了。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我们不可以互相交谈，这是不允许的。〃我跟她说着，便向门上窥孔张望了一下，蓦地，孔后一只黑眼睛忽闪过去了。我顿生疑团：为什么那看守明知她坐在我身边而不开窗责骂她？
晚饭时，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山芋，看到我只从中拣了几片放入自己杯中慢慢地咀嚼着，就一把夺过饭盒，把剩下的山芋都倒入自己碗内，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我没阻拦她将我剩下的那份也拿去吃。这个细节证明，她最初表示自己为刚入狱的，根本是在骗人。她正饿得发慌呢。
假若我对监狱内幕十分稔熟的话，其实即刻就可以识破她演的把戏。但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了解，按公安局规定，是不可以在一个囚室里关两个犯人的。集体囚室中，至少得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谋反较之两个人，要难一点。
我继续坐在床沿上，冷眼等着看她下一步的表演。可是她除了揩油用我的手纸和肥皂外，就再也不试图与我搭讪了。
次日早晨，听过新闻广播之后，她又坐过来了。
〃我恨死这个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了。你恨吗？可恶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你家被抄了吗？〃我常从扩音机里听说，许多人就是为了批评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被判长期囚禁，所以我知道这种言语，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她这样随便暴露自己的观点，是不正常的，除非看守授意她如此，以作为诱饵引我与她产生共鸣。因此我只是回答道：〃不要发牢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讲个没完，而不去学习〃毛选〃呢？要是给看守发现了我们在互相交谈，她们会惩罚韵们的。〃我往囚室四下打量一番，发现她根本没有〃毛选〃。自文化革命以来，〃毛选〃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的衬衫裤子一样的重要随身物品。而且，它也成为一种必要的防身护品。因为有无毛泽东著作，已成了测试每个人政治可靠与否的试金石。
另外，记得我刚来看守所的那个晚上，看守就让我念读监规，其中一条就提到，每个犯人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她怎么可能在送入狱中时，会不带上〃毛选〃呢？
〃你的'毛选'呢？你进看守所时，难道没有人叫你带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大意呢？〃我将情况解释给她听，她的脸一下涨红了。我愿意把书借给她，她却推开不受。
〃我才不愿看他的书呢。我恨他，他毁了我的家。我认为，国民觉比共产党要好多了。你说呢？〃出于本能，我的眼睛往门上的窥孔里扫了一下，那边没人在监视我们。颂扬国民党，是个多么严重的罪行。我已十分肯定，她是受军队看守之命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可能那个看守是个左派分子，她迫不及待地欲加罪于我。我说：〃你不许胡说乱道，我会汇报的。〃但她并没觉察到我已有所提防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怂恿我讲反动话。
〃一九四九年之前你难道不在上海？国民党不是好多了？〃她坚持往下说。
〃我真的对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情况不了解，那时我在外国。〃我说。
〃呵！你多福气呵？在外国！我最恨现在的上海！我们没有自由。你恨共产党吗？〃她又试探着我。
〃我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能爱人，不能恨人。我们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我跟她说。
我发现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还要爱我的仇人。只见她自负地一笑，然后似乎为了争得我的信任，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个基督徒。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以你的名为圣……〃但她没有跟我一起往下背，却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样。
〃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假冒基督徒。〃我说，〃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来教你念主祷文。〃她摇摇头，却也没有钻这个空子去汇报我散布宗教迷信。
我想她的文化修养尚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辨别，我教她念主祷文，对这些极左分子来讲，与汇报我有反党言论是有同等价值的，都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信徒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红卫兵的第一项行动，几乎全是捣毁庙宇和教堂，惩罚僧尼和神职人员。
下午，还是那个军人女看守，打开牢门叫着我的同囚室人号码，吆喝着：〃出来提审！〃我焦灼地等着，在她们所设的陷阱没有得逞之后，还会使些什么伎俩。两小时后，她回来了，不住地擦抹着眼睛，好像是哭过了。看到有人掉眼泪，总会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还很同情她，因为我没上她的钩而让她受难了。不过我没有安慰她。我不愿提供她再度耍诡计的机会以诱我无意中讲错话。我估量她会再来试探我的。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她似再没兴趣来与我交谈。
次日整整一天，她只是一声不吭，只顾双眼怔怔瞪着窗口发呆，但有那么一两次，在她以为我是在潜心读书之际，偷偷地觊觎我一下。
下午她又被叫去受审了，回来时她又哭了。如此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她去了就没回来。当那厨房里的女人送晚饭来时，她只发了我那份山芋。我向她再要一份留给我的同室，那女人只是摇摇头。但我还是替她在茶缸里留了些山芋。
广播喇叭又开始号叫了。两个看守相继来到我的小窗洞前，以检查我是否在收听广播。话筒里又公布了一批下午判决的犯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宣布为死刑，〃立即执行〃。那号码与我同住的那个女人的号码一样。喇叭里称她为帝国主义和目民党的特务，在群众中〃隐藏了几年〃，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及造反派揭发出来。说他们给她提供机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但她不肯交代，妄图蒙混过关。现在，她的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她〃砸得稀巴烂〃。
开始我的心陡地沉了一下；因为每次宣布死刑总是很可怖的。可是在不经心抬头之际，我瞥见窥孔后，还有一只眼睛在窥审着我。倏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忽闪而过：那女人既非特务，也根本没人指控她为特务，假如我现在表现出紧张或恐惧之情，那些家伙就会当真以为我犯罪了。我泰然地望着牢门，随便、自然地倚靠在被铺上，表现出一副正在集中思想收听的神情。
扩音机关上后，那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过去。
〃你听到宣布的死刑吗？〃她问我。
〃听到了。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她罪有应得。〃我信口说着。
〃你得把你自己联系起来好好考虑一下。〃那看守向我推出。
〃我看没必要联系，她是个真正的特务。可我不是。我等待政府给我澄清甄别。〃我回答。
〃你一点不老实。〃她说。
〃恰恰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人民政府更老实？〃我反驳着。
她将小窗关上，但仍在窥孔里张望着。我拎起一本〃毛选〃，身子也不挪动一下，就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了。
睡觉时间快到了，那军人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劳改的女青年进来，把那同室囚犯的东西收拾好，再重新将那张床叠起来，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这说明那个女人还活着。那样的隆冬之夜，如果她不想被冻僵的话，一定需要棉被，所以她们必得替她取回去。
我想看守一定很信得过她，所以才分配给她这个任务来引我上钩，她肯定属于那种懦弱无能的人。她们一定应诺她，如果能在我这里抓到些什么错误言论，就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宽大处理。但她失败了。因此他们只得改变手法，佯称将她判了死荆，以此再对我恐吓威胁。
劳改女青年离开后，那军人女看守就进来了。
〃站起来！〃她在离我约一尺之地立定，对我大吼一声。
我刚站起来，她就抽了我一个耳光，痛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竭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我只是两眼漠视着前方站立着，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更激怒了她，又是一个耳光，还用皮靴猛踢我的大腿。〃给我站着不许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很聪明，是吗？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但你是逃不掉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你。站那儿！〃她把门一摔，上了锁，噔瞪地踏着步子走掉了。
夜班看守上班了，按常例，一一检查了各间囚房，待轮蓟我这间时；问：〃怎么还站这里？我被罚了。哪个？日班的看守？不，是另一个。
〃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看来，她好像不了解情况，可能她对绐我设圈套之举并不知晓，那或许只是看守所里那些激进分子所想出来的。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言着。但我很高兴，总算不用站上一夜了。
我的脚踝上给踢了一脚。因为那里棉裤遮盖不到，因此伤口比较严重，皮给踢破了，伤口突突地直作疼。我脚上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外仅有的一双还晾着未干，我担心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根本无法在这一无所有的牢房里，找到可以用以处理疮口的代用品。忽地，我的目光触到了那支牙膏。我想牙膏有点消毒的作用，因此，我就在伤口上涂上厚厚的一层牙膏，再在上面覆盖着一方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布，用仅剩的一块手帕将伤口扎好。
整整一晚，那阵阵作痛的脚脖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我好几次从梦中惊觉，不是梦见自己成了个无法行走的跛子，便是在梦中又受那个女看守的踢打。
饥寒交迫的煎熬，无望的等待，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对女儿魂牵魄系的思念，以及来自那女看守不堪的侮辱，如此种种，令我悲愤不已。但待次日早上起身时，我已不再感到郁郁寡欢，而只觉得体内积压着什么几乎就要炸裂了。目前，对我来说，那些讲文明的美德，如仁慈、宽容乃至一点点的幽默，都成为我渴求不到的一种奢侈了。那些极左分子煞费心计地在耍诡计，以置我予死地，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也要想方设法拿出我的对策。
虽因睡眠不足而觉得有点疲乏，但我的思路还是清醒敏锐的。脚脖子肿胀得疼痛难熬，我还是不停地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按捺不住地想再次向这批极左分子挑起一场交锋。那些家伙在我的身上，我的友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身上所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令我越想越觉不平。我就是要报复！
忽地牢门开启了，似是上帝此时来临，满足我的渴求，赐给我一个交锋的机会。〃出来受审！〃一男看守大声喝叫着。
我拿起语录本转身就走，一跛一瘸地跟着走得飞快。
喇叭里正在播放《人民日报》社论，解释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我跟着看守穿过楼面时，一路上，都是播音员那敬畏虔诚的嗓音，在诵颂毛泽东的言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威严的权力，就像一条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中华大地的毯子，铺天盖地，一处不漏。我暗暗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流露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反毛反党及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便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样，这些极左分子就会在我身上捞到稻草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策略，就是坚持批评主办我案子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的政策办事，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时，我可以说些违心之言，即使我不赞成毛泽东，但也要表示出我是支持他的，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为了求得生存，天天都是这样装着假。我再告诫自己，仅仅与他们对抗还不行，一定要智斗巧斗才行。
提审室所在的大楼入口处，挡着一幅蓝色的棉布门帘。那些看守不再是无精打采地倚靠在门口小房间的椅子上，而是肃然挺立着，随时待命。解放军们在走道里巡逻着，几个穿蓝制服的人，在敞着门的提审室里出出进进。看来，这里还刚刚上班，我是第一个被提审的。想到昨夜发生的一切，我预料到这次交锋，凶多吉少。因为那批家伙的阴谋落空了，他们恼羞成怒了。我再次告诫自己既要机灵又要有胆量，无论如何，我要他们自己来暴露自己，暴露得越多，就越容易拆穿他们的西洋镜。因为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看守打开其中一个房门吼道：〃进去！〃那审问室四壁已经过粉刷，显得光亮干净一点了。窗户两端挂着两幅横幅，用白漆写着两句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墙上还有一幅毛泽东像。
一溜五个男人正对着门坐着，其中一个穿着军装，我想估量一下他的级别。自一九六三年林彪取消军衔后，全体解放军都穿上了一式一样的宽大军服，恢复了游击战争时期的传统，因此，很准在这间阴森森的审问室里，估出这位圆脸青年军人的级别。但他军服上有四只口袋，这说明他是个军官。因为一般的士兵，上装只有二个口袋。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满脸皱纹，双手粗硬，看着是个打工的。我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