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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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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叽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也不知他近况怎样。我想我得给他挂个电话。我加快脚步往家走去。路上比一小时前更乱了，红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到处是人们反抗的尖叫声及受害者声泪俱下的恳求声。当我看到红卫兵在抓烫头发的女人，并把她们的头发剪掉时，我真感谢陈妈给我戴上这顶大草帽，以遮盖掉我的烫发。马路上有许多警察，但他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离开了闹市区，我略松了口气。住宅区就显得安静多了。但当我拐入我家门口那条马路时，只见一大堆人聚集在我屋前。他们在看我对面一象邻居门口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那家主人，是上海铝合金公司的总工程师。该公司原是九年前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一家瑞士商行。那里的工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他家门口，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边上，是另一张小一圈的，由童稚笔迹写出来的大字报，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写的，他们参加了对他们父亲的批判斗争，并立誓与他划清界线。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孩子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当老赵来开门时，我问他有关那张小孩子写的大字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赵告诉我，说那家邻居的佣人告诉他，那张大字报是他爸爸要求孩子们写的，如是，可避免红卫兵在他们身上加以迫害。
红卫兵的行动在逐日升级，第二天，他们就进入我对门那邻居家的宅第了。刚开始他的妻子拒绝开启大门，并把浇花园用的水龙管对着他们，以阻止他们侵入。结果，那些红卫兵们推倒了大门，把水管夺过来将她全身浇湿，然后把她推倒在地痛打了一顿，因为她反对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她的孩子要想保护他们的母亲，也被殴打了。他们被称为瑞士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崽子〃，并逼迫他们帮着红卫兵一起烧毁他父亲全部的藏书。
整日里，没日没夜地，到处都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嘈杂声，私人住宅被查抄和抢劫的消息时有传来。我想与胡先生电话联系，终没有如愿，与其他朋友也是如此。红卫兵们残酷的行动在级级升高，我听说，被害者如反抗的话，便会得到加倍侮辱，恐吓乃至惨遭杀害。报上的社论、中央文革成员的谈话，对红卫兵这些野蛮行为表示祝贺甚或鼓励。他们被捧为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真正接班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克服困难，砸烂旧世界．建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核心的新世界。
我束手无策，深感劫数难逃，觉着无法避免这场令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灾难了。女儿也很是担心，几次对我说：以她那微薄的薪水，是无法开支我们的生活的。我认为这是时候了，该向她一一交代有关我们在香港银行及其他地方银行的存款情况，我告诉她，这些钱已足够我们日常开支了。但最最令我放心不下的，是文化革命后她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一旦成立，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将永久在中国沦为像印度的贱民那样的无权阶级，那么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不堪设想的。对我来说，这比失去我全部财产更令我忧心忡忡。
为了替我的佣人着想，在红卫兵对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决定把那六千元从银行里支出的钱，分给他们。开始，他们坚决不肯收下，反复要求与我们一起患难相共，以照顾我和曼萍。
他们主动提出，愿为我转移首饰及贵重物品，收藏在他们家里。但我没有接受，我不愿他们因我而受牵连。我把老赵、陈妈和厨师，都叫到书房内，并与他们商量，如何在他们三人中分配这笔六千元钞票。因为花匠不是全日工，仅偶尔来我处照顾一下，所以我只分给他四百元。陈妈主动提出，她宁愿拿得比老赵和厨师少一点，〃因为，他们都要养妻子的〃。当我把钱分配好以后，把四百元放在信封里，准备等下次花匠来时交给他。
我对我的佣人们说，他们可以随时辞掉我这里的工作。将来文化革命后，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我将再补给他们一些钱，因为我们都和睦地相处了很长时间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等待着红卫兵们的光临。
第三章红卫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各单位都通宵达旦地召开各种会议。八月三十日晚上，红卫兵来抄家了。那天，我女儿正在电影厂参加批判会。我独自一人，在书房里阅读《第三帝国兴亡史》。那是我在伦敦书店订阅的，最近刚寄到。由于我一直在亚细亚公司工作，因此，我让书店将定购的书邮到我公司，因为上海海关对寄到单位的邮件，一律不开封检查。那时，公司向国外购有大量的科技书籍，供国内研究机关参考。所以我那些小包邮件，并不十分引入注意。
此时家里寂然无声。我知道，这功夫老赵按例呆在餐具室里。陈妈，也在她自已房里，说不准已躺在床上养神了。家里静默得犹如一潭死水，好像一切都失却了生的意趣，步步向死亡迫近。
书房的门窗都敞开着，阵阵晚风已带点秋意，送来一股术莲花香。我留心着马路上的动静，隐隐地，一辆卡车由远而近地驶来，声音渐渐清晰起来了，我屏声息气地倾听着，希望它快快驶过我门口而离去。岂料它就在我家门口慢馒减速了，然后戛然一下煞住了。我知道，此刻我的左邻右舍们都在静候若红卫兵的光临。我扔下书紧张地站起来，暗暗忖度着，不知哪一家将成为他们的抄家对象。
蓦地，门铃不息地响了，同时许多拳头疯狂地砸着夫门，一阵阵竭斯底里的口号声。我心里清楚，是时候了，我得面对现实，接受红卫兵对我、对我居室的搜查。老赵气急败坏地奔上楼，虽然他明知红卫兵迟早要光临的，并且似乎日日夜夜在准备着他们的到来，但事到临头，还是惊惶得面如土色。
〃他们来了。〃他恐慌地说。
〃冷静点，老赵！打开大门，但不要对他们说什么。你让陈妈到你房里去，你们呆那儿别出来。〃我叮嘱他。
老赵的房间在汽车间楼上，我要他俩离开抄家现场，免得他们为了偏护我而说些触怒红卫兵的话。
外面的声响更大了：〃开门开门！你们都死了吗？怎么还不开门？〃有人开始咒骂了，并用脚踢着门。同时，汽车的喇叭也拚命地吼着。
老赵奔下楼去。我起身把书放回书架上，同时目光掠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把它抽了出来拿在手中，带上我预先就放在写字台上的钥匙，下楼去了。
虽说对此我已早有准备，但我还是心跳得厉害，但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仍使我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镇静。我沉重地一级一级踩着楼梯，我踩完了最后一级，一切就听天由命了。
他们撞门而入。三四十个十五到二十岁左右的高中学生，由两个青年及一个中年妇人带领，虽然他们都戴着红袖章，但我想其中那三个年龄较大的，是学校里的老师，随着学生一起来抄家的。当他们蜂拥至走廊时，其中一个就把花架上的一瓶康乃馨拂到地上去，片片花瓣，洒了一地，又被他们踩个稀乜烂。
他们中的头头，一个细细长长的青年怒冲冲地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这是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制定的。我们只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他岔开双脚，双手叉腰，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子挑衅地说。
我身边的一个女青年说：〃你打算要什么花招？你唯一的出路是低头认罪，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她在我鼻子前扬了一下拳头，接着呸一口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另一男青年用棍棒〃卜〃一下，对着门口那口红木柜上方的镜子砸去，碎玻璃片像一阵暴雨似，〃哗哗〃地直往下坠，落在柜上一尊康熙年制造的蓝底白花瓶上，煞时，墙上只剩下那个雕花的镜框空空然地吊在挂钩上。接着，他又把镜框一把扯下扔在一边，从另一个红卫兵手中拿过一块小黑板挂在那吊钩上。上面写着毛泽东的一段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务必不能放松警惕。〃那位红卫兵高声地朗读着那段语录，似在做着一场神圣的宣誓。接着，他们要我跟着读。然后，其中一人对我大声嚷着：〃你就是不拿枪的敌人。怏把钥匙交出来。〃我把整串钥匙放在柜上那堆碎玻璃片之中。一人伸手将它拿起，然后所有的红卫兵开始窜到各房各室去了。其中一个女青年把我推入饭厅将门锁上。
我挨着餐桌坐下，打量着四周的陈设。我不愿相信，自那晚以后，我将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那晚，这间餐厅显得特别悦目。拭擦得键亮的红木餐桌，比过去更显得富丽堂皇，一座描金屏风，嵌满了象牙的古装人物，傲然地挺立在房间的一角，显示着那能工巧匠的精细手艺。红木架上，十分艺术化地陈列着一些古玩瓷瓶，品味很是高雅脱俗。
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古董柜里置着一座白玉人像，一只玫瑰水晶香炉，及其他一些我长年精心收集的优等玉石装饰品，上面都绘刻有精雕细作的画面。我恋恋地一一向它们告别。因曾听薇妮说过，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因此我料想挂在餐具架上那幅蓝色的女郎油画，也将命运不济了。但我不知道其他的如齐白石国画的命运又会怎样？他一直是被认同的一名画家。因他年轻时做过木匠，因而受到共产党的尊敬。那些红卫兵，是否会因了解他的出身而保护他的作品呢？我细细地端详着他的画，领会着他的神妙笔法。这是一幅荷花。中国的艺术家最爱画荷花，因为它象征着纯洁。
楼上突然〃砰〃的一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听到楼道上下不停的脚步声，砸烂玻璃器皿的声响，还有猛击墙壁的声音。似乎他们不仅仅在查抄室内的财物，而是要把房子都拆了似的。我感到害怕了，我想设法让他们开门放我出去看看。
我开始敲门，因为屋外一片嘈杂声，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我越敲越重，半天才听得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我就叫着：〃开门！〃门把慢慢地扭动了一下，门给推开一条缝，一个梳小辫子的红卫兵探首而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去厕所。她就警告我不得干扰他们的革命行动，然后就放我出去了。
这些红卫兵，从贮藏室里，把藏有我父亲的书籍和笔记的板箱，都拖到门廊里，预备用老虎钳把它们撬开。从会客室敞开的门里望进去，看见一个女青年正趴在梯子上扯拉窗帘，两只桥牌桌拖在房间当中，上面堆满了红卫兵从各间屋里拿出来的照相机、手表、钟、望远镜及银器。这些是他们将献给国家的贵重物品。
当我上楼时，我看见几个红卫兵正把我珍藏在有软垫的盒子中的瓷器，一一取出来。有一个青年人，把四只康熙年代的酒杯排列在地上用脚在上面使劲地踩着。我进去时，正听见那些精品被他鞋底碾碎的呻吟声。那声音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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