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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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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以外，大多数的中国女留学生既没有青春也没有美貌可言，她们所拥有的本来就是让人不敢恭维的过去的残余。然而，这些被所谓的性别平等的观念——那条顿民族、基督徒至愚之说——冲昏了头的华夏女士们，也不先照一下镜子，就厚着脸皮在希腊女神的雕像座上搔首弄姿起来了。
对中国女留学生，周明衡嗤之以鼻。他说：女人“在思想上近视，她们只能对近在眼前的东西有本能性的了解。她们的视野很窄，视见短浅”。最可怕的是，她们不忠：“当伙伴嘛，她们太自私；当朋友嘛，她们又太不可信赖。太多的哥们儿栽在她们的手中，惨遭当绿帽乌龟的命运＇原文用cuckoo（杜鹃），当是想用cuckold（戴绿帽）之误＇。”周明衡说花心思在她们身上是不值得的：“她们的心扉是不对爱而开的。说她们是维纳斯，她们又不配。”他劝告男留学生：“小伙子！回中国去找个青春貌美的女朋友吧！担心个什么教育呢？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用头脑的不总是只有一个吗！”＇17＇
中国女留学生当然不会坐视这种轻佻的言论。她们的反击不但得体、机智、诙谐，而且能借势使力，四两拨千斤，轻松利落地就把射向她们的毒言棘语反手甩回，而且镖镖中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清华1921年资送留美的黄倩仪。黄倩仪后来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中西部分会在1923年所举办的夏令会，她以最高票当选该届“夏令会之花”。据说，她还写了一出中文歌剧，由她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音乐的姐姐或妹妹Grace谱曲。黄倩仪后来的先生是戏剧家余上沅。据说他们在波士顿排演过一出《此恨绵绵》，剧中的杨贵妃就是黄倩仪饰演的。莫非该剧是黄倩仪写的？总之，黄倩仪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学俱乐部的副会长，《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4学年度的副主编。＇18＇黄倩仪说周明衡的论点“既不得体，也缺乏品味，更没有内容”。她说这种文字透露出来的，就是酸葡萄的心理；作者不是恨女性成性，就一定是永远的光棍儿。她说中国留学生如果交男女朋友不顺遂，该怪的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而是传统的习俗，还有那学校的教育。她说：“不管一个女性有多厉害，她不可能让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变成一只乌龟。他如果是乌龟，那他一定生来就是一只乌龟，或者就该怪他的老师。我希望人类社会里不会有这种动物存在。不过，如果不幸人类社会果真有这种动物存在，我还真不知道除了以乌龟之道对待他们以外，还有什么更适合的法子。”＇19＇
说胡适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在性别观念上，他就是能特立独行。不像其他中国留学生，人云亦云地拾社会上流行的男性中心观的唾余。1915年7月27日，胡适写了一封读者抗议的投书给《康乃尔太阳日报》。他在日记里解释了抗议的原因：“昨日本校日刊作社论，评纽约拳术比赛场中有妇女侵入强作宣传妇女参政之演说。其论甚刻薄，吾作书驳之。”
即使是夏日的艳阳也有它冰霜的一面。《一出高贵的闹剧》（A Noble Spectacle）那篇社论所充斥的保守的气息令人齿冷。
一群妇女参政主义者侵入拳击赛场去宣扬阁下很适切地描写为“理想”（cause）的行为，会引来一些聪明人的愤慨与嘲讽——贵报的社论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阁下允许我说说个人的看法——比起那些没有任何“理想”，球赛也好，舞会也好，任人摆布的女性而言，我更钦佩你们所讥诋的这些女性。拳击这种野蛮的竞技场，把它转借来作为宣扬妇女参政的所在，比起二十世纪一所卓越的大学的学生报被拿来宣传反妇女参政或反女性的言论，我觉得前者更为堂堂正正。
我想我可以不用辞费。妇女参政主义者之所以要想尽办法争取注意力，一方面是因为大众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理应较有见识”的报纸不可饶恕的反动言论，其中之一＇指《纽约时报》？＇，贵报还曾经比拟成“偶尔会从奥林帕斯山上下来与凡人一起犯错”的神祉。
胡某人（“WHO”）
胡适这封投书写得很诙谐。他说：“吾与此报主者Maurice W。Hows＇郝司＇雅相友善，故投此书戏之耳。”＇20＇主编姓“Hows”，胡适就戏签名为“WHO”；既与自己的姓同音，又与主编的姓谐音。
胡适留美时期来往通信最勤的女性，第一是韦莲司，第二是瘦琴。瘦琴在当时完全只是一个异性的朋友。胡适跟她从1914年开始通信，一年之间，她写给胡适的信，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厚度“几盈一寸”。＇21＇然而，在胡适留美期间，他们确实只是朋友。韦莲司就不同了。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由于没有太多的证据，只能说胡适对韦莲司有单相思的感情；韦莲司则是在胡适回到中国跟江冬秀结婚以后，才幡然醒悟她其实已经爱上了胡适。＇22＇问题的症结就在证据。我们目前唯一能见到的证据就是他们的来往书信。韦莲司给胡适的信的原件在北京；胡适给韦莲司的，则是韦莲司后来誊写或用打字机过滤之后的副本。毫无疑问地，韦莲司的信没有经过任何誊写的处理，最为可靠。除了遗失的以外，完全是原貌。
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提到，韦莲司是在1927年4月17日的信里第一次说她爱上了胡适。这是他们分手十年之后的事。当时，胡适在一个月前去旖色佳看过韦莲司和她的母亲。这是韦莲司第一次透露她在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发现自己爱上了胡适：
我今天重读旧信，读到那封宣布你即将结婚的信＇即胡适1917年11月21日的信＇，又再次让我体会到，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割舍。我想，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跟你结婚的念头。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了婚了。因此，你回国离我而去，我就整个崩溃了。＇韦莲司在信纸空白处加写了一句话＇自从接到你1917年11月的那封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去重读你的旧信了。＇23＇
不只韦莲司和胡适的爱意的表露，我们需要看韦莲司的信才知道。胡适跟韦莲司在1933年胡适第三次赴美的时候变成灵肉合一的恋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也是因为有韦莲司的信为证，尽管韦莲司写得很含蓄。我们之所以必须从韦莲司的信来勾画胡适跟韦莲司之间的关系的轨迹，这在在显示的，就是胡适的矜持，矜持到连在“情书”里都吝于表露爱意的程度。当然，我们想要知道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上究竟矜持到什么地步，唯一能找到答案的方式，就是去看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的原件。
图21 1913年胡适母亲冯顺弟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二是江冬秀——韦莲司在1915年的信上说她“面带戚容”，看起来像是胡适口中的“表妹”（见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48）。（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给韦莲司的信，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并不是原件，而是韦莲司整理过的。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说明了这批经过韦莲司重新打字或手写誊抄的信其实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韦莲司在1933年用打字机过滤打好寄到北京给胡适的，目前藏在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第二个版本则是胡适过世以前请韦莲司整理送到台北的，现藏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原件据说已经由胡祖望带回华盛顿。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说韦莲司删节过的地方都作了删节号的注记。＇24＇然而，等我现在有机会把两个誊写、打字版本作了初步的对比以后，我发现并不尽然。韦莲司有些地方作了删节，但并没有作删节的记号。比如说，胡适跟韦莲司在发生“独处一室”那件风波以后，胡适1915年2月1日那封长信，其实还有他在2月2日加写的三小段安慰、称赞韦莲司“能宽容”、有“爱心”的话。胡适1915年3月28日的信，提到韦莲司思索经济独立的问题。这两处都被韦莲司在重新誊打的时候给删掉了，而且没加删节号。
“胡适纪念馆”版的胡适在1915年12月8日给韦莲司的信有三处加了删节号。比对了“北京近代史所”版以后，我发现前两个删节处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删节处，提到胡适等待韦莲司寄给他她亲手制作的干燥玫瑰花瓣的雀跃之情。第二个删节处提到了12月5日晚发生的事情。可惜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韦莲司在12月6日写的信为自己当晚“不礼貌”的行为道歉，说她很后悔。她请胡适不要再提起当晚的事。＇25＇在被韦莲司删掉的那一段信里，胡适则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说直到第二天才发现自己当时已经感冒了。第三个删节处是胡适说他很高兴知道韦莲司当时在作的画进展得很顺利。
这些韦莲司所作的删节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韦莲司删节掉的，恐怕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换句话说，如果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里，有些确实是情书，除非能看到原件，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为什么会猜测胡适写过情书给韦莲司呢？韦莲司不见得比胡适不矜持。她自然有她的自尊与矜持。就像她在1939年对胡适所说的：“你去年夏天告诉我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其实我也一样；我远比你所想象的还更害羞。”＇26＇韦莲司告诉胡适这些话，因为当时胡适把一套他的《留学日记》送给她，还特别为她勾出了他在这套日记里提到她的地方。如果胡适先前没写过情书给韦莲司，有着女性自尊与矜持的她不会在1927年4月17日的信里告诉胡适，她在他回国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性别关系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胡适没有先表明他对韦莲司的爱慕，韦莲司是不可能主动示爱的。然而，这一切都必须等我们看到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的原件以后才可证明。
＇1＇《胡适日记全集》，1：328330。
＇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1，1915，《胡适全集》，40：40。
＇3＇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1014。
＇4＇《胡适日记全集》，1：345。
＇5＇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7。
＇6＇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164173。
＇7＇ K。T。May，“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I。7（May，1917），p。350。
＇8＇ 请参阅拙著Yungchen Chiang，“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Journal，”Gender＆History，18。3（November 2006），pp。527528。
＇9＇《胡适日记全集》，1：552。
＇10＇《胡适日记全集》，2：56。
＇11＇《胡适日记全集》，2：398。
＇12＇《胡适日记全集》，2：441。
＇13＇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3543，6387。
＇14＇《胡适日记全集》，2：245。
＇15＇ Z。Z。，“Merry Making，”The Chinese Stu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248。以下有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男留学生反“新女性”的言论，是根据笔者关于中国留美学生的未刊书稿，“Educating‘Pillars of State’in the‘Land of the Fre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51931，”Chapter 6：“‘After College in the U。S。，What？For Women’。”
＇16＇ Kai F。Mok，“Lydia and Her Exper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2（December 10，1913），pp。140143。
＇17＇ Thomas Mingheng Chao，“Cabbages and Onions：On Love； Taxi； Marriage and Other follie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ly； XXII。6（April，1927），pp。7778。
＇18＇“Student World：The MidWest Confer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X。1（November，1923），p。61；“Personal New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X。5（March，1924），p。76；and“Student World：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lub of Columbia University，”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X。4（February，1925），p。63。
＇19＇ Dorothy T。Wong＇Huang Qianyi＇，“Cabbages and Onions：Pickles，”CSM； XXII。8（June，1927），pp。6162。
＇20＇《胡适日记全集》，2：166167。
＇21＇《胡适日记全集》，2：210。
＇22＇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3543，210。
＇23＇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April 17，1927。
＇24＇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96298。
＇25＇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December 6，1915。
＇26＇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June 4，1939。
人类文明的展望
胡适在留美期间对人类文明的展望也逐渐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他一生的政治思想一直到1940年代的，就是他从社会立法的角度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的想法。最典型的一个叙述，就是胡适在1914年9月9日游波士顿时跟哈佛大学留学生孙恒的谈话。孙恒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不知自由平等之益”，他说那是“救国金丹”。胡适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中国“病不在于无自由平等之所说，乃在不知诸字之真谛”。胡适对孙恒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他进一步作了解释：
向谓“人生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Rousseau＇卢梭＇）。果尔，则初生之婴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谬。人生有贤愚能否；有生而癫狂者、神经钝废者；有生具慧资者；又安得谓为平等也？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然有时并此项自由亦不可得。如饮酒，未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饮酒足以戕身；戕贼之身，对社会为失才，对子孙为弱种。故有倡禁酒之说者，不得以自由为口实也。今所谓平等之说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虽有智愚能不能，而其为人则一也。
故处法律之下则平等。
胡适接着引申了他的社会政治哲学。这也就是说，胡适把人生而不平等归咎于天，亦即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天地不仁”，可以由人治，亦即由社会立法来补救：
夫云法律之下，则人为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群动，天生万民，等差万千，其强弱相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谓耳。人治则不然。以平等为人类进化之鹄，而合群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贫富无别，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不观乎取缔“托拉斯”之政策乎？不观乎取缔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谓传种改良法（eugenic laws），禁癫狂及有遗传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须得医士证明其无恶疾）？不观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观乎遗产税乎？盖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1＇
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第一次引申这个“天生”与“人治”对立，或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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