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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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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2，1914，《胡适全集》，40：5。
＇2＇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 February 22，＇1915＇，胡适外文档案，E378。
＇3＇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2，1914，《胡适全集》，40：143。
＇4＇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11，1916，《胡适全集》，40：147。
＇5＇《胡适日记全集》，2：267268。
＇6＇ Hu Shi to Henry Willliams； January 31，1916，《胡适全集》，40：149150。请注意，《胡适全集》把这封信误植为胡适写给韦莲司的。
＇7＇＇Suh Hu，＇“Home News：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enure of Offi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1（October 1914），p。10。
＇8＇＇Suh Hu，＇“Home News：To Consider System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2（November 1914），p。102。
＇9＇＇Suh Hu，＇“Home News：Procedur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5（February 1915），pp。304305。
＇10＇《胡适日记全集》，2：214215。
＇11＇ Suh Hu＇Hu Shi＇，“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1（November，1915），pp。1619。
＇12＇ Suh Hu，“China and Democracy，”The Outlook； September 1，1915，pp。2728。
＇13＇“China：Republic or Monarchy，”The Outlook； September 1，1915，pp。1416。
＇14＇ Suh Hu＇Hu Shi＇，“Analysis of the Monarch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Columbia Daily Spectator； January 14，1916，p。7；《胡适全集》，35：176181。
＇15＇《胡适日记全集》，2：339340。
＇16＇ Suh Hu＇Hu Shi＇，“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ecent Monarchical Movement in China，”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7：3（1917），pp。319328；《胡适全集》，35：204221。
＇17＇ 请参阅拙著，江勇振，《专家政治的礼赞：胡适挪用杜威的工具主义》，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5月4日主办的“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从民族主义者到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
胡适在为辛亥革命作辩护、在力挽美国媒体捧袁世凯的狂澜的时候，也正是他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产生急剧而深远的变化的阶段。这个变化有几个转折点，其轨迹在他的《留学日记》里还斑斑可寻。等胡适的蜕变完成以后，他先是一变，从他在上海求学时期所形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再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从世界公民，他再变成一个绝对的不争主义者；最后，再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
胡适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蜕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过程并不是很平顺的，他内心挣扎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感情上的包袱，不是单纯理智上的认知与觉悟就可以把它弃之敝屣的。特别是在像民族主义与个人认同这些最能让人血气沸腾的问题上，感情所扮演的角色总是那抱残守缺的最后的“卫道者”。他在1912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还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跟罗马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的观念有关。换句话说，跟中国人犯的是同一个毛病：
下午在藏书楼读Grote； History of Greece＇格鲁特著《希腊史》＇。此为世界有名历史之一，与吉本之《罗马衰亡史》齐名。忽念及罗马所以衰亡，亦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与吾国十年前同一病也。罗马先哲如Epictetus＇55135，伊匹克提特司＇and Marcus Aurelius＇121180，奥列里厄斯，著有《沉思录》＇皆倡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说，尊帝为父而不尊崇当日之国家，亦罗马衰亡之一原因也。注：吾作此言，并非毁耶，实是当日实情。后世之耶教始知有国家，其在当日，则但知有教宗（Church）耳。＇1＇
这段日记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说：“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有谁能预料这个说出世界大同主义亡国论的胡适，两年后会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呢！胡适写这则日记的时候，已经是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一个活跃的会员了。他在1911年9月6日搬进世界学生会，1912年5月被选为1912学年度的纪录。再过一年，他当选为1913学年度康乃尔“世界学生会”的会长。世界主义的理想已在他的内心中滋长着，可是他的情感仍然在抗拒着。到了1913年4月，胡适在美国留学将近三年了。他还是持两端，试图在国家与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吾今年正月曾演说吾之世界观念，以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Cynics and Stoics＇犬儒与禁欲派＇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顷读邓耐生（Tennyson）诗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2＇
换句话说，直到1913年4月，胡适仍然认为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囿于其希冀作为世界公民的盲点，反而不如现代稍有知识的人都莫不知爱国的道理。所以，他才会最喜欢邓耐生的诗句，说只有真正爱国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胡适刚刚觉得他已找到了爱国与世界大同并行不悖的交会点，但这个信念很快就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的起因，是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胡适在1914年5月1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旖色佳新闻报》＇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此言揭诸报端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一日，同居世界学生会之各国学生谈论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对者，莫衷一是。余适过之，聆其言论，有所感触，故以所见作一书寄此报主笔。其人不敢登载，社中访事某女士坚请登之，乃载入新闻栏。昨日余往见前校长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称余书，以为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曾两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平和会，博士为美国代表团长，其功最多。夫妇都主张和平，故深恶此等极端之国家主义也。＇3＇
墨西哥在1910年革命以后，内战、割据持续了十年之久。美国威尔逊总统上任以后，拒绝承认用兵变上台的卫尔泰（Victoriano Huerta）。威尔逊不但施加压力要卫尔泰下台，而且考虑支持卫尔泰的内战敌手，试图把他拖垮。后来，终于给威尔逊找到机会了。1914年4月9日，美国一些水兵在坦匹口（Tampico）上岸买东西的时候，被墨西哥军队逮捕。虽然墨西哥守卫司令很快就把他们释放并向美方道歉，美国舰队的少将司令认为美国的国旗已经受辱，要求墨西哥以放二十四礼炮向美国国旗致敬的方式致歉。墨西哥守卫司令拒绝。这时，美国又收到情报，说德国一批支援卫尔泰的军火，即将运抵墨西哥的卫勒库鲁司（Veracruz）港。威尔逊于是下令美国海军在4月21日占领卫勒库鲁司港的海关，没收那批德国军火。美国占领了海关以后，墨西哥开始反击。次日，美国的舰队驶入卫勒库鲁司港。经过了两天的激战，美国占领了卫勒库鲁司。这次战役，墨西哥阵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人之谱，美方阵亡人数十七。＇4＇
胡适在1914年7月14日的《留学日记》里说：“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始令水兵在Veracruz＇卫勒库鲁司＇登岸，据其城，以绝卫尔泰（今总统）军械来路。是役美兵死者数人。”＇5＇表面上看来，胡适7月4日的这则日记，似乎与他5月15日那则批判“只论国界，不论是非”的日记立场歧异，其实不然。胡适人在美国，读惯了美国媒体对墨西哥的不屑与讥诋，以及终日喋喋于美国超然、虽为墨西哥的乱局扼腕、但雅不愿干涉云云等论调，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事实上，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只是导引胡适写5月15日那则日记的促因。他所关切的不是墨西哥，更不是美国出兵的问题，而是国界与是非的问题。
就像胡适说的，由于他的投书触及了太敏感的问题，害怕造成众怒，《旖色佳新闻报》不敢登，而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摘述了胡适的论点：
“世界学生会”的会长胡适觉得他找到了问题的核心。他的看法如下：
“我觉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的谬误，就在于它犯了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没有人会否认是非正义是有标准的——至少文明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的国家’违宪向我征税，不法地没收我的财产，或者不经审判就把我拘禁，即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我的国家’的法律为名，我一定会抗议。然而，当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际事务上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把是非正义的标准抛诸脑后，而且还骄矜自喜地说：‘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我应该没有说错吧？这就是双重标准：一个用在自己的同胞身上；另一个则用在外国人或‘外夷’（outlandish people）身上。我认为除非我们用同一个是非正义的标准，不管对内或对外，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6＇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所关心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原则问题。墨西哥的革命为何、如何？美国出兵干预如何？都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他会用“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这样站在美国的立场、已经下了价值判断的字句来描述这个事件，就在在地表示他认定美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出师膺惩墨西哥的。美国的做法既然堂堂正正，他所关切的，只是美国人是否在舆论上也堂堂正正，而不是因为“国徽受辱”、群情激动，就可以说出“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种越了国界就不问是非的话。
由于胡适所提出的质疑不在于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对错与否，而是在于“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是否反映了双重的标准，争执点自然就环绕在这一句话的真谛，胡适也就难免于被批评他误解了这句话的真谛。7月22日，“世界学生会”有活动，来宾四百人。胡适是会长，作了“大同主义”的演说。有一位夫人在会后告诉胡适，说她对那句话的诠释跟胡适的不同。她说她自己不认为那句话是指“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毋宁说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康乃尔大学英语系散蒲生（M。W。Sampson）教授当晚也在场。他说那句话其实可以作不同的诠释，不应该只取一义。他认为其本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一对兄弟出门，弟弟因为喝醉了酒而得罪了一个路人，对方拔剑而起。做哥哥的是该维护喝醉了的弟弟，还是置之不顾，抑或是帮助受辱者来打自己的弟弟呢？哥哥明知弟弟不对，但他总不能弃骨肉之义于不顾吧？散蒲生教授最后又以十八世纪欧洲人移民来美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作判断的不易。他说：“其去国之原因，大率以专制政府压制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胡适觉得散蒲生教授说得有理，就在日记里检讨说：“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7＇
胡适扪心自问，发现自己也不可能免于骨肉、家国之义的羁绊。他在7月26日的日记里反省说：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8＇
胡适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虽然承认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但仍然坚持归根究底，是非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因此，他虽然是中国人，但他不会说中国的“拳匪”是对的，八国联军是错的。“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十九世纪初的海军将领笛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胡适在1914年11月2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它的出处。此外，他还引了其它意味相同的两句话：“不管英国会变得如何，不管她的缺点有多少，她依然是我的国家”；“英国啊，英国！即使妳有缺点，我还是爱妳，我的国家。”＇9＇
从1914年5月，第一次读到“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开始，胡适显然一直在思索“国界”与“是非”的问题。尽管他说师友的匡正，让他理解到那句话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诠释。学哲学的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模棱两可的说法。是非正义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一致”。就像他在10月26日跟韦莲司所谈的：“女士问：‘人间伦理繁复难尽，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余答曰：‘此不易言。无已，其惟‘一致’（consistency）乎？’”换句话说，他所讲求的是：必也一致乎！双重标准的谬误，就在于其失于一致。他在跟韦莲司说一致之道的同一则日记里，也记下了他与美国“世界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讷司密斯（Gee Nasmyth）的谈话：
今日与讷博士谈。博士问：“天然科学以归纳理论为术。今治伦理，小之至于个人，大之至于国际，亦有一以贯之之术乎？”余答曰：“其唯一致乎？一致者，不独个人之言行一致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吾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此孔子所谓‘恕’也，耶氏所谓‘金律’也，康德所谓‘无条件之命令’也……斯宾塞所谓‘公道＇justice＇之律’也，弥尔＇穆勒＇所谓‘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也。皆吾所谓一致也。一致之义大矣哉！”＇10＇
“其唯一致乎？”、“一致之义大矣哉！”这个《论语》子曰式的对白，说得多么肯定，多么充满自信。从表面上看来，胡适似乎找到了一个普世皆准的标准，可以不因国家与人种的畛域，而用来判定是非正义。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他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在挣扎着，挣扎着要试图去找出一个解决之道，让爱国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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