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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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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向来不说〃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胡先生的告诫既及时又珍贵。十分感谢他，出于对已故友人之情，冒险赶来给我这一臂之助。当他领会我己明白了他的来意后，他又与我讲述了些有关政治运动的一般常识。他告诉我，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类政治运动他经历得多了，因而也积累了一套应付的经验。
〃你对中央的公报是怎样看的？〃我问。
胡先生摇摇头叹了口气，略略想了想，说：〃每一次运动的初期阶段，往往是最可怕的。这股台风在几个月后，就会逐渐减弱，约一年后，兢会过去的。要一年呀！这么长！〃我说。
胡先生对我这种少见多怪之态微微一笑，说：〃一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罢了。对时间，我们与欧洲人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对不起，我这里是班门弄斧了，对欧洲人，你比我要熟悉得多！他们说我是派遣特务，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与英国人很熟悉。他们这一套只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用不多久，他们会把每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都一一打倒。目前只不过针对着你而已。
胡先生起身告辞了。他让我随时都可打电话找他商量。临走他又给了我一条最后的忠告：〃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我不会奉承人，但我还是要说，十分感谢你给我的种种告诫，我会记住它们的。〃我说。
因为让自己的事给搞得七荤八素了，我这才想起，还没问及他的状况和处境。
胡先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态讲起大道理来：〃我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另一位已接替了我过去的工作。我把辞职申请送到我们党委那儿，表示作为过去的私方人员，我的阶级成分，不适宜再担任科室职务。〃当我听他说到，他现在已是以一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他自己开设的厂里做工时，我大吃一惊。但他似乎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
〃我们算蛮不错了。〃他说，〃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时，据我所知，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枪毙了。但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过上三世同堂的日子，我已十分知足了。我要求党委把最艰苦的体力活让我去做。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苦力活：搬运原料或推煤车。因为不会有人妒忌一个做苦力活的。你知道，当我主动去要求领导分配自己做这种粗活时，那位党委书记似乎对我此举十分同情。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我想起丈夫曾对我说过，胡先生之所以还能与他的党委书记和睦相处，就是因为胡先生出力，党委书记获荣誉。历年来，这家工厂都获得先进称号和超额红旗。
〃你过去不也为你们书记做了许多事？就是呵。厂里大部分具体事情都是我做的。为了创办这家工厂，我真是呕心沥血呀。一九三零年这家工厂刚刚成立，我只雇了几个工人。而一九五六年当我把这家工厂上交给政府时，工厂已拥有五千个工人了。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年技术员训练中心。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从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他们特地准备的菜肴，我感到他们是十分欢迎胡先生的来访。待我上楼回到卧室里，陈妈已在为歌准备睡衣和拖鞋。她劝我要听听胡先生的忠告。她认为胡先生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好人。
与知已有这样一场促膝谈心，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已抱定宗旨，不写任何假交代以满足那些激进分子了。
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零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零年，她又被她魂牵魄萦的音乐学院邀回上海了。因为此时，她的孩子已由他们的伯父带往澳大利亚。
一九六零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出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在我给她挂电话时，我就想到上面这些有关李菁的剪影。我很高兴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大清早，陈妈就不见人影。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总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去静安寺庙为她宠爱的曼萍烧香许愿。她知道我反对她去菩萨庙，因为我是基督徒。因此她总是老大清早就悄悄溜出去，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使我不觉察到她的外出。我也总是佯装浑然不觉，不去点穿她。
当我在客厅里插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她在食品储藏室里，与厨师用反常的激动的嗓音在诉说什么，在她走进过道时，她在用手帕擦眼泪。
〃怎么了，陈妈？〃我问她。
她闷闷地走进房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那些和尚怎样了？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帕离开了。
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司务，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他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傍晚六点钟．李菁来了。她满头华发，脸带笑意，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端凝清秀。但唯像像我这样的亲密朋发，才了解她貌似宁静的外表下所蕴藏的一切。她十分敏感，多愁善感，并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李菁是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又是位能干的教师。自古以来，中国人即习惯尊师，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把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比作〃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李菁是十分合适的。她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任钢琴独奏员和伴奏员，或钢琴教师。有些还在国际比赛上获奖，蜚声海外。我十分钦佩李菁，并赞赏她对音乐和学生鞠躬尽瘁的精神。自她从香港回沪后，我们经常见面。她有时把她的琴谱带来，我俩就在音乐声中度过整个晚上。我知她深感寂寞，并牵挂着她的孩子。幸而自一九六零年开始，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直至当时文化革命开始前，中国没有特别大的政治波动，因此，李菁能和她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保持通信。
老赵送上了冰镇红茶时，我问李菁：〃你学校里情况怎样？我看不大妙，〃她忧心忡忡地说，〃学校已全面停课，我们似把所有的时问都花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上，人人都要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教授，也要写自我检查，并观看别人写我们的大字报。你的大字报多吗？〃我担心地问。
〃一般讲教授们的大字报总要比其他人多。我不知道我的大字报是否比别人多，我没有点数目。但至今尚未对我开过批判会。我个人历史很清白。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过。对教授的批判大会多吗？〃我问她。
〃已开过几次了。一个是对过去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摘帽右派。其余的是其他系的，我对他们的历史不大了解。以上两个人在过去政治运动中，都被揪出来过。〃李菁解释着，〃我最怕开批斗会。不知为啥，那些人似乎表现得十分野蛮。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嗽？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旧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业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2＇
〃以我看，写大字报真是劳民伤财。学校里已耗掉大量纸张和笔墨。然而我们要求在课堂里增装电灯或添置乐器时，总是说没有经费。〃李菁说。
〃大字报里批评你些什么？〃我问她。
〃就是一般地批评我在英国所受的教育，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以及我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与苏联关系友好时，就鼓威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培养学生参加国际作曲活动。自与苏联关系绝交后，就开始批判西方音乐。我们仅能用中国乐谱教学，但中国的曲目又那么少，我大半时间是花在教材收集上。当个教授已是十分为难了。现在我的学生都被迫起来反对我。知道吗，他们其中有一人轻声对我说，他们必须写揭发反对我的大字报，非如此不能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真的吗？但你不必太难过，这些青年人，也是出于无奈呀？但我很是伤心，我总感到，似乎我昀一生已完了。〃她说着叹了口气。
〃不要为这叹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曼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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