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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对华战争-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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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根据印度宪法，政府的部长们在议会的联邦院和人民院两院都可以发言。 ＇
静静地而且和往日一样肃然起敬地倾听他讲话。对于许多议员来说，尼赫鲁在议会的形象的确由于人们感到他成了印度全国的战时领袖，一时变得更加高大起来。自由党的兰加教授曾对尼赫鲁充当战时领袖是否合适提出疑问，但是没有人支持他。尼赫鲁十分自信，他对一个就军火问题提出疑问的议员抢白说，“这儿有许多人对军火问题一窍不通，居然也大谈军火，岂非咄咄怪事。”他似乎是由于受到克节朗河战斗失利的震动并受到决心备战的那种激动气氛的影响而又重获青春。有些人提到敦刻尔克（Dunkirk）撤退和丘吉尔的先例，也许尼赫鲁从心眼里感到这种联想颇是滋味。尼赫鲁在对待军火问题上，如同他过去对待梅农的问题一样，也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反对派要求的中心主张表示让步，使他们的攻击不能得逞。自从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开始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以来，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同中国开始边境冲突以来，议会一直敦促印度政府仿效巴基斯坦接受凡是可以到手的援助，以加强武装部队。尼赫鲁过去认为这样做等于抛弃独立，抛弃不结盟政策的核心而加以拒绝，因此曾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印度议会前一届会期内，他曾说过，“接受军事援助是同不结盟政策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实际上变成同援助国结盟了。”但是，现在美国的喷气式运输机每天有八个班次在印度着陆，每架飞机运载大约二十吨重的装备——自动化步枪，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等。英国在这方面甚至比美国的动作更快。在尼赫鲁表示接受肯尼迪提供援助的建议的那一天，英国的第一批军火援助就已到达了新德里。
如果要迅速弥补几十年来弃置不顾的印度的军事部门，显然只有美国才有力量拿得出提供印度所需要的大规模援助。但是也许是为了使得印度转向华盛顿的变化不致过分显眼，印度政府普遍呼吁军事援助，而且强调说印度不但向美国、而且也向苏联提出了要求。印度的要求是马上供应军事装备，付款条件应是非常优厚，或只付名义的代价。英国把最初的几笔援助干脆算作捐赠；美国把偿付条件留待以后再议。法国等其他国家则认为没有理由放弃惯常的商业规定，结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在那危机的时刻，印度甚至还向以色列求援。印度过去由于担心失掉阿拉伯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它的支持，一直拒绝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时新德里询问以色列，他们同意提供的武器是否可以由不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运载——这样印度就可以获得以色列的援助而不致于招致阿拉伯国家的不快。但是据说本·古里安（Ben
Gurion）的答复是，“不让挂旗，就不给武器”，结果还是用一条以色列的船满载重迫击炮运抵孟买。
当美国武器正在离新德里几英里远的地方卸下来时，印度议员们就再也不能指责政府由于坚持不结盟政策而损害本国的安全了。相反地，有些议员还举出了使英国在一九四O年以后得以支持下去继续作战的租借法案作为印度接受外援的先例。一名“独立的”议员提议，印度应向西方指出它正为民主制度打一场世界大战；他并且重复丘吉尔的名言：“给我们家伙，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尼赫鲁坚持说，因为军火供应是“无条件的也是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所以决不影响印度的不结盟地位。军火供应确实影响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这一点他不久就看到了，英国和美国果然利用它们的军火供应——并隐约以断绝供应相威胁——迫使尼赫鲁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重新举行谈判。
经过了六天辩论，共有一百六十五名议员发言，反对派议员加上几名随声附和的国大党议员，仍然对印度政府的政策提出了笼统的批评。尽管由于新德里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已促成较多的国家谴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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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一月七日据新德里计算，共有三十九国支持印度，即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约旦、卢森堡、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英国、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法国、锡兰、塞浦路斯、新西兰、澳大利亚、特立尼达、西德、荷兰、瑞士、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伊朗、挪威、智利、海地、日本、希腊、利比亚、刚果（利）、乌干达、巴拿马、加拿大、菲律宾、冰岛、尼日利亚、阿根廷、意大利、马来亚。一名印度漫画作者画了一些官员一面匆忙地查看地球仪和地图，一面说：“我们最近没有听说过还有哪一个国家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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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仍然强烈地感到印度被人家拆了台。自由党党魁问道：“我们在世界政治的各方面曾经为这么多的国家干了那末多的事”，而它们对印度却不同情、不支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印度对不结盟世界和亚非国家表示愤恨，感到这些国家没有报答印度过去对它们的慷慨协助；另一方面又掀起了一阵对美国和英联邦满腔热情的浪潮。《印度斯坦时报》描写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伙伴情谊，对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安全与自由突然激发出责任感。”在要求对基本的外交政策态度作重新考虑的一片混乱声中，新德里甚至改变了它对福摩萨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家报刊评论说：“印度应该策划对中国开辟第二个战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促使福摩萨实施其对华南沿海的入侵威胁。……＇而＇为此目的就需要与台北保持联系，尤其需要和五角大楼保持联系。”印度政府也确实同福摩萨政权进行了多次接触，次年三月国民党的一名代表来新德里同印度外交部进行了会谈。中国国民党人自然准备联合印度进行敌视北京政府的一切活动，但是他们也小心地指出，当问题涉及到边界争端时，他们自己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分歧。十月底福摩萨政府发表了一篇正式声明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单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从未接受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强烈反对英国的这项主张。”
议员们在议会里发表的批评意见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尼赫鲁反复申述印度人特有的和平性情以及印度人对非暴力的深厚信念等老调，表示很不耐烦。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尼赫鲁显然是利用追怀国大党甘地主义的传统的办法，来搪塞人们对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状态的抨击；但是更加深刻的原因也许是议员们的态度表达了这样的感情：现在战争既已来临，对印度说来，纪念那个曾经拿起武器和日本人一道打英国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比怀念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更有意义。
从十月底起由于官方有关东北边境特区形势的报道，使得人们认为最险恶的局面已经过去，胜利就在眼前的那种一片乐观的情绪不断增长。报纸也宣布“印军在大炮掩护下发动攻势——东北边境特区振奋人心的进击”。曾到过前线的一名国大党议员向议会报告说，部队的士气旺盛，印军不计一切物质上的困难，“高呼圣雄甘地和总理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在十一月十二日对公众集会讲话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得足以击退中国进攻者，而且正在建立军事力量要把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走”。中国军队在十月和十一月初继续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印度在西段的前进哨所，先是集中兵力，然后用猛烈的排炮摧毁印军阵地，最后步兵攻上去加以占领——有一次，据某哨所的无线电报告说，中国军队还使用了坦克。但是在西段印军的节节败退没有使人们的乐观情绪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将是另一番情景。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瓦弄前线，热切期待着即将出现一场印军大捷，这种情绪突出地表现于十一月十六日的头条消息——印军转入进攻。
就连陆军总部也相信，中国人在东北边境特区不会发动进一步进攻，相信克节朗河溃败后的最险恶的局面已经度过；这种信念也普遍反映到总部以下的整个指挥系统。有几次，在印军开始遭到痛击时指挥部门仓皇失措，曾下令要部队立即赶赴东北边境特区，而在中国人停止前进时，又把这些命令撤销了。在此后三周内，印军在色拉附近的集结并不显得很紧迫。为了守卫东北边境特区而制定的应付紧急局面的防务计划，历来是以巴基斯坦不会利用中国的进攻这个假定为依据的；但一九六二年十月间情报部门提供了关于阿尤布总统对印度当前所处困境的态度的报告，这使得新德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不愿意把部队从旁遮普调到印度的东北地区来。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游说以及后来对印度所作的保证，解除了印度的焦虑，但从旁遮普抽调部队的计划已遭到拖延，其后果是：最后抽调出来的三个师当中，只有一个旅赶上了这场对中国部队的作战。这三个师中一个师调到锡金，另外两个师在停火以后好久才到达东北边境特区。原先就近在那加驻防的一个师，开始时接到命令准备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但当前方沉寂下来的时候，又停止前进。最后真的调动时，又是零零碎碎地调走，各个旅和各个单位被拆得七零八落。
第四章 边境战争（8）
东北边境特区的战斗（点击图片可浏览清晰大图）
中国部队在做法上却更加专心一意，更显得紧迫。驻防色拉山脊北麓的印度前沿部队自他们的掩体中发回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能够听到，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上的棒山口沿着通向达旺的古时商路赶修公路的爆炸声；中国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前推进。十一月初，空中侦察发现中国的卡车在达旺奔驰——说明公路已经修通。接着，中国部队又开始修整从达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时，他们向印度阵地前方和周围地带搜索前进，而且——虽然当时印度人还不知道——已从几个山口和小路插入东北边境特区色拉的东北。
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第四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他花了四天时间熟悉战术上存在的问题，视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带，之后，就向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命令，表示为他们感到自豪，并号召他们“带着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的坚定信念……”进行战斗。但这篇讲话却戏剧性地被当晚全印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条新闻所压倒：新德里正式宣布，考尔将军不久以前“在前线受寒患严重支气管炎”，现已痊愈，并将重新指挥第四军。
森将军只是从广播里听到这项消息，他当即向塔帕尔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这个新的军在四天内两次更换指挥官。据森讲，当时塔帕尔将军回答说，在政府的坚持下，考尔即将返任，因为他的名誉非得挽回不可。当考尔回到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在新德里出现过一些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因为他擅离职守已被软禁。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老部下恢复名誉出了一臂之力。尼赫鲁说：“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人们关于他讲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话。”他指出，考尔被任命为军长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赶到东北边境特区。他接着说：
“有人说，他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这是不正确的。他有过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当克什米尔出了事的时候，他是我们驻华盛顿的武官，但他却请求把他派到克什米尔。我们把他派到了克什米尔，他就到了那里。我认识很多军官和其他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人超过他的。”
不管尼赫鲁对考尔的军事经历如何看法，事实真相正如蒂迈雅将军所讲的那样：“陆军中的每一个官兵都知道，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掩盖起来。军官们都不尊敬考尔。”驻防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听到考尔继续担任该军军长的消息后的反应，是同蒂迈雅的看法相吻合的。第四师师部的军官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新闻，根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大家公开的评论是：“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正好在考尔将军回去指挥部队之前，到他家里去拜会他，他当时已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丝毫没有因克节朗河的溃败感到沮丧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印度部队的缺陷和弱点，并且说，他所采取的战术是一种有意的“大胆政策”。僧崇战役就是他试探中国人意图所采取的行动。他有信心能在色拉把中国人堵住，然后再把他们打退。
考尔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须回到第四军去。如果他在担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战指挥职务之后没有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这个被认为是陈腐的借口，放弃这个职务，回到参谋局去，那么，他虽然在政界有那样强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从军事上反复考虑，自然是完全不能赞成考尔重新出马。当时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已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而考尔却是不熟悉情况的——他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短期逗留，完全局限于塔格拉山脊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现已为敌方控制。但如果不使考尔官复原职，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考尔的个人名誉而已，考尔的失败和丢脸，势必给梅农、而且下一步也将给尼赫鲁，增加政治上的困难。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都要求再给考尔一次表现的机会。十月二十九日，他恢复了第四军的指挥；哈巴克希·辛格调往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则明升暗降，调往新德里担任一项参谋工作。
在这个时候，印度部队在东北边境特区正进行集结——但在做法上与陆军方面原来的意图大相径庭。一九五九年十月，当时由托拉特将军指挥的东部军区，曾经建议在东北地区搞三道防御线。根据这个方案，首先要在尽量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带，建立一批哨所，以监视从西藏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主要通道。这些哨所只不过起个绊脚索的作用，一旦中国部队进攻，这些哨所就向后撤。在这条前沿哨所线的后面，要建立第二层据点，这些据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阻滞战斗，以迫使入侵者在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在这里重新集结，并将自己的后勤基地向前推移。第三层是正式防线；其设想是入侵者如果进攻到这里，它的补给线就会拉得过长，因此就可以在这里击溃对方。邦迪拉将是这道防线的一个支撑点，这道防线的其他据点都不应距离平原过远，以便于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和进行集结。这种设想的优点是：它可以使东北边境特区的极其恶劣的地形转而为防御服务，使中国部队背上包袱，为他们自己的狭窄并拉得过长的供应线伤脑筋，而印军的主要阵地和平原之间却有距离不长的交通线相联结。这种设想的缺点，在印度人看来，是属于政治性的。一九五九年后人们认为政府对边界防务采取了拖拉的态度，而上述防线战略就可能，而且也的确被说成是这种态度在军事上的体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美联社自新德里发回的一份报道，准确地反映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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