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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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7月13日，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对西方记者说：“美国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大批孤儿，而今天有些美国人又想借此来表现他们的仁慈，在越南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上放一些鲜花，这是十分无耻的。那些慈善家为什么不在没有把刀子扎进别人心脏前住手，而专门从事以赠送棺材来标榜自己的事情呢？”
此后，许多越战混血儿在公共场合“失踪”了，被越共警察关进了设在郊区或乡村的收容所去；还有一些越战混血儿“要求撤回他们的申请”。
十六岁的正拼命地跑，逃到稻田里去躲避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因为他认为摄影师会把他带到美国去，越共警察曾经那样恐吓过他。最后，在摄影师的百般安慰和哄骗下，他在站成一圈嘲弄人的儿童中间接受了拍照。
那个叫正的小伙子在五岁的时候就遭到父母的抛弃，他们无法忍受人们歧视的目光和讥讽，将他抚养成人的养父母。他不堪同学们的嘲弄和辱骂，悄然离开了学校，来到距离槟枳市六英里以外乡村种水稻。他很满足于那种耕种的生活，害怕美国记者破坏他终于逃到的那个平静的、没有人嘲讽他的地方的生活。
许多越战混血儿都受到过越共类似的恐吓，因此，他们不再敢表示他们希望到美国去的愿望。对于那些到美国去或积极找西方记者寻求帮助的越战混血儿，其遭遇大都非常悲剧。
　1986年2月从永隆收容所逃出、渡海逃到泰国的八名混血儿讲述了越共警察残酷虐待他们的真实暴行。
那八名越战混血儿是在一名好心的越南渔民的帮助下，从昏钟镇经暹逻湾逃到泰国庄他武里市的念喔，然后获得了前往美国定居的注册，而护送他们的那位渔民德却被越共巡逻船开枪打死了。
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十八岁的裴氏青的遭遇显然是八个越战ＸＨＥ中最为悲剧的，她让记者看了细椰毛绳在她手臂和腿上勒进她肉而留下的很深的疤痕。为她作治疗检查的泰国医生沙粲·乍鲁达隆说：“太可怕了。我简直不知道越共警察是怎样残害这位姑娘的，她身上至少还有几十岁伤口仍在化脓。”
八名逃到念喔的越战混血儿中的一名成，十四岁，亲眼目睹了越共警察对青的残酷手段。他说，一天下午，因为青在学习课里打磕睡，被越共警察仰缚在屋里的长凳上，命令其他混血儿用长竹板抽打她的肚子和胸部。如果有人不用力抽打，也会被缚在长凳上去。青被打得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还要不断咒骂自己。越共警察认为那种拷打还不能够惩诫其他人，让成和另一个混血儿去外面捉来两只细腰蜂，然后扯开青的衣服，逼迫他们拿着细腰蜂蛰青的乳头。成和那个孩子把细腰蜂的尾部对准青的两只乳头，使细腰蜂的毒针刺进去。青的乳头被蛰得肿起来很大，许多天滴着脓水。而越共警察不仅不许给与治疗，反而每天学习课之前还要强迫成和那个男孩子用嘴从青肿的乳头吸取脓水喝掉。
“越共警察非常痛恨我。”青说：“我因为有一次我对美国记者说希望尽快到美国去，我不愿作一个越南人。”
青是被越共警察从胡志明市（西贡）她的住所抓走的。越共警察在把她带走之前警告她的养父母说，如果再与美国通信，她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在青被捉去的一年之中，她的父母一直保持着沉默。
作为“危险分子”，青经常遭到越共警察的体罚和各种残酷的严刑拷打和人身折磨。
1985年5月，收容所的主任荣强奸了她。由于担心她把那件事告诉其他的混血儿，荣便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然而，青还是把事情想办法告诉了别人，于是，恼怒的荣开始和各种毒刑折磨她。
一天，荣把青带到收容所后面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是他私人的住所，与收容所相距几百米。他把青关进了他秘密设立在那里的“蛇窟”，即一间爬满数百条蛇的屋子，进门处用一张从上到下的铁丝网拦住，可以观察到蛇的活动。青被推进“蛇窟”之后，立即遭到了蛇的袭击，身上和脸上许多处被蛇咬中。她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群，凄厉地惨叫着，而荣恶毒地站在铁丝网外观看，直到青在惊恐和蛇噬咬中昏迷过去才把她拖出来。
青并不是被关进那个“蛇窟”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因为那个屋子里都是一些无毒蛇，专门用来残害和恐吓违反规定的反抗者；而在另一间屋子里，荣曾把她带去观看处死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村民，则全部用的是各种凶恶的剧毒蛇。青看到那女村民被剥光衣服扔进笼里，毒蛇争相从鼻孔、嘴、阴道和肛门钻进那个女村门的身体，外面的毒蛇缠绕住她的四肢噬咬她的皮肤，几分钟之内她就中每抽搐着死去了。
尽管青一再进行了“悔罪”，哀求他将她放出，荣还是把她关了近三个月，而且每隔一至两天他都要把青扔到“蛇窟”进行折磨。
在拷打青的时候，荣总是凶狠地问她还想不想到美国去，尽管青早已发誓她已经打消了那个想法。
从永隆收容所出逃的最后几个月，荣对关押的越战混血儿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折磨。
他经济命令混血儿们一起脱光衣服站到烈日下去暴晒，或者强迫他们互相殴打，而每天晚上他还要带一名混血姑娘到他到住所去，逼迫那位姑娘喝下大量的酒，直到她醉倒，再施以各种下流至极的强奸和凌辱支满足他的兽欲。
有一次，一名十五岁的混血姑娘企图乘荣酣睡的时候用绳子将她勒死，结果被荣发现了。他立即集合起所有的越战混血儿，让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活埋了那个未遂的“谋杀者”。
那名被反捆双手的姑娘被推进坑里，土一直填到她的下颌。荣命令所有的越战混血儿都跪在那个只有头部尚露在外面的姑娘四周，观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脸憋得涨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脏水，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来，喘息使她来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个小时以后，那姑娘的头偏向一边死去了。而荣却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头发剪掉了。据说姑娘的头发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钱的。
遭受残酷折磨的越战混血儿终于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们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们的渔民的帮助，乘坐他的渔船逃离了那个罪恶的世界。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每一个来美国定居的越战混血儿和他们的亲属都证实了他们办理离境手续时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吓和阻挠，有的人还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巴黎竞赛》、《明镜》等西文报刊的200名记者在1985年4月30日越共庆祝西贡陷落10周年时，接到了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的求援，并亲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推出人群，给他戴上手铐之后拖走了。
　1982年8月24日，《远东经济周刊》记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贡）街头见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个试图上前与自己说话的、年仅十岁左右、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越战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带走了。据说，那个小男孩是从附近一个收容中心逃跑出来的，那里在西方记者来到胡志明市（西贡）之前就关押了几百个越战混血儿。
《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瑛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娘鸾瑛和母亲胡氏秋是靠在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蒲）这样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1973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的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象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
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降两个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
“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1970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亲女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
越战混血儿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虽然不那么圆满，但是所有能够离开的混血儿都争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国家去了。大量的报道和图片表明，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曾居住在越南，也没有忘却那些未获得签证而滞留在越南的亲属和朋友们。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用亨利·贡的话来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们是从越南来的，从我们永远不愿返回的统治下逃出来的。”
十、第五代统治者
　1985年4月30日清晨，河内从闷热的空气中醒来，成千辆自行车、公用轿车和低座脚踏机动车沿着街道行驶，还有更古老的法式有轨电车发出疲惫的声音驶过各个路口，商店、机关和商场也陆续开门。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前越共上尉阮莲这样对西方记者说，脸上露出了微笑。
尽管一切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但此时这个城市已经是整个越南，而不是半个越南的中心。自从南方的杨文明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完成那个经过二十年艰苦战争而获得“统一”的越共政府又把巩固它的政权的战斗进行了十年，首先它公然与曾经尽全力支持它取得胜利的盟友中国关系恶化，赶走了三十万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了几代的中国侨民和华裔越南人，接着又开始清洗政府中的亲华他分子和南方干部，开辟强迫性的“新经济区”，在南方没收私营企业，继而出动越南军队与老挝军队一起进入柬埔寨，帮助韩桑林亲越分子赶走了亲华的“红色高棉”，驱赶大批印度支那难民涌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军队在靠近边境的地带交战，在泰柬边境进行骚扰和入侵。
越共政府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使世界各国一次一次把目光集中在那个曾经同样动荡不定的地方。越共政府，作为继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之后的第五代统治者，象它的前任一样不时地制造出一连串发出震动、令人不安的事情。
“1975年标志着这个国家真正的统一。”胡志明市（西贡）市长梅之寿在庆祝越共军队攻占西贡10周年的游行纪念活动中对外国记者说。
与河内同一时刻的胡志明市（西贡）榴弹炮声轰鸣，军乐队奏起“在金星旗帜下”的进行曲，士兵和民兵，其中一些人扛着缴获的美制M16和M1型步枪，走在苏制T54坦克车的后面，苏制米21型喷气式飞机呼啸着掠过碧蓝的天空；佩戴着与他们同样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的数十枚勋章的越战老兵、摩托车兵和工人混在一起，簇拥着一幅前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手握哑铃的巨幅画像车，在画像的下方写着一句胡的激动人心的话：“大家都来早锻炼！”在围着蓝色围幕和红娟的检阅台前面，身穿各色彩色服装的男女青年表演着优美的舞蹈。
庞大的游行队伍从著名的动物园出发，途中经过市中心的“四月三十日大街”（前美国大使馆曾设在此街），一直向“统一大厦”行进。
检阅台上，有九年以上资龄的政治局委员们傲慢地挥着手，意得志满地观赏那拙劣的表演，并且不无欣喜地回忆起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1500亿美元和58022条生命的过程。
那天坐在检阅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长征，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他们要极力表现越共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业人员及由此而产生的吸毒、卖淫、乞讨和流氓行为在这个被占领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个角落，这似乎是对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越共政府竟然毫无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帮独裁统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恶果都说成是那个早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创伤”，一块似乎永远也不能治愈的，永远会帮助越共解脱困境的“创伤”。
实际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没有制定过任何真正建设或恢复经济的具体计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争，镇压民主人士和极端独裁，以及搜刮民财上。它的一个口号叫作“共渡艰难！”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而那个“艰难”似乎仍永无穷期。
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