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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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们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走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成是怜悯。怜悯，这毕竟是一种同情，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他们施暴行就是了。我们那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法西斯残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打了某个俘虏，神经实在忍受不了才动手打的。就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应该，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
“可是您也应该知道，他们对待我们的人是多么残酷啊？”
“我当然知道。不用多说，我知道这些，心里很清楚。又一次，我和一位司机开车运送伤员，沿途不断遭到轰炸。我们只来得及背下少数几个伤员，送到沟里，大部分伤员没能来得及背下来。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向我们开火。路边有一片开垦过的土地，地边堆了一些石头，是人们从耕地里捡出来的。我就跑到这堆石头旁边卧倒。我心想，让它开枪吧，有这些石头挡着我，趴在这里不会有很大危险，就象躲在沟里差不多。
“轰炸的敌机共有六架，五架飞走了，留下了一架不走。它转了三个圈子，我都看见了飞行员和机关炮一起颤动着，也许是我的感觉。敌机飞得很低，好象非得划破地皮钻进去不可。飞行员也看到，这里趴着一个姑娘。我有一头油光光的长发。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儿再说另一件事儿吧：德国人竟然在他们的战壕前摆上一排带着断腿的长统靴，进行炫耀。这是我们同志的断腿，他们都是刚刚牺牲不久的……”
“可是，假如当着你的面挨打的那个德国人就是那个飞行员，或者就是把长统靴连同人腿一块儿切下来的刽子手，您还会去卫护他吗？”
“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想会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就是要拯救人类的。如果他当着我的面干出什么兽性勾当，也许我也会受不了的。可是既然他被我们俘虏了，被打败了，那就不同了……女人在战争中……就是这样一回事，人类的语言是无法解释的。当男人们在前沿看到女人时，他们脸色都会起变化，就连女人的嗓音也会使他们的神态跟原来不同。有一天夜里，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声唱着歌儿。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没有人听得见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连长对我说：‘我们都没睡着。我们真渴望听听女人的声音……’“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坦克手包扎伤口……战斗还在继续，轰轰隆隆的。他却突然问起我：‘姑娘，您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奥丽雅，我对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在战火纷飞的险境里还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人家，感到惊愕不解。……
“我总是力图保持整洁的外表，时刻不忘记我是个女人。别人常常对我说：‘天哪，难道你在战斗中还这么干干净净的吗？’我记得，我很害怕自己被打死，因为到时我会很难看。我见过一些被打死的姑娘，我可不愿意死的时候象她们那样。有时我躲避扫射，不是考虑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脸藏起来，以免毁容。我认为，我们当姑娘的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男人们总是嘲笑我们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滑稽可笑。他们说，姑娘们担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们担心什么……”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对死是无法习惯的。说到死……有一次，我们部队躲开德国鬼子，退到山里。留下了五个重伤员没法走，他们全都伤在腹部，而且是致命伤，过上一两天他们肯定要死的。背他们吧，又背不走，因为没法下手背。上级要我和另一个叫奥克萨诺奇卡的卫生指导员留在板棚里照料伤员，对我们说：‘过两天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可他们过了三天才来接我们。我们和这些伤员们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们本来都是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不愿意死。而我们只有些消炎粉，别的一概没有……他们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给他们喝水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却一点儿没法帮他们……
“您问我的第一次奖赏？我被授予了一枚‘勇敢’奖章。可是我没去领它，我不服气（说着她笑了起来）。您猜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一个女友被授予了‘战功’奖章，而我只弄了个‘勇敢’奖章。她总共只参加过一次战斗，而我在库绍夫斯克和其它地方参加过好多次战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得了‘战功’奖章，那就是说有许多功勋，而我，到头来只有一枚‘勇敢’奖章，好象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战功”奖章中的“战功”一词为复数，而“勇敢”是单数，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译者注）。后来指挥员来了，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时，忍不住笑了。他告诉我：‘勇敢’奖章是最高等级的奖章，只差一点儿就是勋章了。
“在顿巴斯的玛喀耶夫卡，我负了伤。伤在屁股上，一块石头子儿大小的弹片钻了进去，卡在里面。我发觉我流血了，赶忙把急救药棉塞在伤口上，又继续跑起来，给伤员包扎。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及比事。一个姑娘家受了伤，再说又是伤在那里——屁股上。这种事儿，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认、不敢告诉别人的……这样，我带着伤继续奔忙，给别人包扎，直到流血过多昏死过去，长统靴已灌满了血……
“我们的人看到这情景，显然以为我已经死了。卫生员跑来，又走了。战斗继续进行。也许再过一会儿，我真要死了。可是，几个出来侦察火力的坦克手发现了我——看见一个姑娘躺在战场上。我没戴帽子躺在那里，帽子已经不知丢在哪儿去了。他们听了听，见我还活着，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营。
后卫生营把我转到野战医院，然后又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为诊断我的伤情，就用了半年时间。战争结束时，我才十八岁，可是身体却垮了：三次负伤，一次严重的震伤。但我还是个姑娘啊，不用说，我把身体状况隐瞒了。我告诉别人我受过伤，但从不说震伤的事。可是震伤本身却把我出卖了，我又被送进了医院，还发给了我残废证书。可是我能容忍吗？我把这证书撕得粉碎，扔掉了，连残废抚恤金我也没去领。如果领了证书和残废金，就得经常到会诊委员会去复查身体。
“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贴。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掉，简直象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我变得漂亮了，结果呢（她开心地笑了），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
“战后，我想尽快忘掉战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他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了。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的缘故，发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
“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那次我把他背下来，差点没累死。我给他的两条腿包扎，进行止血和救护，而他却向我请求：‘别包扎了，干脆把我打死得了……’后来我一直怕见到他……
“我住医院时，那儿还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姓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制了一辆高轮椅，每个外来的人都推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来人中有孩子，有妇女，也有中学生。伤员还收到许多慰问，食品啦，热情洋溢的信啦，等等。当时每人都竭尽全力参加这项活动，人民是从不计较得失的……
“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
“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我记得在一个村子里，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妇女来迎接我们。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她拿出一个装鸡蛋的盘子，里面盛着五个鸡蛋……
“我和奥丽雅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一想到我们又要目睹那些情形，就已经受不了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接着说：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而不是在胜利日，尽管那天所有的人都狂欢着朝天鸣枪，互相拥抱，亲吻。而我认为是听到小提琴独奏的那一天。两个星期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德国人的投降和我们的胜利。那天突然出现了音乐，真象是神话故事。我就象大梦初醒似的……
“我们大家都认为，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比严酷的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比相爱……因为大家都受过那样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大灾大难才使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胜利日。这一天也确实是美好的，甚至连大自然都感受到了人类的内心情绪。可是人们呢？当我如今看到一些恶人，看到一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人主义者时，真弄不懂：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出现的？
“我老是记着那小提琴的乐声，那轻柔的悠悠琴声，就象孩子的声音。我那时的感觉，真仿佛我刚从沉重的梦魇中醒来一样。和平多么美好！人类多么可爱！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了未来。我们大家都忽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以后的事来了！我们谈起了爱情，大家都渴望恋爱。虽然我们经过了严酷的战争，但我们大家都会生出美丽的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和科尔日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她家。在我的公文包里；带走了“又一个战争”。轻盈而略为干枯的树叶给燥热的柏油马路带来了秋天的气息。在路边砂地上，一群孩子和一些胆大的家雀在一起玩耍，几个既不象城里人又不象乡下人的老太太沐浴着秋阳。我带着舒畅的心情注视着宁静安详的天空下这个我所熟悉的世界的每一点细微之处。
我知道，到了明天，我又要拿起电话，同那陌生的声音交谈，约定新的会面了。而今天一回到自己的住宅，我又会产生那种想法：我的录音机简直就象一件刑具，上面缠绕着关于战争的痛不欲生、无穷无尽的回忆。我已经无力按下录音机的“停职”键，无法道歉，也无法拒绝了，我脑海里承受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我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继续走下去……　
　
第09章“我们没有打过枪……”　

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一些热情而无私的人们主动跑来帮忙。一些老战友、邻居和同事经常在电话里或信上通知我，或者直接跑到编辑部来找我：“请把这个有趣的人物介绍给大家吧。”“快去采访一下这位妇女吧。”“听说您在寻访，我想悄悄告诉您一个地址。”
把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热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现过去岁月的真实，它是战争见证人和直接参战者的财富。是的，关于战争，正在写和将要写的内容太多了，而且这些参战者的见证是不会重复的。他们的记忆中保存着数十个片断、细节和详尽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这一切或是来自讲述者的亲身经历，或是她本人亲眼所见。回忆和筛选这些细节——本身便是一种才能。我真想宣称，这是女人记忆的特征。女人们是用独特方式观察，也是用独特方式记忆的。
请看以下三个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说：
“战争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少了一个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很快就来临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干活儿。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儿。’
‘我很奇怪：
“‘您考虑我什么事儿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我没有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也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玛丽亚是个成熟的高个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绑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于是我同意了。
“……我们从军列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儿。我们不喜欢这叔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点到我的名了：
“‘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我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做饭，到晚上，我就去给战士们洗洗内衣，再站上两个小时的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怎么也回答不上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整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