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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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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了楼继续往前走，马房巷已被一道墙堵住，劈柴人当然早已不见。肯宁顿路287号，当年他、雪尼曾同父亲、露易丝住在二楼。河滨邮局，1908年后他省吃俭用在那储存了60个英镑，至今仍存放在那。肯宁顿公园，那是他幼小时身着蓝色天鹅绒外套游玩过的地方，现在里边的草地仍然一片葱郁。后来，他走近号角酒馆，当年一些好心人曾在那里为他父亲义演。离开那儿他又去了念过2年书的肯宁顿学校，他感到运动场没有他儿时那么大了。旧地重游，他觉得过去在肯宁顿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幻……
对卓别林这种怀念亲情、感慨人生的内心世界，某些作家和记者不能理解，甚至把他们的肤浅分析强加在他头上。如卓别林在洛杉矶时，有个莫姆曾和他一块在市内散步。偶尔走到墨西哥人聚居的简陋街区，卓别林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儿比贝弗利山（富人区）显得更有生气”。莫姆则在一篇文章中不真实地描写：当他们走到贫民区后，卓别林“高兴得容光焕发，用兴奋的语气说：‘你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对吗？其他的一切全部是虚伪的。’”莫姆说：“我想，他是一直在怀念那些贫民窟。他的成名致富，将他局拘于一种他只会感到拘束的生活方式。虽然少年时代过的是极端穷困的日子，抱的是自己明知道无法满足的渴望；然而，我认为，他却一直在怀念那个时代里所享受的自由。”
莫姆先生此言差矣，有谁会怀念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的穷困？又有谁会怀念贫民孤儿学校的无情鞭挞呢？卓别林说：“穷苦既不是可爱的，也不是崇高的，穷苦……只使我歪曲地解释了价值标准，过高地估计了富人和上流社会的品质和美德。”“相反，财富与名声教我学会了怎样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上流社会，在接近那些知名人士时，发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具有缺点的。由于有了财富和名声，我才知道轻视宝剑、权杖和马鞭的象征，将他们看作是势利的标准。”“正如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我就是我自己这样一个人：一个个别的、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人，一个具有祖先遗传的那种奋发进取精神的人。”
在里茨大饭店里，一些打字员小姐在卓别林秘书的指点下，把寄给卓别林的7万3千封信、明信片、电报、包裹分类。这其中28000封是请求援助、借钱的，从20先令到1万英镑的都有。几千个女子吐露爱慕之情，671人与他攀亲。商贾业主、不出名的发明者和临近破产的企业家邀他入股。有慷慨的人要送他旅馆、文物、名画、汽车、金表，有心机的人向他推荐可以演戏的神童与变性女孩。有一个人寄上当票，请求卓别林赎出他祖母典当进当铺的假牙（金子做的）。有个影迷要卓别林赔他7先令6便士，因他在饭店前抢卓别林扔下的花时挤掉了帽子。许多信封上，仅写上“ToKingCharliey”（寄查理王）。
在伦敦，卓别林想要使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些变化。如看到一些新的面孔，结识一些新的朋友，获取一些新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总之是想开开眼界、拓展视野。
爱德华跟他安排了在加里克俱乐部的活动，那家俱乐部成立于1831年，是著名的艺术家聚会之所。卓别林在那里会见了一些作家、艺术家、戏剧家、画家、演员、建筑师。他们有的因在某一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巨大，而被英国皇室册封为贵族封号，如创作神话故事剧《潘彼得》的剧作家、小说家詹姆斯·巴里爵士，作家、演员兼戏院经理的班克罗夫特爵士等。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旋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亲王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呆了多久？”“1913年就去了。”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位于优美的泰晤士河畔的詹姆斯·巴里爵士家里，爵士把卓别林领到一个窗口，指着对面房子的一扇窗户告诉他，那就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伯纳的卧室。爵士说：“我有时晚上看见那里有灯光，就对准那窗户扔几颗李子核或樱桃核。他如果有空高兴说话，就会推开窗户两个人聊上几句。如果他无意交谈就不开窗，或者熄灭灯光。”巴里爵士调皮地说：“我一般扔3次，他没反应就不再扔了。”
翌日，卓别林和爱德华一起出门。爱德华提议去拜访肖伯纳，卓别林有些犹豫，因为事先没约好。爱德华说：“咱们可以随便撞进去看看嘛。”他把卓别林拉到那，按响了门铃。卓别林突然害怕起来：“还是下次再来吧。”他扭头就往街上跑去，爱德华怎么劝说，他也不去了。10年以后，卓别林才有机会见到了肖伯纳。
卓别林动身前往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法国的评论家对卓别林的艺术推崇备至，1920年著名评论家德吕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是全世界最闻名的一个人。迄今为止，他使圣女贞德、路易十四和克雷孟梭相形见绌。我看不出耶稣和拿破仑有什么地方能和他相提并论。”
他去巴黎事先并未声张，但也未逃脱影迷们的敏锐的触觉。他们高呼着他创作的人物形象的名称“夏尔洛万岁！”冲破警戒线，热情地拥挤着。卓别林几乎是被警察举起来，塞进汽车，送到旅馆的。
一进房间，电话铃每隔10分钟就要响起。原来，财阀摩根的女儿安妮·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第一次大战时遭到破坏的巴黎，发起募捐活动。希望举行一次游艺会，请卓别林出席放映他的《寻子遇仙记》。
卓别林又去到柏林，然后再回巴黎参加在著名的特罗卡德罗宫举行的募捐义演。法国政府副总理向他授文艺勋章。在部长致词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老是撺掇他“小伙子，你要接受荣誉勋章”，“他们骗了你，小伙子。这种勋章不对，你领这种还不够分量，你要领那种有红色绶带的。”
授给卓别林的文艺勋章，奖状上的字样是“查尔斯·卓别林：戏剧家，艺人，民众教育学士”。能得到这种光荣，卓别林已经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非常的快乐了。
接下去，卓别林想工作了，旧地重游已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但他的事业在美国，如果再在伦敦呆下去，他就会感到太闲散无聊了。想到深情厚谊的影迷和朋友们，想到盛情款待他、给予他表彰与赞扬的名流、艺术家们；想到那些守候在车站、码头、旅馆、剧院的英、法群众，特别是想到自己被警察从他们身边推开，塞进汽车，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他感到很对不起他们。那么，只有埋头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才会感到生活方向明确，对他们有所交代。
卓别林漫游欧洲于1922年返美后，纽约广大市民、影迷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再一次使他陷入沉思，并且把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回顾了一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影片是不坏的。可是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因此，只能这样嚷嚷罢了。“要是能做一点称道的有功劳的事，例如像《夏尔洛从军记》《移民》《流浪者》；如果能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然后再来答谢这些欢迎的群众的话，那该有多好！……”
他一回到洛杉矶，马上就去探望母亲，告诉老人家重返伦敦的情况。而哈娜太太已经知道儿子回英国引起的哄动，与英、法群众及社会各界欢迎他的盛况了。过去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演员的哈娜太太，这次一方面说“太好了”，一方面又问他：“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却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呢？”听了这话，卓别林不由大笑：“您还说呢，就是因为您的原因，我才过这种空虚生活的嘛。”老人略微沉默了一下，大概是联想到往事。她说：“要是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你想想这能拯救多少灵魂。”儿子又笑了：“那样我可能能救几个灵魂，可是救不了穷苦啊。”
原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这时跟卓别林做事当他的制片厂的经理。里夫斯太太在卓别林返英期间，经常去照顾在夏天从英国来的老人。里夫斯太太告诉卓别林，他走了以后，老人身体不错，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情绪也很好，谈吐风趣，常幽默地回忆过去一些轶事，逗得她和看护小姐哈哈大笑。有次，她和看护小姐陪老人去市里买衣服料子，店员推荐给老人一种淡褐色的布，大家都认为合适，可是老人不喜欢，“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了，我要鲜艳点的。”
另有一次，老人在里夫斯太太、看护小姐陪同下参观一个鸵鸟饲养场。在孵卵室，那儿的职员热情地捧着鸵鸟蛋介绍：“这个蛋到下周，就可以顺利地孵出小鸵鸟了。”正在此时，他要去接电话，就把那个蛋交到看护小姐手上。他刚走出孵卵室，老人一把夺过那个宝贝蛋：“还是把它还给那个可怜的鬼鸵鸟去吧。”说着把蛋往一边的鸵鸟栏里一扔，蛋“叭”地爆裂。吓得里夫斯太太和看护小姐赶紧拉着她，不辞而别逃离鸵鸟场。
在以后的几年里，哈娜太太的身体一直不错，卓别林用挣得的钱孝敬母亲。1922年秋天，他在贝弗利山上建造了有40个房间带私人放映厅的山庄后，老人经常去看他和两个孙子。哈娜太太站在楼上的落地玻璃窗前，久久地远眺浩瀚的太平洋，她说：“真舍不得打破这样宁静美丽的气氛呀。”
卓别林每次完成了工作稍有余暇，便把母亲接来陪她在花园散步，或在草坪上陪她下跳子棋。老人对儿子的成就与富有，保持着自己的淡泊心态。唯有一次当着儿子的面，夸花园、草坪侍弄得很好。卓别林告诉母亲说，那是因为雇了2个花匠的缘故。母亲看了看儿子，说：“你一定是很有钱了。”
“妈妈，我现在的身价是500万元。”老人平静地点点头。
第十二章他与《巴黎一妇人》
20年代初，是电影对心理描写还很幼稚的年代，因为无声电影还在成长之中。一些影评家断定以动作为主的无声电影，没办法表现角色的心理状态，最多只能通过明显的、夸张的动作表现一种情绪。当时，受制片人的拜金主义、明星制度、言情小说被系统地搬上银幕等因素制约，电影艺术日见贫乏。演员的动作简单，表情虚假，女角色的性格千篇一律。
卓别林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部正剧，取材却是一般人认为的小小的风流韵事而已。那是1922年夏，他结识了出生寒微、五嫁富翁的舞蹈演员蓓吉。她从巴黎来，手上戴着20克拉的钻石、翡翠镯子，嘴里说她骨子里是一个朴实妇女。卓别林听她讲了好几件自己的趣事，如与一位出版商的交往等。这触动了卓别林的创作灵感，为联美公司写出了第一部作品。他自己没有担任角色，专司导演之职，由艾娜·卜雯斯主演，片名《巴黎一妇女》（另名《公共舆论》）：
外省一个乡村姑娘玛丽，与本村的一个年轻画家若旺相爱。但两家的父母均反对他们成亲，他俩约好私奔巴黎谋生。然而当若旺回家拿行李时，他父亲在与他激烈争吵时突发心脏病。此时如约到了车站的玛丽，打电话到若旺家没人接，而开往巴黎的火车又已到站，她失望地放下话筒，迎着车厢的灯光走去……若旺请来医生后，再打电话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动。
一年后，玛丽改变了命运，已成出入于巴黎社交界的交际花，傍上了巴黎最有钱的单身男人比埃尔。比埃尔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在与玛丽同居时，同时还追求玛丽的一个女友。另一个女友告诉了玛丽这个秘密。
玛丽在寻找女友告诉她的一个娱乐沙龙时，在那座楼下敲开一扇门，意外地碰见了若旺与他母亲。并且发现若旺臂上带着黑袖圈，这才知道若旺一年前未能践约的原因。此时他们母子也来到巴黎租住在这儿，靠若旺绘画谋生，只是家境已不如前。若旺要玛丽为他作模特……
玛丽的女友带了一本社交新闻刊物给她看，那上面载有比埃尔将与某小姐结婚的预告消息……玛丽怒问比埃尔，比埃尔不置可否。玛丽怒将比埃尔送给她的金项链扔到楼下，比埃尔仍吹奏他的单簧管。玛丽忍不住跑下楼从一个流浪汉手上要回项链，比埃尔则暗自大笑……玛丽来到若旺家中，发现了若旺为她画的像并非今日交际花的她，而是过去清新、健康、质朴的她……
若旺仍不能忘怀玛丽，哪怕在赴访其寓所，发现女仆在她卧室打开衣橱时掉落了一个男人的衬衣硬领。他劝说玛丽放弃交际花的生活跟他成家。玛丽也对声色犬马、恣意行乐心生厌意，愿重修旧好。若旺母亲极力劝阻儿子，又单独去见玛丽，反对她跟若旺结婚。
玛丽又回到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中，若旺来劝她回到他身边。玛丽拒绝了他，若旺感到绝望。后来他买了一支手枪，跟随玛丽和比埃尔来到一个娱乐场，最后征询玛丽的意见。结果玛丽仍然拒绝，若旺便当着她和很多人的面开枪自尽，玛丽悲痛欲绝，连比埃尔也急着叫人抢救……
若旺的母亲头罩黑纱，手持儿子遗下的枪，来到玛丽的住宅准备报仇，可是不遇玛丽。她回到自己家里，却见玛丽正跪在若旺遗体旁悲泣……
又是一年后，玛丽的女友们坐车在乡下旅行，谈论着玛丽不知到哪儿去了。就在汽车过处不远的民居中，褪尽艳妆、回归质朴的玛丽，与若旺的母亲在一起办了一个幼稚园。她在为天真纯洁的孩子们服务……
1923年10月，此片一出，大受电影界专家、学者和一些鉴赏能力强的观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它是第一部以描写心理为主的电影，细腻的心理描写非常成功。如，当玛丽的女友拿着社交新闻的刊物，告诉她比埃尔的风流消息时；她只是冷冷的接过刊物，只瞟一眼就若无其事地放在一边，接着点燃一只烟来掩饰所受到的刺激。她笑嘻嘻地把女友送到门口道别后，赶快回来找出那本刊物，情绪冲动地仔细看那条消息……再如，一个按摩女在为玛丽服务时，对其女友的喋喋不休、飞短流长，由开始的漠然听之，到偶一瞥眼嫌之，到紧皱眉头厌之，到最后的怒气恼之。
卓别林的过人才华，在片中高超的省略手法和微妙的暗示中，表现得令人折服。虽然省略手法当时已有导演用过，但谁也没有他用得那么新与好，并成了其后导演们借鉴的典范。如玛丽乘火车去巴黎，依卓别林当时的力量调动不了一列火车甚至是法国火车，他就用一串移动的车厢灯光，投射在售票处、站台和玛丽身上，取而代之。一个无意中从衣橱里掉下来的衬衣硬领，就暗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未婚女人与一个男人同居着。一个浑身裹着白绸的女人，在一群衣冠楚楚的男女面前缓缓转动身体，然而镜头摇开了。绅士们脸上的表情，由道貌岸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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