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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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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有四页加三行之多。胡适说书中有一个刻着孔夫子的插图，“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恐怕也是不正确的。1869年版的《孔子及其弟子图》，所有站着的弟子确实是“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但坐在桌子后边讲道的孔子则蓄着髯髯的胡子，头顶虽然光秃，但颅后的长发披肩。这一节的内容，从想要长生
不老的汉武帝开始，说到五代的后唐庄宗、一个为了与民休息而关掉玉矿的Changtsa皇帝＇注：此皇帝为谁不详。作者说是一个在三四百年前，即明朝，登基的皇帝＇、雍正，接着，就跳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
第三节的标题叫《中国的城市和习俗》。其中有几段值得提出来让读者一哂：中国人穿长袍，用一条丝带在腰间拢住。丝带上挂着一把刀，和两支吃饭用的筷子；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他们有许多恶习，比如说，父母如果生了太多孩子，养育不便，就准予把他们丢进河里溺死；中国人吃不择食，宠物可以杀了公开买卖作食物，很多人吃老鼠；妇人裹小脚；中国人的宗教很不堪，拜偶像，虽然各种宗教都可信，却完全没有虔诚之实可言。在1867年以前的版本，还有后来的版本所删除的一条，说中国人想结婚的时候，就付钱给中意者的父母，把她买下来，只是他在把她娶回家以前不准见她。这新娘是用轿子抬到新郎家门前的。这时，新郎把轿子的帘子掀起来，打量一下轿子里的新妇。如果他不喜欢新娘的长相，就可以把她退货送回家去。
我们知道胡适非常不满意这本霍桑写的《世界通史》。他在英文班上发起换书的要求，他在1906年3月20日的日记里说：“本斋英文历史前读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此书为宗教家所言，上古史皆傅会神鬼，如God、Angel之类充塞纸上，无俾学术，因发起请以Outlines of World’s History易之，已得英文教习允诺矣。”＇13＇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新读之Outlines of World’s History，著者为美人维廉·司卫顿，中皆哲学家言，解释‘历史’之界说，颇有至理，余甚喜之，拟暇日当为译成汉文也。”＇14＇
胡适在澄衷的时候，每读到一本他喜欢的英文书，就想把它译成中文。维廉·司卫顿（William Swinton，18331892）的《世界史纲：古代、中古、近代，特重文明史和人类的进步》（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是1874年出版的。这本书虽然也是专为高中生所写的，却比霍桑在将近四十年前写的《世界通史》无论就内容或用字遣词而言，都要成熟多了，而且它的写法已经具有现代学院作品的格式。胡适当然会喜欢这本《世界史纲》，光是它的副标题，“文明史”、“人类的进步”，就会是胡适喜爱的。胡适在日记里说他喜欢这本书对“历史”所作的定义，说它“颇有至理，余甚喜之”。
值得注意的是，司卫顿说得很清楚，他这本书所界定的历史，是那些“已经跨越了自然原始状态，组织成政治国家的民族的文明史”。这些“文明”的国家都属于一个广义下的种族，那就是高加索族，也就是一般所通称的白种人。这个白色人种的家庭，包括古代的埃及、亚述、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人；当然，也包括近代的欧洲国家。其他人种，比如中国、墨西哥和印加人，虽然也已经跃离了野蛮的阶段，但他们的文明已如死水，对现代人类的进步殊无贡献。他们是在历史之外，换句话说，中国、墨西哥、印加人根本连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跑龙套的资格都没有。研究他们的工具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15＇这一段话所反映的，不但完全是黑格尔一派的说法，而且也反映了十九世纪西欧、美国人对“民族国家”、“种族”概念的偏执与痴迷。换句话说，除了对“种族”的偏执以外，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更使得欧美人把它拿来定义“现代性”以及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能进入历史范畴或舞台的准则。无须赘言，司卫顿的这本《世界史纲》一个字也没提到中国。
事实上，司卫顿所谓的“文明”、“进步”，其实就是阿利安种族（Aryans）的故事；他所要凸显的，就是阿利安是一个带领人类前进的种族。他虽然说他的《世界史纲》是高加索种族的故事，但他所真正要说的，是高加索种族里的阿利安人。他说，高加索族里分三大支：阿利安族、闪族（Semites）、含族（Hamites）。他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即美国＇所属的种族——阿利安人——一直是人类进步的舞台上的主角。”含族是埃及和迦勒底人（Chaldeans），已经是古人，他们的荣华已逝；闪族是希伯来和阿拉伯人，他们除了一神教的贡献以外，别无所有。换句话说，阿利安人是现代国家的播种者，阿利安人的荣耀——思想上的伟大成就，或者在政治自由、科学、艺术、文学上的进步——都不是含族或闪族能望其项背的。不但如此，阿利安人是古希腊、罗马，不，不仅如此，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就已经不同凡响的先民一脉相承的继承人：
如果我们去追溯世界上进步国家的文明——我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国家的文明——我们就会发现它跟罗马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罗马则又是希腊的传承。看，所有这些都是阿利安人；如果我们回溯到那些在原始时代在亚洲的阿利安人，这一族人，即使在当时，就一定已经迥异于一般的野蛮人，他们已经在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制作上作出好的开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阿利安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进步的种族；所以，一部世界史，绝大部分就是要去表扬阿利安国家对人类共同文明遗产所作的贡献。＇16＇
这种阿利安至上主义，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再赤裸裸也不过了。但是，对于一个刚满十四岁，才开始看英文书，对西方思潮的来龙去脉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胡适来说，是完全不可能有识破这一点的能力的。即使在日本，反省与反响也是渐次滋生的，而且，也绝对不是在学的青少年所能为之的。我们在前文提到彼得·帕里的《世界通史》的日译本是在1876年出版的。司卫顿的《世界史纲》最早的日译本有两本，一本在1883年出版，另一本在1886年出版。在1880年代，明治中期，司卫顿的《世界史纲》取代了彼得·帕里的《世界通史》，取得了日本万国史教科书的龙头地位。“文明史”，或者更确切地说，由阿利安民族所主导的文明史，被奉为圭臬。一直要到1890年代，也就是明治晚期，对这种阿利安至上主义的批判才开始出现。＇17＇其实，即使胡适能披览群籍，他在当时所能找到的英文书，即便不是宣扬阿利安至上主义，也是西方中心的。比如说，他才开始读司卫顿的《世界史纲》，因为喜欢而想把它翻成中文。不到两个星期，他又去买了另一本世界通史的书。他在4月1日的日记里说：“夜，往棋盘街购迈尔《通史》一本。”这本《通史》是迈尔（Philip Van Ness Myers，18461937）在1889年出版的《通史：大学高中教本》（General History for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迈尔这本《通史》，在专业的诉求上，又要比司卫顿的《世界史纲》更上一层楼了。基本上，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像彼得·帕里那种摇笔杆、什么教科书都写的写家已经被淘汰了，历史教科书变成了专业历史家的专利。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中心以及阿利安至上主义的心态。事实上，这种心态可以变本加厉，由学术的光环冠与“科学”的地位。十九世纪欧美人对“民族国家”、“种族”概念的偏执与痴迷，也同样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迈尔这本《通史》里。跟司卫顿一样，迈尔也开宗明义地讨论种族。他跟司卫顿不一样的地方，是司卫顿的眼中只有白种人，因为对他而言，其他人种都没有历史，都不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迈尔至少承认人类历史舞台上，除了白种人以外，还有其他人种的存在。他把全世界的人类分成三个种族：黑、黄、白三种。他说黑种人从远古以来，就是替比他们优越的种族“引水伐木”的人；黄种人，“就以中国人为例，虽然他们在文明上还颇有点所成，但他们那个种族在艺术、文化上的成就不高。甚至他们的语言也是发展不全的，就好像是不成熟、发育不良一样，不像高加索种族的语言有单复数、性别的变化以及动词语态上的变化”。相对比之下，“在所有这几个种族里，白种人，或者说，高加索种，从体格、思想和德行上来说，都是最完美的”。＇18＇
当然，一个读者读到阿利安至上主义的书，并不见得就会接受阿利安至上主义的观点，何况是跨越了文化的疆界以及语言上的鸿沟呢！而且更何况自己又是属于被阿利安至上主义所排斥的种族呢！然而，我们知道胡适一生确实钟情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其一生，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他所崇尚的西方近代文明——民主、科学——的播种与收成者。如果司卫顿、迈尔的历史教科书，教导了胡适阿利安种族的历史，特别是他们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轨迹，另外两本公民教科书，则教导了胡适作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公民所必备的条件：第一本是亚诺福斯特（ArnoldFoster，18551909）写的《国民读本》（The Citizen Reader）。我们从胡适在澄衷时写的日记，知道这本书是他在澄衷学堂时就读过的书；第二本书是马奎克（W。F。Markwick）与史密斯（W。A。Smith）合写的《真国民：如何成为其中的一员》（The True Citizen：How to Bee One）。《真国民》，胡适可能是稍后才接触到的，其内容，他在编《竞业旬报》时利用最多。这两本书都是给中、小学生读的。前者是英国人写的，后者是美国人写的，但两者所要灌输给学生的，都是梁启超在《新民说》里所宣扬的维多利亚的美德。这些美德，我们完全可以用胡适描述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所列出来的名单：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与政治能力。
亚诺福斯特的《国民读本》，是1886年出版的。＇19＇到1894年新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印行了二十六万册。作者在新版序里，还特别指出日本的文部省在连续两年买了一大批《国民读本》以后，已经决定以它作基础来编写日本的公民教科书。到了1898年又再版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印行了三十一万册。亚诺福斯特在这本《国民读本》里，主要是让英国的小学生了解英国的政治、法律、军事、财政制度。他要他们知道作为国民或国家未来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他们体认到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缔造是先民的努力，得来不易，每个人都有职责去维护，并继续发扬光大；要他们明白英国国旗的象征意义：就英伦三岛而言，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联合的象征，对外而言，是日不落帝国维护正义、确保自由的象征。英国国民既然肩负了那么大的使命，他们就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美德，要懂得爱国、有爱心、求真理、有荣誉心、服从、纪律、勤学、会做人、勤俭。
大不列颠帝国的维系与传承，端赖国民的奉献与牺牲。亚诺福斯特在《国民读本》里，用了三十页的篇幅，来解释英国的军制，包括民兵。他说依法，所有英国人都有在必要的时候为国执干戈的义务。所幸的是，爱国心，英国人人都有，连散布在大不列颠殖民地的英国人，在必要的时候，都会从戎报效祖国。他还特别说明为什么每在阅兵的时候，第一个出场的都是海军：那是因为大海是英国最重要的防线，保卫英国在海上利益的海军，当然是最须要被注重的。他还穿插了一些为国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例如：曾经在中国率领“常胜军”打太平天国，后来战死在苏丹的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1857年因为印度殖民地士兵起义叛变，驰援的英国军官与士兵；1852年“暴堪海舰”（Birkenhead）在南非沿海触礁沉船时，让妇孺登上救生艇，列队留在舰上沉船而溺死的军官和士兵；以及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Trafalgar）打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暴堪海舰”沉船的故事，特别让胡适感动，他在1906年12月6日的《竞业旬报》上，特别以《暴堪海舰之沉没》为题名，翻译出来加以表扬。纳尔逊的故事，他在1906年5月31日的日记里提到：“今日上课，适杨师有喉病，故国文科无功课。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是篇立论，注重责任心。因忆昔者拿坡仑与英名将纳耳逊战于脱拉发加（Trafalgar），英军垂败矣，纳耳逊乃诏其军曰：吾英人当各尽其职守也（England expects every man to do his duty）。于是士气复振，遂大败法军法舰队及西班牙之舰队，歼焉。噫‘责任心’（Duty）之权力固如是其大耶！”＇20＇
值得注意的是，亚诺福斯特虽然不厌其详地介绍英国的军制，表扬英国军人的纪律及其尚武的精神，但他也同时要他的小学读者了解这些都是对外的美德。对内，国民的第一要务则是知法、守法。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执干戈对付敌人是必要的，然而，本国人自己动干戈来解决冤屈与罪行，并不能为国家带来荣誉。亚诺福斯特在讲述英国军制那一章，在一开头就引了十八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巨擘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一句话：“绝不可轻言洒热血，除非是要偿血债。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类去洒热血值得，其他则都是虚荣，都是罪恶。”亚诺福斯特要大家即使必须牺牲小我，都应该为国家着想的保守心态，最明显地反映在他对工会的态度上。他说工会能保障会员的福利，能为会员争取较高的工资与工作环境，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工会用集体罢工的方式，强制规定会员不准私自去上工的时候，它们就忘却了自由的真意，它们就不再是自由的朋友，而是专制的朋友。毫无疑问地，他所害怕的是罢工，他所担忧的，是劳工集结起来跟资方对抗。他所憎恶，却又不愿意点出的，就是社会主义，那就好像是如果他把社会主义这几个字说出来，就会增长其威风似的。
胡适很欣赏《国民读本》。他在1906年4月14日的日记里，称赞这本书：“《国民读本》（The Citizen Reader）一书，其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阐无遗，其中哲理法语足为座右铭者，不可胜数。”他翻译了其中的两句：“To rule oneself is the frst step to being able to rule others”（自治者乃治人之第一着手处也）；“We shall do no injustice to others nor suffer injustice ourselves”（毋以不义加诸人，亦毋受人不义之加诸我）。他接着说：“以上二语，其第一语则‘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之义也，其第二语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毋加诸人’之义也。呜呼，我学者其无唾弃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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