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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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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车票，冲他咧了个镇定的微笑。
10点过5分，快要从春运大军里杀出重围腾挪到检票口时，我叫住在前面拖着我的行李疾走中的闫岩，说：“我的票没了。”
没了，就这么几分钟的事。原本把票攥在手心里备查，手里提着身上挂着的行李太多，左右周转倒腾一圈，票就不知怎的从手里滑落丢失，浑然不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接下来，你也能猜到：找！疯狂地找！地上、垃圾堆、失物招领处……只要能找的地方我们全都搜寻了一遍，却丝毫追不到票的踪迹。春运时的北京火车站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卷满了人和行李，要在这大潮里找一张小小的纸头无异于大海捞针。火车开出的时间是晚上11点，在原地抗争了20分钟以后，车站广播开始通知去莫斯科的乘客检票上车。直觉告诉我，继续留在原地找票已经是在做无用功，不如到检票口试试运气。
冬天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人很少，检票口只有十多个人，而且看起来大多是短途旅行者，和其他检票口被人海团团围住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毫不费力地挤到前面问检票员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放我们进站，并把车票发票、护照等所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摊给检票员看。检票员的态度强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让进，没有票就是不让进，除非你现在马上去补一张票。即刻补票是不可能的，因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并不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销售，而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代销，周六晚上11点并不是国旅正常的上班时间，即使国旅有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在半个小时内光速冲去距离火车站两站地的国旅营业点补完票再回来上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直到这时，我的肾上腺素才开始侵入大脑，意识由连贯的逻辑碎成片：如果真走不了，我该怎么办？看着地上已经为这次火车旅行准备好的两个巨大食品袋，想起这段日子的准备和期盼，不由得让人失魂落魄。所幸，我和闫岩在一起。
“没事，如果真走不了，就先住我家，下周再买票走。”他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再想想办法。”随后，他让失了魂的我留在原地等待，他再去四处看看有没有找回车票的可能。
他的话是我的镇静剂，是啊，即使今天上不了车，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再返回去找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必须在他找票的同时想出第二套应对方案。独自面对着检票口，我先重新清查了一遍随身行李，确定票的确是丢了。随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去对后果施展丰富的想象力，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这件事情上，用常识和逻辑推断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任何时候，如果想要顺利登上火车，必须要搞定两道关卡，一是车站检票员，二是火车上的列车员。检票员属于火车站编制，只负责维持车站内秩序，把持有合规车票的乘客放下站台，而乘客是否能够顺利登上火车与检票员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多放几个送站人员或者混车小鬼本来就是检票员控制下可松可紧的小事。列车员是随着火车的，负责车厢里的秩序，在车厢内座位富余的情况下，多一两位乘客对他们来说只是类似于多了一两件行李而已，不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损失。这两类需要搞定的爷分属两个不同的管理系统，但利益诉求非常相似——放你一码是再简单不过，可他们都不愿意随便给自己找麻烦，你必须想办法哄他们开心或者以小利诱惑之。作完这番简单的分析以后，我又把具体的行动方案在心里罗列了一遍：（1）找关系。梳理了一遍我现在的关系网，暂时找不到对北京火车站有影响力的人物，且西伯利亚铁路段由俄罗斯列车执行，通过熟人帮忙疏通是难上加难。放弃。
（2）一哭二闹三上吊，用情感来打动人，配上泪汪汪的大眼睛，或许可以试试。
（3）补票。虽然不可能马上冲到国旅营业点重新办手续，但是凭经验，大多数火车都能在车上补票，这趟列车说不定也可以。
（4）花点儿现金打点。不解释。
（5）买站台票混上车再赖着不走。这是典型的春运混车法，同样不解释。
待闫岩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时，我已经默默描画好了剧本，就像是即将上台表演的演员，心里期待又紧张，早已把沮丧和慌乱抛到了脑后。晚上10点50分，距离开车还有15分钟，所有的乘客都已经检票上车，检票员开始百无聊赖地抠手指头等着关闭检票口——最完美的时刻到了！
我眼含泪水、语带哭腔地找到一名检票员，噼里啪啦胡言乱语一番，用最快的速度讲完丢票的事实。检票员晕了，主动告诉我说上车与否的生杀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列车员手中的，他能做的只是发发善心放我进站，至于能不能上车，就要看我自己的运气了。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放大声音号叫，请各位叔叔阿姨让我至少去碰个运气，如果列车员不让上车我自认倒霉。允！
下到站台，找到车厢，用同一招与俄罗斯列车员叽里咕噜，可惜用英语表演血海深仇就是不能像中文一样简洁有力，几个金发碧眼听得眼睛发直，摇着头示意他们不想理会我这只小苍蝇。列车正在作最后的准备，时间紧迫，留给我的只有最后几分钟了！
忽然，闫岩发现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听不懂英语！Oh，no！！！我的血海深仇啊，就这样变成了不知所云的小打小闹！如果再继续打感情牌，就算是感动了玉皇大帝都没有用。恰巧，旁边有位大叔正在用俄语和一位列车员交谈，我们激动万分地抓到这根救命稻草，请求他为我翻译；对方也找到一个英语惨不忍睹的高个子女人来交涉，好歹是能够让他们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血海深仇了。可惜几番鸡同鸭讲后，俄叔俄婶们还是摇头，并示意我退到黄线后面。此时，离开车还有5分钟，不少先前聚过来看热闹的列车员已经回各自负责的车厢准备起程了。
继续，我们开始执行Plan 3（计划3），询问是否有可能在车内补票。他们对视一眼，不置可否，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不可以补票。翻译大叔把车票上的票面金额特意秀出来给他们看，几位俄叔俄婶的眼睛瞬间一亮，互相对视一眼，面部表情十分微妙。还没有等大叔给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我已经从列车员的表情里看出了玄机。Plan 4（计划4）！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赌上我的直觉，看着他们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I have money！（我有钱！）事实证明，这是同俄罗斯列车员整番对话中双方唯一能够迅速达成共识的一句。几位俄叔俄婶又对视一眼，神情暧昧地用英语追问确认：You have money？ （你真有钱？）
Yes！一锤定音，上车！
上车后，发现车票上记载的床位顺序已经完全被打乱。列车员为了方便管理，并不是按照票上的床位号来安顿乘客，而是把全车乘客顺序打散，按照目的地和国籍重新分配车厢。我为了接下来应付前来索钱的列车员，紧跟着那位翻译大叔，争取和他在同一间包厢安顿下来。四个人的标配包厢，就住了我们俩，倒也舒适。
同闫岩拥抱告别。他刚走，车就开了，11点过5分。
这一小时发生了好多事情。如果没有闫岩的冷静和果敢，这本书也就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闫岩，话不多说，你懂的。
俄罗斯的列车员并不容许我多感慨，列车刚开，就来了两个大汉撞开包厢门，堵在门口索钱，开价1 000美元。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随后又乐了，看来这列车员也学会了中国式地摊开价法，那我就陪玩到底呗。按照地摊杀价法，我没有答话，只是给了个错愕不屑的眼神。他们想了想，犹豫着降到600欧，接近票价。
我不傻，这钱肯定是他们私吞的，心理价位只是打算塞给他们每人100欧，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于是用中文咨询了一下同屋的翻译大叔。这大叔是个商人，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他告诉我说由于接下来6天都将在火车上被这几个人管，所以最好不要激怒他们，就当是花钱买福，接受他们的要价算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此票按规定是遗失就算作废，再次乘车必须重新补票，如果我乖乖补票，也要付出500欧。但是我仍然想尝试着再砍掉一点儿，于是先还到400欧，再看他们的反应。听到这个数字后，两位大汉面露愠色，似乎很难接受，恐怕不好向另几位垂涎瓜分这笔意外之财的列车员交代，于是我又塞给他们50美元和一脸命苦相，表示再多我就没有了，可以随他们搜包。俄叔们不满地瞪着我，咕叽咕叽半天，算是同意，骂咧着走了。
未及，俄叔扔过来一袋床单被套，顺便欢天喜地地收钱。我已经为听随翻译大叔的谨慎有点儿懊悔，觉得在这种私了的交易环境里面原本是可以把价格压得更低的，于是很贱地要求列车员给发票。俄叔愣了一下，咕噜着会给的，灰溜溜地逃走。
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我深刻地体会到，钱，就是万能的。
2。 折腾到死的过境
刚吃完晚饭，乘坐西伯利亚列车6次的老陈——也就是我的救命草翻译大叔——告诉我说：早点睡吧，今天晚上过境，可有的折腾。
果然，凌晨3点，粗暴的俄罗斯列车员就挨个儿把乘客从睡梦中敲醒，原来是到了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的满洲里，所有人都必须起床穿戴整齐等着边检和过境。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望去，车窗下正好立着一块满洲里的站牌，安静地站在积雪中。
推门出去巡望一圈，周围几厢乘客都已经走空，整节车厢就只剩下我和老陈两个人。原来许多人乘坐这趟列车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开春运高峰期其他拥挤不堪的国内列车，走完全程的只有我和老陈。这情形果然如网上看到的记述一样：到12月，西伯利亚铁路进入淡季，此时乘坐这趟列车，整个车都是你的。好一趟奢侈的列车！
老陈在边检开始前就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的护照是10年前办的，这10年里，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在俄罗斯的生意略有起色，还戒了烟，直接后果就是长胖了一圈，以致本人和护照上的照片有较大差异。莫斯科多年的从商经历使得他处世谨慎，不希望和警察有任何形式的纠缠，但护照照片这一关他是逃不掉了。果不其然，在第一轮边检里，老陈就被请去“谈话”。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望去，
车窗下正好立着一块满洲里的站牌，
安静地站在积雪中。
老陈和边检走后，我没什么事情做，爬上床继续睡觉，可列车不知为何开始前后反复挪动，偶尔有猛烈的撞击，几次险些把我震到车座下去，估计这是在换餐车或者火车头。车至满洲里的前一天晚上，老陈就请我去餐车吃了顿经典的西红柿炒蛋和鱼香肉丝。我原本不愿在餐车上浪费钱，但当时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中国餐车只随车行至满洲里，所以今晚是咱们最后一顿中国餐了！”5年前在荷兰啃冷面包酸牛奶惨到落泪的场景又鲜活起来，回想起那盘过甜的西红柿炒蛋和过咸的鱼香肉丝，我的心里无限感慨。
从凌晨3点折腾到5点，老陈被放回来，我们聊聊天，正准备各自爬上床去补觉，又被粗暴的俄罗斯列车员从床上拽下来，原来中方边检已经结束，俄方边检马上就要开始了。拜托……
列车沿满洲里到俄罗斯边境口岸后贝加尔之间的铁轨缓慢滑行，窗外中国的痕迹一点点消除，过渡到一片纯白的莽原，依稀能看见许多铁丝网的身影。我再也睡不着，胡思乱想起来——如果从此处偷渡，会不会被对面一排武器捣成马蜂窝呢？半小时以后，列车停下，我们正式进入了俄罗斯的第一站——后贝加尔。窗外的风景已被晨光点亮，边检、荷枪实弹的帅气军警和检验检疫人员正在远方列队待命，远看去，满满一队“普京”。
老陈说，这趟列车最难对付的不是列车员，而是检查行李的海关，每次都要设法揩油。我不知道他这些话的真实性，但见他一直在担心他为朋友捎的精品茶叶是否会被俄警抢去，不由得也被传染了同样的焦虑，但同时，也有一丝变态的期待。我不是受虐狂，只是还在为俄罗斯列车员的贪婪而耿耿于怀，满心期待海关来勒索我，这样我就能告诉他们：“对不起您呐，您来晚了，姑娘身上的油水已经被列车员榨光了，您还是和那几位爷商量着匀一匀吧。这客太多，伺候不周，还请您谅解。”
边检来来去去走了很多轮，老陈再一次被通知收拾收拾，准备被带走检查，还是因为和照片长得不像的缘故。这次被带走前，老陈并不像在满洲里那番淡定了，他十分担心我应付不了狡猾的海关，一再嘱咐我通关秘籍——收拾得整洁气派点儿。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装气场”吗！有意思。
老陈换下汗衫，穿上了西装，瞬间就从猥琐大叔转成学者造型，我则把杂乱的车厢收拾得干净整洁。接着，一个忧郁气质少女不搭调地出现在这粗糙的列车里。10分钟以内，两个抠着脚丫子“法克鱿”、“马勒戈壁”满天飞的老少迅速月棱镜威力变身成一儒雅老者和异次元少女，坐在整洁的车厢里细语聊天。
老陈走后，我和衣倒在座位上放空积蓄能量，等待关键时刻的到来。没多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车厢里的沉寂，那声音来得突然，既小心谨慎又笃定，就像是某种地下情报部门工作人员的接头暗号。这肯定不是海关查房的信号，不是列车员来通知乘客起床，也不是老陈回来的声音。除了老陈和勒索贿赂的列车员，我在列车上并不认识其他人，门外的人如此急切地想要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脑子里开始勾画各种谍战片和侦探片的场景。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空荡荡的车厢、昏昏沉沉的晨曦，正是阴谋发生的绝佳背景。被折腾了一整夜，也难怪我开始想入非非。
当然，社会主义好青年不相信牛鬼蛇神。犹豫片刻，我打开房间门，一个肥胖的俄罗斯大婶敏捷地从门缝溜了进来。她的头发凌乱，双颊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紧张。她先用精明的小眼睛滴溜溜扫视车厢一圈，随即从身后变出一个大黑胶袋，里面全是闪闪发亮的假水钻高跟鞋，小地摊上15元一双的低档货色。
看着她殷切的眼神，我明白了：她是想让我帮她分藏这批鞋，以防以走私的名义被海关没收或者罚款。估计她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把整趟列车的乘客查探了一遍，在自己的车厢里分好货，此刻把货在全车的女性乘客间散开，待过关后收回。精明的女人。
俄罗斯列车员和列车。
如果老陈没走，他一定会因为谨慎把她轰走，可是看着她脚上脱了漆皮沾满污渍的皮靴，我觉得无法拒绝她。一个生活优越的女人不会容忍自己的靴子邋遢成这副模样，也许她有一个家要养，也许她干完这一票就能买双新靴子，我想为她做一点儿事。我对她点点头，示意她可以留点儿货在我这儿。她开心地拣出几双小码鞋，用报纸包好，小心翼翼地分放在我的座位下、箱子里和货架上。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如果老陈知道这件事会怎样教训我：“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帮别人做什么哟！”
来不及思考蒙混过关的对策，几个穿着军棉大衣的“普京”冲进我的车厢，示意我起立、核对护照照片和签证、接受行李检查。我暗自定了定神，不管他们的语气多生硬、问得多急多粗鲁，始终保持微笑，用平缓而镇静的语调接话，坚持用英语，不凑俄语单词不比画，任凭他们急得满头大汗到处找翻译。等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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