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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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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1995年起，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开始疲软。由于东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得更加紧密，导致日本出口的商品比东亚出口的商品更有竞争力。由于泰国的商品质量优劣不确定，而且泰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不多，因此，在汇率错配之际，进口者更倾向于重新选择选择久经考验的日本产品，而不是泰国产品。东南亚各国的出口额开始动摇，企业的盈利能力骤降，投资项目纷纷下马。
外国投资者开始将其资金撤出东南亚各国。投机倒把的人看到很多政府竭力维护此刻已经明显被抬高的汇率，也开始趁火打劫。而各国的外汇储备在维护汇率过程中已经耗尽，货币贬值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贬值后首先破产的便是以外币形式借贷的企业，接下来便是给这些企业贷款的国内银行。虽然企业无力偿付本国银行的贷款，但是国内这些银行欠外国银行的钱还必须还。就这样，东亚奇迹瞬间就幻化为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
东南亚各国的银行不得不向本国政府求助。政府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他们所需的外汇，用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并挽救本国银行。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附带有条件的，要求申请贷款的政府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来满足一个合格的、资信良好的贷款者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在获得贷款之前必须采取的，有的则是在获得贷款之后采取的。有些条件是相对规范的，毕竟，当没有人愿意提供贷款的时候，愿意放贷者就需要通过订立合同来确保借款人会偿付借款，但有些条件未免有些苛刻了。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两个方面做得过了头。首先，它规定的条件表明，它并不明白它此时所面对的“客户”并不同于以往的客户。总的来说，东南亚政府不是像墨西哥政府那样因为过度开支才陷于困境的。而是国内的私营部门疯狂的投资，外国放贷者也缺乏自律性，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政府会给予一些隐含的担保。燃眉之急是及早恢复金融稳定，也许通过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才能弥补经济活动减少造成的损失。然后，随着信心的恢复，再逐步收拾乱局。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2008年到2010年间所做的事情，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所采取的措施。但是骄傲的东亚国家的政府官员被当成了不了解如何管理廉洁政府的玩忽职守者。一夜之间，管制资本主义被贴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标签，任人唯亲的例子不胜枚举，报道出来足以让西方的财经媒体声名大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最初的政策建议集中在惩罚裙带关系上，而没有认识到整个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很多无辜的人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跟着遭殃。同情心的缺失，或许是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对局外人太冷漠了，而这些局外人现在却成了发号施令的了。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要求过分是因为其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常常被美国等主要成员国所左右。它的条件总是试图按照西方的管理理念来改造亚洲国家。比如，要求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采取大约140项措施，包括打破丁香垄断、加强植树造林、实行小额信贷计划等。在愤世嫉俗的人看来——他们有时候时正确的——这些措施的真实意图是迫使印尼向西方公司和游说团体开放一度受到国家保护的广大领域。虽然就长期而言，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有利的，但也应该由本国人民自主采取，而不是在自己落难时任由外国人来指手画脚。在一张不幸流传开来的照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正在签署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前者交叉双臂抱于胸前，高傲地俯视着似乎被吓得唯唯诺诺的印尼总统，这样不禁让人想起来征服者接受战败者无条件投降时的场景。虽然签字现场的情况可能比较友好些，但是这张照片却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这就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殖民。
断层线加深：发展中国家的分化
总而言之，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良好的国家，国外投资者一般与该国国内投资者享有相似的信息和权利。他们不会要求什么特权，也不会试图以该国内部银行为中介来放贷，获取该国政府暗地里的保证，也不会通过直接给政府贷款来获得明确的支持。公司和普通家庭能够直接获取贷款，这就迫使外国投资者谨慎决策。不然，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只能由自己来负，不能诉诸贷款者所在国家政府。
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外国融资往往是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因为外国投资者担心自己比贷款者所在国家银行了解的信息较少，也无力强制贷款者偿付，他们便尽力要求使用外汇来偿付、并缩短债务偿付期限，以保障自己的利益诉求。矛盾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的落后使得后来的外国投资者们能够要求并享受特权，而这些特权则会侵蚀掉当前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或者由于政府暗地里给予外国放贷者这样那样的保证，会侵蚀掉纳税人的财富。此外，这些外国投资者们得到了保护，就不是那么谨慎地考虑所资助项目的可行性了。结果这又使得借债者——无论是当前的政府还是银行——不再认真考量向外国借款的全部成本，他们往往倾向于过度借款。
在这里附带性地说一句，读者们会注意到美国次贷市场，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准政府行为，背离了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金融准则，并在许多方面折射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缺陷。这些相似点正是我们加以比较的对象。我稍后会谈到这些问题。
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低储蓄的国家被迫实行了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1991年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目赤字巨大而发生了危机；而像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的经济由于低储蓄而十分脆弱。对于这两类国家来讲，这些金融危机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原来政府管制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打破了。印度和巴西两国都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的控制，削弱政府产权比重，消除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提高金融体系内部的同业竞争，开放进口与外来投资，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他们同时采取了更加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削减政府赤字（至少暂时性地），并改善货币政策管理。
在政府的管制和保护下，这些国家实现了长期的增长，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强有力的企业组织，即使在竞争加剧之际也能够保持繁荣。竞争程度的加剧也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公司显示出其最佳的优点。在收购欧洲钢铁巨头康力斯集团之前，印度的塔塔钢铁公司是世界上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之一，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一个私营化的飞机制造商，在全球中型飞机领域开拓了广大的市场。
这些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较晚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使他们不必过于偏袒出口部门。巴西和印度都“管理”他们各自的汇率，但是他们并不竭力通过压低汇率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此外，他们不必在贷款问题上压制私营企业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前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不允许他们再行压制之举，而是由于这些私营企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实力。他们实行了储蓄利率自由化政策，减少对普通家庭的征税，，并准许金融部门扩大对家庭的信贷业务。因此之故，巴西和印度两国的个人消费和内向型生产部门都实现了健康发展，其效率足以与出口部门相媲美。虽然巴西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得益于其商品量的增加，但是其经济具有多样化和弹性强的特点，即便出现暂时性的商品价格下跌，也足以熬得过去。他们错过了转向出口的有利时机，他们仍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们本不必进行转型。现在，他们的经济更加协调，其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弱化。
东南亚各经济体，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恢复得都很快：货币的低汇率使他们的商品很有竞争力，他们甚至在用更加廉价的国内商品取代进口商品的同时，也扩大了出口。他们还大幅减少投资，就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平均来讲，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96年的41％降低到了1998年的24％。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外贸盈余不断攀升的原因不是国内的普通家庭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削减了投资。同样，这对全球储蓄资金的供应量也产生了积极效应。东亚经济体不再是最初的纯借款者，开始将他们的储蓄输送到全球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货物——比如工厂和设备之类的硬资产——需求量锐减。这些往往是曾经需要进口的商品，因此，全球市场都能感触到其影响。全球过剩的商品也再次开始寻找那些会过度开支的国家。
概要与结论
那些过于注重外向型增长的国家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他们开始认识到一味地追逐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是很愚蠢的行为，因为以大举外债为前提的开支最终往往会让人欲哭无泪。说得更明确一点，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在外国投资者看来很难理解、很难驾驭，他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保留债券，并要求短期偿付债务，随时准备做空债务国。一旦他们真的不顾债务国国情开溜了，那么依赖这些不稳定的外国融资，无异于经营一家没有存款保险的银行，十分脆弱而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尽管出口国深知改革金融领域的必要性，他们却认为这些危机中凸显的问题，并不是外向型增长的大战略的问题。这些经济危机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实现外贸盈余比单纯地出口还要好，因为有了贸易盈余，国家便能够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实现外贸盈余的途径就是削减投资，这也有助于帮助这些国家摆脱一度困扰他们的繁荣——萧条怪圈。
不过，这些出口国独善其身的努力增强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他们后来纷纷奉行的出口拉动增长的战略，不仅加重了其他国家的负担，压制了其他国家对其商品的需求，也凸显了这个政策所导致的国内问题。这一点在前一张已经重点讨论过了。
这项战略同时也导致出口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这些储备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放贷目标。为了吸引这些资金，国家必须愿意让自己的支出超出国内生产者的承受能力。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来吸引资金流入，使资本输出国相信自己的资金会很安全，比在发展中国家要安全得多。最为引人注目的目标便是美国（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国）。
由于美国的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其政治环境越来越有利于负债消费的增长，（我在第一章已论证过），所以，美国便是最终的、也是最佳的贷款对象。但是，本世纪前几年美国采取的一些政策使其成为了全球公认的消费大国，这些政策的背后有一个新的现象，即美国的恢复越来越呈现出“失业性复苏”的特点，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足以应付这一问题。
第四章 薄弱的社保体系
巴德里25年前到美国读书，并取得了许多学位，其中包括冶金工程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家美德合资企业找到了工作，这家企业是制造顶级存储芯片的。这是巴德里的第一份工作，任务是协助建立新型芯片生产线，以及降低芯片的次品率。这项工作使他充分运用了他的渊博知识和技术，因为发现残次品需要极其了解十分复杂的程序和机器，每周连续工作70个小时是正常的事。
之后，美国投资方将股票卖出，德国公司就把合资公司变成了拥有全资的独立公司。之后公司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专注于逻辑芯片，另一部分专注于资本密集型存储芯片。所以尽管巴德里数年专注于存储芯片的制造，使芯片由大变小。在盛衰荣枯循环罔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公司由两大财力雄厚的投资方控股的合资公司，转变为芯片制造多样化的公司，最终成为了一个孤立的、业务单一、债台高筑的公司。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08年初，巴德里的雇主发现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之前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最新科技领域。当时他可以选择关闭在美国或德国的工厂，但考虑到关闭德国工厂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保留德国工厂还可以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补贴，最后他选择了让美国工厂的工人全部下岗。
一夜之间，巴德里发现他的六位数收入蓦然而逝了。因为公司宣告破产，也就不用付给他遣散费来补偿他为公司效命11年的辛劳。此时，他只有每周400美元失业救济金，他不仅要用这些钱来支撑四口之家，还要还银行的抵押贷款。更令人忧虑的是健康保险。失业之前，公司每月都为他交50美元的保险费，这钱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打水漂了。当他去私人保险公司咨询时，他发现这些公司不帮他办理，因为他血糖高，有轻微的糖尿病。即使没有这些病，私营保险公司每月的家庭保险费也高达1100美元，占据了他每月的失业救济金的三分之二还要多。巴德里真的非常需要一份工作，至少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不必拿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冒险。他投了成百上千份简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失业保险将要花完了，只有动用为儿子上大学准备的储蓄金。从这点讲，巴德里算是幸运的。不像其他许多同样境遇的美国人，至少他还有些储蓄！
同时，巴德里所在公司的美国资产清算很彻底，一些昂贵的机器设备被其他生产商买走了。这些资产被迅速有效地加以利用。在关闭美国工厂几个月之后，公司无奈地意识到他们的业务不是很盈利了，于是德国工厂也被关闭了。
经济刺激的意愿
从上一章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早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下降，传统的出口大国纷纷为其剩余商品寻求新的销售市场。随着世界经济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衰退期，而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剩余产品创造了过量的需求，使这些商品得以吸收，而美国的资金来源却是从外贸盈余国家借来的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我曾说过的一样，美国毫无选择地成为了消化剩余商品的最后的救星，因为像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自顾不暇。但是，美国考虑继续采用扩张政策没非出于世界公民的义务，而是迫于其国内压力才进行过度刺激经济的。
巴德里的经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与其他富裕工业国的工人不同的是，如果经济衰退深入发展而且旷日持久，美国的工人不会自动地得到社会保障。美国人历史上一直反对高福利，结果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比较薄弱，其中包括失业救济。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可以快速、敏捷地应对困境。银行会拒绝贷款给经济效益不好的公司，而且风险资本家也不会资助那些刚刚起步的、业绩不佳的企业。现有的公司倒闭之后，其资产被清算，并被卖给那些能更好运用它们的公司，就像巴德里的公司所经历的一样。这些举措为新企业的出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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