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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下台元首-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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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该公司收买的主要对象之一。里库路特公司的收买工作立杆见影，加藤于1984年就决定暂缓该局原定对《职业安定法》的修订工作，只要求有关企业自我约束。
差不多同一时期，由里库路特公司牵头，几家情报企业计划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申报劳动省审批。
这项计划必须得到劳动省的支持，因为劳动省不向这个中心提供情报，设置这个中心就毫无意义。但是，劳动省作为政府部门，它的情报可以向社会提供，但不能向特定企业提供。
而从该中心的情况看，申请资金共5000万日元，其中里库路特公司占4000万日元，实际上被里库路特公司控制了。因此，劳动省不少官员对这项计划表示异议，审批工作遇到了麻烦。
加藤在这个问题上助了里库路特公司一臂之力，说服了那些面露难色的官员，终于通过了这项计划，使该中心于1984年3月宣告成立。在加藤的斡旋下，该中心的理事长由从劳动省退休的官员出任，由此劳动省官员和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由于加藤在这些幕后交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里库路特公司除经常招待他打高尔夫球、钓鱼、派漂亮的姑娘陪着游玩外，1986年10月30日即该公司股票上市的前一天，以每股3000日元低价转让股票3000股；资金全部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加藤在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一夜之间净赚了690万日元，中饱私囊。
在阻止修订《职业安定法》等问题上，除加藤外，原劳动省职安局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自民党“社劳族”议员远藤政夫、有马元治、大坪健一郎、板本三十次、爱知和男、洪田卓二郎，社会党议员上田卓三，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等人，均为里库路特公司收买的对象，有些人接受捐款、贿金，有些人接受股票，都得到了好处。其中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利用其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委托，多次在国会几个委员会替里库路特公司游说，并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贿金700万日元和股票5000股。
前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是里案涉嫌人中另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僚。高石与里库路特公司的交往可追溯到1976年，那时他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里库路特公司聘请他为讲师，介绍各类专科学校情况。该公司根据他的指导，发行《专科学校指南》，开辟了新财源。但因这类学校开停无常，加之情报常有出入，求学者控告里库路特公司的事时有发生。高石作为该公司的高参，不仅在业务上进行指导，还替该公司平息这类纠纷，袒护其过失。
高石1986年6月升任文部省事务次官后，仍与里库路特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还聘请江副浩正为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作为酬谢，该公司于1986年9月30日向他转让股票1万股，全部资金也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在文部省与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幕后交易中，前文部大臣森喜郎也起过穿针引线作用，并于1984年12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3万股。
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前总裁真藤恒，是里案中又一重要涉嫌人物。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原为国营企业，称为日本电讯电信公社。作为中曾根内阁行政改革的一项内容，自1985年4月1日起改为私营企业，但其1/3股份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是同一般私营企业有所区别的半官半民的“特殊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同国营企业一样，有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的明文法律。在这样一个特殊法人中，其中大总裁真藤恒通过其秘书于1986年9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1万股，两名董事长谷川寿彦和式场英也分别接受1万股和5000股。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幕后交易呢？
原来，里库路特公司迄今依靠各种情报杂志的出版发行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铅字媒介显然已落后于时代，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掌握新媒介、新技术，即计算机情报技术和电讯技术。但这对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人材的里库路特公司来说，是“第二次创业”，艰难且带有风险。于是江副找到了靠山，全面依靠拥有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的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并得到了真藤总裁的支持。
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方面看，由于从1985年4月开始在国内推行电讯业的自由化，出现了不少向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挑战的竞争对手。为了战胜对手，也需要拉拢与自己能够合作的企业，进而把它变成自己的“别动队”。由于互有需求，江副与真藤开始了全面合作。
江副在真藤的有力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设备投资。1985年57亿日元，1986年166亿日元，1987年238亿日元，1988年484亿日元，4年内翻了三番。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不仅派长谷川和式场这两名专家指导里库路特公司的通讯业务，而且把自家的线路“卖大户”给里库路特公司。里库路特公司则利用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线路经营分线零售业务，降低成本、占领市场，压倒了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里库路特公司于1986年和1988年从美国克雷公司购进两台超型计算机，也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支持分不开。这是因为，首先，里库路特公司在缺乏专门人材的情况下敢于进行如此巨额的设备投资，这里没有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是无法设想的；其次，超型计算机属于“巴统”的统筹物资，里库路特公司购进这种计算机仍需要由政府部门或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作保。
由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里库路特公司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初步完成了该公司的“第二次创业”，并增加了收益。里库路特公司向真藤及两名董事长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无疑是对这种支持与合作的酬谢。真藤把倒卖股票收益的一部分落入私囊，另一部分用来收买自民党议员，培植该公司在政界的亲信。
然而，里案引起公愤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公司和当时日本政坛上名声很大的政治家之间行贿受贿的腐败行径。据《朝日新闻》的不完全统计，里库路特公司通过转让股票、捐款、认购宴会券及其它各种形式，先后向60多位国会议员行贿，其数额达13。3亿多日元。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的，有人甚至估计被该公司收买的国会议员可达200名之多。
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大量行贿，与国家相拥抱，是在中曾根当政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1982—1987）里，日本为了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着手调整内外政策，改组国内政治力量，保守党的政治家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和雄心勃勃的战略抱负。当政的中曾根首相自不待言，准备上台的“新领袖”、欲展宏图的“下一代新领袖”们，都忙于扩充自己的实力，挖掘新财源。江副这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看准了这样的时机和投资对象，给他们雪中送炭。他在选择转让股票的对象时曾对身边的人说，要选择“到21世纪也能交往的先生们。”
中曾根通过其秘书共接受了2。9万股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2。3万股，收益6385万日元，另加各种捐款45—75万日元，一共从里库路特公司获得1。1亿日元的政治资金。
在中曾根执政时期，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等3人，被人们公认为是接管中曾恨政权的“新领袖”，而他们之间为了争先夺取权力宝座进行了明争暗斗。里库路特公司为了拉拢新领袖，乘机大行贿赂。竹下自1985年至1987年，以其秘书、亲属的名义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2万股，倒卖收益2400万日元，捐款4500万日元，发售宴会券收入8000万日元，另外其秘书向该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共达2亿日元，令人惊讶。另外两位“新领袖”安倍和宫泽分别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7万股和1万股，政治捐款各5000万日元。
6。4里案逐渐曝光
日本首都东京的南端，隔着一条多摩川与川崎市遥遥相望。川崎市人口仅50万，却以钢都和海港驰名国内外。根据日本国土开发厅的最新规划，这里属于“东京的高科技开发区”，自然受到许多企业家的青睐。80年代的暴发户里库路特公司也不甘人后，在这里购地建房，开辟了电讯电话及情报服务业务。里案内幕正是从这里开始曝光的。
1988年3月，当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的情报服务大楼张灯结彩，欢庆新楼竣工的时候，神奈川县警察局接到了指控川崎市市长助理小松秀熙的举报，说他在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市火车站西口购地建大楼时，利用他当时担任计划调整局局长指挥开发工作的职权，为该公司提供诸多便利，并于1984年12月接受里库路特宇宙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3万股，在1986年10月底该股票上市后转手倒卖，获利1亿多日元。县警察局和横滨市地方检察厅受理此案，决定只做内部侦察，但其态度谨慎，封锁消息，似乎无意深入调查。
警察当局的举动，一般人自然无法知晓，但躲不过新闻记者的嗅觉。此事被《朝日新闻》川崎分社年轻副社长山本发现。山本从学校毕业不久，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欲干一番大事业。他认定这其中必有来头，便带领几名青年记者，开始了跟踪调查。幸好，那时里库路特公司对来访的记者没有多少戒意，提供了该公司向小松转让股票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需要由小松本人来供认，同时需要证明转让股票与小松业务之间的交换关系，否则就没有新闻价值。然而，当记者登门采访小松时却受到了种种刁难，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新闻。
正在调查搁浅的时候，喜从天降，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向山本提供了重要情报。此人在一天晚上给山本打电话，约山本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小咖啡馆见面。第二天，山本如约来到咖啡馆，一位身穿和服的中年人朝山本走来，从怀里掏出一份打印的材料让山本从速过目。材料中写道：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将其未上市股票转让给76名政界、财界要人及社会名流，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并开列了这76人的名单及股票数额。由于人数多，且有不少陌生人物，只凭脑子无法全部记下来。但证实了小松秀熙接受股票的事实，并了解到前文部大臣森喜郎等重要人物涉嫌此案的重要情报，受益匪浅。不一会儿，那人离席而去。山本无可奈何地目送这位神秘的人物远去，消失在大街滚滚的人流之中。此人究竟是谁？一说是检察当局的人，一说是里库路特公司的人，但都是猜测，并无材料证实。不过，这个人是知情者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社会版头条发表了山本记者从多方调查获得的有关小松秀熙受贿的情况，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6月20日，川崎市市政府兔除了小松的职务。
日本经济新闻社长森田因获8000万日元股利辞职。7月6日，里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也因此辞职。由于此案涉及政界、财界和新闻界要人达76人之多，为此东京检察厅将立案进一步追查。“里案”东窗事发，牵动了日本朝野和全国国民的神经。日本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一些政界要人以其秘书和亲属名义接受股票的情况6这些政界要人迫于舆论压力，交代了部分事实，便都避重就轻，吞吞吐吐，把事情推给秘书或亲属，更不肯承认其中有违法行为。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甚至倒打一耙地说，“股票交易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批评者不过是看别人得到好处眼红，才说三道四。”
6月中旬至8月底，虽说在野党议员在国会强烈要求彻底查清此案，各大报纸也相继揭露了一些内幕，但没有更多、更确凿的材料证明，因此舆论攻势由强变弱，给人们以小题大做的印象。东京地方检察厅虽从7月份着手调查，但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不过装装样子而已。这种形势使不少在野党议员们感到，要把此案彻底揭露出来，只靠舆论攻势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紧追不舍地跟踪调查，掌握确凿的罪证。于是，社会党、日共等在野党分别组成调查班子，深入追查。而社民联议员械崎弥之助则单枪匹马地进行调查，只让他的秘书和儿子做帮手。
在各方调查的同时，里库路特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反调查措施。
6月中旬，《朝日新闻》公布小松受贿情况后，江副浩正等公司领导人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是惶恐不安，如坐针毡。江副等人对1984年12月向76人转让股票（共124。6万股）的内情被泄露感到恼火。但真正害怕的还不是这一笔，而是行贿嫌疑更重的1986年9月向79名政界、财界要人和社会名流转让的一笔（共76万股）。这是因为，前者离股票上市差不多有两年间隔，股票正式上市后其价格涨落并无确实把握，投机嫌疑不大，而且接受股票者多是该公司的老关系户。这种转让在日本司空见惯，不一定把它看作是行贿受贿。
但后者则不然，转让对象几乎都是政界、财界要人，转让时间又是股票上市前夕，投机性很浓，该股票一旦上市肯定会随地价的上涨而上涨，持股者不费吹灰之力可坐收渔利。这就充分说明，这是地地道道的行贿受贿。因此，江副等人十分害怕这一笔勾当暴露出去。万一事情败露，公司的名义受损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会直接殃及自民党的声誉和竹下内阁。因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尽快平息方兴未艾的这场风波，该公司秘密组织了以江副为首的“危机管理班子”，四处活动。他们只相信金钱的力量，以为它能使鬼推磨，殊本知世上还有不吃这一套的硬汉。
里库路特公司的危机管理班子遇到械崎弥之助这位刚直不阿、见利不动心的议员，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械崎通过调查发现了1986年9月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财界要人转让股票的蛛丝马迹。他把调查的结果一一公布出来，这给里库路特公司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于是，该公司派其子公司宇宙公司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多次登门拜访木酋崎，企图以重金封住他的嘴。木酋崎一眼看穿了松原求见的意图，事先与电视台联系，在他家里会客厅安装了摄像机。把松原将一包点心和内装500万日元的红包递给他，他当场回绝的场面及对话全部拍了下来，录了音。1988年9月5日，木酋崎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布此事，当晚日本电视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录像资料。这样，曾一度平息的里案风波又起，社会舆论再度纷纷谴责里库路特公司的卑劣行径，要求彻底查清此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在野党的攻势下，东京地方检察厅才下决心查处此案，9月份成立了“特搜部”。10月20日逮捕了松原弘，并查抄了位于东京银座的里库路持公司本部，运走多达1700个纸箱的有关材料。11月份特搜部又成立了4个调查小组，配备精兵强将分头进行侦察工作。随后，里案涉嫌政界要员受贿的情节陆续公之于世。竹下政府的腐败内幕逐渐大白于天下。
6。5竹下卷入里案
这股黑幕重重的政商勾结贿赂案丑闻，在日本国会由热带低压气流逐渐酿成巨型台风，直接危及竹下内阁的存在。
竹下登首相看到里案的烈火即将烧到首相府，他焦急地要从火坑中跳出来。1988年12月27日，他决定改组内阁，以便取得国民的信任。但是没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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