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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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史记·平原君列传》说平原君所养的士中就有这种人。

②六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知识技能；二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经典。

第二节　礼

华夏古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孔子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观念。他在这两方面用功最勤，礼乐也是他思想体系中核心观念之一。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单提个礼字即可以代表礼乐。所谓礼指的是周礼。周礼是周族从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包含了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随着周人进入奴隶制社会，周礼中原始的平等民主因素逐渐淡化，而等级制的内容不断强化，但有一点是始终一贯的，即血缘关系的纽带不断，家族组织与社会政治组织合一。武王灭商之后，周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统治广大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周公对周礼进行一番改革（史称“制礼作乐”）并普遍推广，使中国社会在殷周之际发生巨大变化。变化表现在哪里呢？著名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曾经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按照宗法制，周天子在群子中立嫡长子，作为群弟的首领和王位继承人，在家族中是大宗，在政权组织中即为天子。而他的群弟在家族中是小宗，在政权组织中则被封为公侯。公侯的嫡长子在他这一支中又成为大宗，继承公侯之位，他的群弟则是小宗，被分封为卿士。由于大小宗的不同，所以形成从天子到公侯到卿士的不同等级，产生从上到下的统治关系和从下到上的臣属关系。在古希腊、罗马，家族组织被打碎，建立了纯粹的地域国家。在中国则是把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形成宗法等级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上下左右的关系不光靠法律来调整、维系，尤其要靠道德来调整、维系。那个把法律、道德、礼仪、习惯等等集于一身的东西就是周礼。所以周礼不仅仅是周朝的礼仪，它代表西周以来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自幼学习周礼，在青年时代已成为著名的周礼专家。他把夏商周三代之礼进行比较，以为周礼最完备、最有文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他看来，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没有礼就不能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的亲疏远近。

礼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区别分为许多等级，并保持低贱者对尊贵者的尊崇，承认贵族的特权。尊尊首先是尊君。孔子主张“事君尽礼”（《八佾〔yi〕》），“事君，能致其身。”（《学而》）按礼的规定侍奉君主，能为君主献身。齐国陈恒杀君夺权，孔子主张派兵讨伐。其实齐君的腐败无能，孔子并非不知道，但他认为君主再坏，臣子也不能推翻或杀掉他，臣的义务就是服从君主。

礼的另一重要原则是亲亲，即对亲族的爱，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过孔子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弟对兄长的恭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根据亲亲原则，家族利益至上，亲人犯了国法应该隐瞒而不是检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怎么能把隐瞒过错叫正直呢？因为它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尊尊是等级制和君主制原则，亲亲是宗法制原则。为维护它们，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是指周礼规定了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即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他，使他的言行与名分相符。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的意思。不过正名也主要是针对下面的僭越行为的，对君主的违礼往往含糊过去。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己的庭院中用八佾①舞蹈，这是天子的规格，遭到孔子的批评，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鲁君娶同姓女为妻，严重地违反了周礼，而孔子却说他“知礼”（《述而》）。

所谓乐，不仅包括演奏、歌唱，还包括舞蹈，是古代周人的歌舞，我们可以从现在少数民族的歌舞中看到它的影子。那么乐的作用何在？《乐记》说：“礼辨异，乐统同。”又说：“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礼辨异是指区分亲疏尊卑的，表现在饮食服饰、车马宫室、动容周旋等各个方面都有差等。乐统同，则是通过歌舞宣泄情感，达到不分等级的和谐。从人的修养来说，礼是从外部对人的约束，乐则是从内心诱导出的对社会约束的衷心认同。用礼来治身，就有庄严恭敬的外貌与行为。用乐来治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礼乐的配合，既保持人内心的平衡，也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史传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说他为了统治广大国土，不但改造了礼，也改造了乐，使之更好地发挥辨异和统同的作用。这是周公的天才创造。孔子对乐也非常重视，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诗、礼、乐的学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学习诗歌，可以启发人产生做君子的志向，学习礼则可以使人在家在国不失规矩，学习乐则可以教人在内心培养起和乐崇高的境界，最终成为真正的君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动荡不定，政变、民变、诸侯国内外的战争，史不绝书。一面是旧家族、旧政权的衰亡，一面是新家族、新政权的崛起。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选择和建设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课题。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当时的政治和家族组织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抛弃它们，回到原始状态，人才会得到安宁幸福。墨家和法家否定家族制度，但不否定等级和君主制。墨子主张兼爱，意在打破家族界限，同时主张“上同而不下比”，提高君主的尊严与权威。韩非子说：“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君父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必须打击家族势力，加强以君主为首的国家的力量。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继承西周传统，保持政权组织与家族组织相结合的关系。它既不像道家那样倒退到原始状态，也不像法家那样激进地建立地域国家，而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在那个打破旧制度的时代，看起来它在许多方面显得落后，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主张符合中国实际。西汉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的仍然是政权组织与家族组织的结合，君主制与宗法制的结合。虽然西周那样的分封制被取消，宗法制依然对统治阶级内部权力、财产的继承和分配起调节作用。而在下层，依宗法制组织起来的家族，担负着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和稳定秩序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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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舞蹈列队，一队八人称佾。八佾是八队64人，只有天子能用八佾之舞，诸侯以下递减，为六佾、四佾等等。

第三节　仁

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仁①。这是他中年以后在推行礼乐的实践中反思的结果，是他研究当时社会的新变化、新思潮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民众在政治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一些先进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本，君是为民而设置的，神也要依赖于民。孔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认识到民的问题实际是人的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重民的问题，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树立爱人类、爱他人的观念，亦即仁的观念。仁爱的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孔子之前人们只是泛泛而谈。孔子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赋予仁以深刻的含义，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使它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观念。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答曰：“爱人。”（《颜渊》）爱人就是不仅仅爱自己的家族、亲属、尊长等等，还要爱这以外的别人。孔子提倡“安百姓”（《宪问》），主张“泛爱众”（《学而》），赞赏“博施济众”。百姓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许多家族。众就不仅仅是贵族，而是包括奴隶在内的大众。这就是说，孔子仁爱的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是全人类。在他看来，人不仅是家族、等级的成员，还是人类的一员。人应该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以同情与关心。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种人类之爱。

当然，孔子的仁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人类之爱。他主张亲亲，所以仁爱必定是有差等的。最爱的是直系亲属，然后是旁系亲属，然后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爱的深度从亲到民再到物是在层层递减。因此儒家坚决反对墨家的兼爱，孟子认为墨家讲兼爱即是“无父”，即否认宗法，否认父权，而“无父”也就是“禽兽”（见《孟子·滕文公下》）。按照儒家思想，仁爱施于普通百姓身上的已经不是很浓了，但毕竟还是有，比起“刻薄寡恩”的法家是大不相同的。

仁的另一个涵意与人的自我修养有关。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所谓克己，即约束自己，复礼即践行周礼。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这就是说，约束自己，视听言动一依周礼便是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为仁”是一种“由己”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由人”的被迫行为。因此仁就是一种道德自觉。它不是出于对刑法的惩处或舆论的非难等外在力量的恐惧，而是出于人格的觉悟。当人认识到道德使人成为不同于禽兽的人，当人履行了道德便觉得心安，反之即感到负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仁人。如果说仁的第一层意思（爱人）是把别人当作人的话，仁的第二层意思（克己复礼）就是把自己当作人。因此仁就是人的自觉。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礼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这就是宗法等级制的或宗法君主制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组织。而仁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它作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为这个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节剂、粘合剂，对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仁的观念，既然国家管理的不是牲畜而是必须予以关心爱护的人，那么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它应该是怎样的呢？《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冉有的一次谈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见到卫国人民众多，孔子就赞叹道：“庶矣哉！”冉有问，人多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又问，富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实行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如国家使用民力要有节制，不违农时，收取租税不可过重等等，从而让人民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让老百姓接受道德观念、礼节仪式、军事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成为文明的民众。

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治民方法，和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也就是将百姓当牲口看待，只用行政命令和惩罚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老百姓虽然免受刑罚，但是却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没有羞耻心），一旦失去外部控制，他们便会犯罪。另一种是“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道德上将老百姓当作与贵族一样的人来看待，用道德教化他们，用礼来约束他们，结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能力，可以自觉地达到儒家德与礼的要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统治者实行德政，就会受到民众的爱戴，民众会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地拱卫他们。后来孟子接续这个传统，提出了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贪欲，让农民有自己的田产，能生活下去和生活得更好一些。

思想家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为整个制度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着想，而帝王们则不是这样，他们往往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断增加赋税，残酷榨取民脂民膏，而总是导致官逼民反，政权倾覆。但无论如何，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限制了他们的贪心（通常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们，引用孔孟古训同他们斗争的结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矛盾，尽可能地延长了社会稳定和繁荣的时间。另一方面，仁爱思想，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通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传播、施教，对于民众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培养了对上的顺从敬畏心理，当然易于受统治者支配；但同时也培养了尊老爱幼扶危济贫解难等人道主义的美德。

从伦理道德领域来说，礼与仁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礼代表外在的规范。仁代表内心的自觉。有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人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具有秩序，如果否认了这个准则，不承认它所规定的义务，人人各行其是，必然产生混乱。儒家强调一切依礼而行，即使动机是爱，也不能逾越礼的规定。如父母去世，丧礼规定三日不食水浆，届时可以勉强站起走路，如果爱心特别强烈，哀毁逾制，七日不食水浆，届时病倒，也属非礼行为。②《韩非子》有一则故事，鲁国执政季孙氏调动民众开掘长沟，孔子弟子子路做郈的县令，用自己的禄米做饭给民工吃。孔子听说立即派另一弟子去禁止，他对子路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外储说右上》）这件事未必属实，但这话却能反映孔子的思想：爱亦不可逾礼。另一方面，有了内心的道德自觉，才能使礼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具有内在的力量，才能使道德准则与人的人格、生命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得到自觉的遵守。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都是说道德自觉是礼的内在生命，形式的东西如钟鼓玉帛，算不得礼乐，所以不仁的人是谈不上礼乐的。

孔子的礼和仁，既是社会政治概念，又是伦理道德概念，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仁礼结合，才是孔子的理想：建立有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