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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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把权力与＇该权力的＇自由行使权（liberty）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一个自由的、人人爱戴的（popular）政府。”＇33＇
袁世凯不但有《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声援，而且有更加有力的奥援，那就是他的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Frank　Goodnow）。《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还特别在魏文彬的社论之后，刊载了古德诺一篇意见书的摘要。古德诺抨击“天坛宪法”的一些牵制总统权的做法，等于是“立法控制行政走火入魔（run　wild）”。他说袁世凯有权提交约法会议修改宪法。他说：“毫无疑问地，他＇袁世凯＇能认识到他有权这样作是非常明智的。我们不要忘记，由于他过去这两年治国的经验，全国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么有资格去审断宪法草案的优缺点的人。我无法想象国民会议可以因为技术上的考虑，而去剥夺向他请益讨教的机会。”＇34＇
毫不足奇的，约法会议在1914年5月1日公布的新约法无限扩大了总统的权力。魏文彬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6月号的社论里，征引了美国的报道，来说明袁世凯的总统权：“总统有权召集、停止、解散国会；宣战、媾和；全权任命或罢斥所有文武官员；统帅海陆军；否决所有国会制订的法案。”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机关报《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魏文彬在这篇社论里对美国舆论界批判的声浪表示不解。他反诘说：“我们看不出这部新约法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这些权力，袁总统在解散国会以前就统统都有了。”他责备美国的报界错把“这些当成是永久的措施，浑然不知那完全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35＇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留美中国学生都为这个“权宜之计”而喝彩。胡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胡适自始至终是反对袁世凯的。他在《留学日记》里提到武昌起义后，北京政府震骇失措，要起用袁世凯为陆军总帅。1911年10月17日的日记说：“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36＇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由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带头拟具的电报，已经获得其他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赞同，联名打给伍廷芳。这个电报呼吁召开各省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相信留英的伍廷芳，他们认为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不是新政府的适当领导人选，而且也不得人心。这个记者接着说，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对袁世凯的看法，正好跟美国的舆论相反。＇37＇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要到1913年5月2日国民会议开幕，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1912年4月20日，就在“世界学生会”举行了庆祝民国成立的大会。这个大会的来宾有四百人，由蔡光勚主持，留学生监督黄鼎（Theodore　T。Wong）特别从华盛顿来参加致辞。黄鼎原来也是一个留学生，圣约翰、维吉尼亚大学毕业的。他后来不幸在1919年1月连同两名秘书被一个留学生杀害。黄鼎在致辞里，承认中国有很多困难必须克服。他说中国交通不便、方言歧异，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不至于导致分崩离析的命运。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承认，他说有人说，最老的帝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年轻的民国。他则认为，这个旧世界里的老老师，现在变成了新大陆的美国的新学生：“这个新共和国期盼着美国的引导。”在北洋大学任教的毕尔（Frank　Beale）接着致辞。他也呼吁美国帮助中国。大会的高潮是赠旗仪式，中国留学生把一幅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赠给“世界学生会”。＇38＇
胡适应该一定参加了这个在“世界学生会”庆祝民国成立的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1912年1月号的《康乃尔世纪》发表的《中国要共和》（A　Republic　for　China）。这是胡适思想成熟以后会叱之为“夸大狂”、“迷梦”的青年胡适爱国文章中一篇稀有的标本。其论述主旨是二十世纪初年以来许多宣称中国自有其民主传统的人所共同爱用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开门见山，指责西方世界吝于祝贺自由与共和降临中国。他说不管是从中国历史的传统，还是从时代潮流来说，共和政体都正是中国之所需。他说西方人以为中国人对民主是陌生的。其实，即使中国有几千年的帝制，“在皇权、皇戚的背后宰制中国的，是一种恬淡平和的东方式的民主”。他引《尚书》：“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引他媲美为中国的孟德斯鸠的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他说中国历朝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制衡它的不是宪法，而是先圣先哲的教诲。中国的皇帝了解他们扮演的是“牧民”的角色。再加上他们还有臣相和御史来作进谏，又有官逼民反的戒惧，因此中国的皇帝大多能懂得节制，不像英国、法国的史乘里充斥着淫逸的暴君。
胡适强调说：了解了中国这个历史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中国并不像美国一份杂志所担心的，在全然没有民主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就妄想从帝制作撑竿跳，跃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共和。更何况，中国人看到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跟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民得享自由与平等，早已心向往之，绝不可能自甘于次好的君主立宪。胡适说，这就好比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他们的眼睛一旦张开，就是全能如上帝，也不得不让他们走出去。胡适要西方国家死心塌地地体认到中国已经永远跟帝制挥别了。第一，满清皇室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第二，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历朝的皇室存在，可以迎来作君主立宪之用；第三，西方国家所看好的袁世凯，呜呼！西方国家都被他们派驻在中国的短视的特派员所骗了。胡适说：“袁世凯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奸臣。他背叛了已驾崩的皇上，使戊戌变法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至少也可能使世界上不会发生庚子拳乱，中国也不至于会承受那巨额赔款的耻辱。”这一段话，跟康乃尔大学二十三名中国留学生的联名投书完全相同，可以证明那封联名信是胡适起草的。
如果中国已经没有硕果仅存的皇室，可以用来滥竽充数作君主立宪之用；袁世凯又有罪于国，为全国人所唾弃；于革命有功的孙中山、伍廷芳、黄兴也从来没有黄袍加身的个人野心。胡适的结论是：“即使中国现在有个人可以胜任为皇帝，就让他建立一个朝代，等我们支那人（Chinamen）有一天达到了十八世纪的美国人所具有的水平＇注：亦即，有了建立共和的能力＇，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皇室呢？”胡适反诘说：难道到了那时，再来一次流血革命，推翻帝制而建共和吗？为什么不趁着共和局面已成，就作一劳永逸之图呢！
中国既然已经没有帝制的可能，甚至在满清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成立了省咨议局及资政院，这表示中国人已经有了代议政治的经验。他们现在决定要共和。这是一个睿智的决定，因为举世都趋向共和。胡适说：“‘青年土耳其党’把苏丹王扔进牢里；葡萄牙把它的国王赶出国；墨西哥建立共和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任总统。中国只不过是追随这个世界上澎湃、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亚细亚大陆敲响了自由钟的第一声，我们预祝那悦耳的钟声响彻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注：取自美国爱国歌曲：《美国颂》（My　Country，‘Tis　of　Thee’）＇”＇39＇
胡适“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的期愿，很快就被冷酷的事实粉碎了。我们知道胡适不但同情革命、拥护民国，而且反对袁世凯。1912年11月21日，康乃尔大学邀请濮兰德（J。O。P。Bland）作演讲。濮兰德是一个英国人，在中国住了将近三十年，是一个所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海关、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做过事，后来又担任英国有名的《泰晤士报》（The　Times）驻中国的特派员。濮兰德当时在美国作巡回演说。到康乃尔以前，已经在纽约、波士顿等大城作了演讲。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濮兰德建议美国不要承认中华民国。就是要，也必须慢慢来，一面交涉、一面观察。他说所谓的“民国”只是新瓶旧酒而已，中国仍然是同样一帮人在当家。美国人如果真想帮助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敞开大门，让中国人全面移民。这保证可以迎刃解决所有中国的问题。濮兰德这个所谓的上上之策，其实是在吓退美国人。他当然知道在有“排华法案”之下的美国，对中国人大开移民之门，无疑是天方夜谭。他说，退而求其次，就是要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厉行扫除多妻、早婚的恶习。换句话说，濮兰德说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其他都是枝节。
濮兰德说美国人的问题是轻信、太容易受骗，而且又太同情弱者。他劝美国人不要轻信中国留学生不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的空言与狂言。濮兰德用来嘲笑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归国留学生的一句话，就是“少年中国”（Young　China）。他嘲笑他们半吊子，西方没学成，却又忘了本，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典型。这“少年中国”也是留美时期的胡适所喜欢用的，只是他用的是正面的意义（见下文）。濮兰德还嘲笑中国人连自家门户都整不了，还侈言抗日拒俄。他说当前的急务，是去教中国人，让他们张开眼睛，看清楚面对强敌，他们完全是束手无策的。他要美国人不要被“共和”这两个字骗了。在民国的招牌之下，还是那群专权、贿赂公行、腐败、自私的官僚。＇40＇讽刺的是，尽管濮兰德耻笑“少年中国”的言论，对胡适而言，是犹如芒刺在背，他对中国官僚的批判，却与留学时期的胡适的观点完全合辙。有关这点，详见本节后文的分析。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说，濮兰德“今来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下午作一书，寄《纽约时报》（N。Y。Times）登之”。＇41＇可惜，胡适这篇读者投书，《纽约时报》没有刊用。濮兰德1912年11月21日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当前动乱的原委》（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Unrest　in　China）。为了反驳濮兰德，胡适特意去听了这个演讲。演讲结束开始发问的时候，胡适起立，质问濮兰德为什么反对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胡适说濮兰德的回答是：“我们怎么能去承认一个连他自己的国民都还没承认的民国呢？”胡适反问濮兰德，问他说“中国人自己都还没承认民国”的证据何在？濮兰德的回答，根据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纪录是：“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尝作此语也。予告以君适作此语，何忽忘之？彼言实未作此语，吾自误会其意耳。实则此言人人皆闻之，不惟吾国学生之在座者皆闻之，即美国人在座者，事后告我亦谓皆闻之。其遁词可笑也。”＇42＇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又记：“连日以Bland＇濮兰德＇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市＇波士顿＇与纽约均有书来议进行之方，抵制之策。今日吾国学生会＇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开特别会议事，余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43＇
胡适不但同情革命、支持民国，而且同情后来的反袁革命。梅光迪在1916年3月14日给胡适的信里说：“足下近来为民党发表意见乃至可佩之事。”又，3月19日的信：“得悉民军消息喜极，已以大书转示叔永，以慰其眷念祖国、日夜默祝共和再造之愿。迪已将孙洪伊书译就寄黄克强，又另为文一篇，并盛推足下，请其怂恿足下多为民党多为文字，以转移此邦清议。有‘如胡君适之者，文兼中西，为留学界中绝无仅有之人也’等语，不知足下许我否？”＇44＇年3月的时候，胡适已经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所了。胡适对革命党的同情，在他的《留学日记》里也有迹可寻。他还在旖色佳的时候，有一次在1915年1月去波士顿演讲。演讲过后去纽约。原本预期在纽约可以见到黄克强，不意黄克强当时已经去了费城。胡适在日记里说：“不能一访之，甚怅。”＇45＇很巧的是，他在2月中旬，因为美国各大专院校和平组织的活动又到了纽约。他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纽约唐人街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巧遇黄克强的情形：“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46＇
也就因为这是一件“幸事”，胡适当晚在火车上写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里，就特别提起了他在纽约巧遇黄兴的事。
我这次“最快乐”的纽约之行，还添加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快事，那就是我在一个餐厅遇见了黄兴将军。黄兴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军的统帅。“二次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又担任了革命军的统帅。我以前没见过他，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上次在纽约的时候，他不在。今晚，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就把我介绍给他。他并不是一个伟人，但他是辛亥革命的大英雄。他现在是一个“落难的偶像”（fallen　idol）。我听说威尔逊总统甚至拒绝接见他。但我非常高兴有幸能跟他有一面之缘。＇47＇
可惜我们没有胡适自己写下来的材料，让我们来了解他对革命的同情，以及他对“民党”的支持的理由与程度。我们从他在1916年11月黄兴过世以后，所写的挽诗，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黄兴——他在中英文里都一直以“将军”、“元帅”来称呼他——的敬仰：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
字迹飞动似大苏＇苏轼＇。
书中之言竟何如？
“一欧吾儿，努力杀贼”
八个大字，
读之使人感慨奋发而爱国。
呜呼将军，何可多得！＇48＇
然而，胡适对革命、对反袁的同情与支持是有他特定的思想脉络的；它有其国际的视野、宏观的脉络。胡适在这几年之间，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切、思索的问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争主义以及日本占领胶州湾、“二十一条”所引生出来的中日交涉等。这是胡适一生国际政治思想形成的发轫期。
＇1＇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2：466467。
＇2＇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3839。
＇3＇《胡适日记全集》，2：245247。
＇4＇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54；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108。
＇5＇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42。
＇6＇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187。
＇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August　25，1938，《胡适全集》，40：345；穆勒引语的出处，参见John　Stuart　Mill；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Ebook），p。75。
＇8＇　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胡适全集》，25：220。
＇9＇　Cornell　Alumni　News；　XIV。9（November　29，1911），p。97。
＇10＇“Funds　from　China　Stop，”Cornell　Alumni　News；　XIV。10（December　6，1911），pp。114115。
＇1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