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司马家-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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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司马邺命琅琊王司马睿北伐，无暇北顾的司马睿给了祖逖一千人，对他说：“我手头能用的就这么点人了，你先拿来应急，渡过长江后自行筹措兵马粮草吧！”司马睿没对祖逖抱什么希望，言外之意是：能打到哪算哪，死不了算你小子命大！祖逖二话没说，带领这一千人自京口（今属镇江）渡过长江，船只经过江心时，他指天为誓：“我祖逖若不能收复中原，永远不回江东！”祖逖渡过长江，暂驻淮阴，他一面招募兵马，一面建造军需工厂（司马睿没发武器铠甲），在极短的时间里招募到两千多士兵，随后移师芦洲（今安徽亳州），在这里，他整编了张平、樊雅等人的流民军，对抗后赵。
祖逖的强项是随机应变，他从不执着于一种方法，而是根据形势迅速改变原有的策略，让自己的军队能够在大风大浪中适应环境。在石勒攻打段匹磾时，祖逖已经收复了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后赵的都城就在河北襄城，祖逖军队可朝发夕至，这令石勒极为头痛。石虎率大军屡次讨伐，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祖逖不是据城固守就是搞背后偷袭，很少与敌军正面交锋，石虎一介武夫，岂是儒将祖逖的对手！所以往往是大军行军途中，一个部将气喘吁吁地跑来告他：“将军，我们的运粮部队被祖逖那厮偷袭了！”“将军，我军的前锋中埋伏了！”……石虎灭不了祖逖，祖逖的实力也不可能打到襄城去，一来二往，两军就这么对峙下来。石勒实在没办法，就写信与祖逖交好，请求双方互市做买卖，祖逖以不回信的方式默许了，于是乎，祖逖手下的一万人（打了六年，从一千人发展到一万人）全体改行做了商人。
胡人之所以与汉人打仗，目的也只是为了获得汉人的商品，其实商品完全可以通过做生意获得，做生意需要花费金钱，但这总比豁出性命要好多了吧。北方战马膘肥体壮，南方稻米满嘴生香，祖逖的大军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运来大米、丝绸，转瞬之间变成货真价实的战马、盔甲。祖逖不但会打仗，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他以高出南方市场十倍的价格卖给胡人，赚了不少外汇。胡人对钱没什么概念，以前这些东西都是拿命换的，而现在只用那些冰冷的黄金白银就能换，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祖逖文章写得好（“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带兵打仗也不差，和平时期还能创外汇，果然是难得的全能型人才！祖逖军就这么一天天壮大起来，而且是在后赵的眼皮底下，这从根本上遏制了石勒大军的南下，为司马睿平定江东创造了极佳的外部环境。
看到祖逖的军队越来越发展壮大，司马睿心里有点不放心了，他害怕祖逖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打算事先对他进行牵制。到了北伐第七年，司马睿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等六州军事，兼领司州刺史，地位在祖逖（豫州刺史）之上。戴渊年轻时以抢劫为业，后来打劫陆机时，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戴渊幡然悔悟，拿着陆机的推荐信过江投入琅琊王军中，由于司马睿的影响，此人对北伐一直不感兴趣，祖逖担心戴渊对中原的局势不了解，但也毫无办法。司马睿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对祖逖猜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用祖逖战斗力极强的北伐军对抗荆州的王敦。祖逖不知道，这只是司马睿战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将刘隗任命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这样就从两翼牵制住王敦，可事实上王敦最忌惮的是祖逖，而非戴渊或者刘隗。正在此时，祖逖得到一个消息，王敦和刘隗结怨，国内恐怕会有灾难，祖逖一来担心北伐大计，二来担忧国内政局，逐渐忧郁成疾，两个月后于雍丘（今河南杞县）病逝。
60　王敦之乱启祸端
古时候两兄弟的最佳权力架构就是一人在朝廷做官，另一人在外面带兵，两者相互呼应，比如王敦是丞相王导的堂兄，司马睿初下江东，当地的士族大户很不认同这位王爷，司马睿是司马氏的一个偏支，在王室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在王导一干大臣的艰苦努力下，才站稳了脚跟，司马睿称帝后，王导的权力迅速膨胀，大有架空皇帝之势，民间甚至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司马睿当然不能容忍，便重用江东人刘隗、顾荣等人，然后解除了王导的丞相职务，若不是王敦领兵在外，只怕王导早已性命不保。司马睿这一系列的举动，无异于向王敦发信号：朕要对王氏动手了！在这种形势下，王敦自武昌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建业，唯一忌惮的祖逖死了，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王敦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但他事实上就是造反了，而且矛头指向了原来一直置身事外的江东地区，反叛这种事情，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一旦成功，拥护的人大把出现；万一失败，黄泉路上也不孤单。凉州刺史甘卓、建昌太守王循、广州刺史陶侃等人皆在王敦的邀请名单上。无一例外，这些人都拒绝了王敦的盛情邀请，他们甚至联合起来，发出檄文，号召全天下人共同讨伐王敦这个乱臣贼子。王敦早预料到有这种尴尬局面，但他没有气馁，继续向东进军，陶侃、甘卓等人火速出兵进行阻截，戴渊、刘隗接到皇帝旨意，南下护卫京师，一时间烽火四起。江东地区一改往日的安宁，处处都是整军备战的景象，朝中大臣半数以上出城征兵，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每个人都在忙碌。
王敦这次反叛，其实是致他堂弟王导性命于不顾了，他明知堂弟在朝中为官，自己从大老远处率兵来犯，很明显是要让堂弟死无葬身之地嘛，此时的王导恐怕是天底下最郁闷的人了，丞相干得好好的，突然被罢了官；堂兄表面上是为自己打抱不平，实际上想独揽朝纲。王导思来想去，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更麻烦的是，局势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且王导的处境极为尴尬，劝王敦退兵对方肯定不听，向皇帝表明立场，皇帝能信吗？这场叛乱的始作俑者是堂兄王敦，自己怎么也脱不了干系。王敦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王氏族人日夜待在家里，向皇帝请罪，连他刚满月的小侄子王羲之也没能幸免，小家伙还不会写字，就知道哇哇大哭。
61　王导的绝世自保术
王导被逼得没办法，他总得谋划自保吧，不能就这样被堂兄连累了，这种反叛的大事，是要诛三族的，思前想后还是决定亲自向皇帝请罪，他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地向皇宫而去，等到了皇帝面前时，已经直不起身来。司马睿亲自搀扶王导，长叹一口气：“丞相何必行如此大礼，赐座！”王导没有起身，反而把头贴到地上，“臣实在无颜面对陛下啊！我们王家世代侍奉先帝，怎么传到臣这一辈，偏偏出了这么个败类，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我们王家愧对陛下，请陛下诛臣三族！”王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接近哀嚎了，“臣死后，请不要入土埋葬，请陛下将臣投入长江，任凭恶鱼将臣的尸首分而食之，即便如此，也不能补偿臣的罪孽啊！”“丞相这是说的什么话！”
王导都如此主动认罪了，司马睿就算本来想治他的罪，现在也搞得不好意思了，可见王导是摸透了皇帝的心理。他扶起王导说：“茂弘（王导的字），朕正想把国事托付于你，你怎么能先朕而去！”苦情戏演到这个份上，司马睿也不好说什么，他之前可能确实想除掉王导，但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当年那份寄人篱下的苦楚，司马睿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或许重用江东士族不太明智。
此时东晋的军事力量其实很弱，与当年的西晋相比差远啦，而相对比较精锐的部队就在王敦手中，所以王敦的部队进展神速，正月十四起兵，到阳春三月时已抵达石头城下（建业西面的军事要塞）。虽然陶侃、甘卓等人已经攻下武昌，但他们两军总兵力只有一万人，后方的这点威胁对王敦来说只能说隔靴搔痒，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王敦还派表弟魏乂率两万人攻打长沙，这两万人对晋军的牵制作用非常明显。关键时刻，司马睿不得不启用王导，他不仅恢复了王导的官职，还把虎符交给了他，令加前锋大都督一衔，节制前线所有部队；然后派周札驻守石头城，刘隗守卫金城（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塞），以抵挡王敦的进攻。
虽然没有其他人协助，但王敦独自也敢于率军对朝廷开战，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手握着东晋最强大的军队。在先攻哪城的问题上，王敦听从部将杜弘的建议，攻下了石头城，石头城失守，通往建业的最后一道屏障烟消云散，此时的建业犹如一个婴儿无助地暴露在强盗面前。司马睿接到战报，极为震惊，他召集南京城里所有部队（包括皇宫禁军），交到刁协手上，命他和戴渊以及刘隗三路合击王敦。
东晋首都建业目前真的已经没有会打仗的人才了，长年歌舞升平的安逸生活，让司马睿忽视了军事方面的建设，尤其是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此时所能派出去的都是文臣，文臣根本就不会打仗。王敦毫不犹豫，分三路出击，用漫山遍野的尸体和四处流淌的血河，给三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实践课。城外惨败，东宫太子司马绍坐立难安，他披上盔甲，率领东宫的护卫队，直奔城门而去，战马没跑出去多远，老师温峤喊住了他，温峤快步追上司马绍，劈头就是一通狠批：“你可是国家的储君！带兵打仗是你的职责吗？大敌当前，不思退敌之策，却要出去送死！”温峤的一番话很有效果，他为东晋留住了一位明君。
前线败报连连，东晋的军队在王敦的攻击下全线溃败，无论派谁出战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刘隗等人经过一番拼死作战，好容易回到建业，他们顾不得清理沾满血污的盔甲，径直来到皇宫，到了司马睿的面前跪下：“陛下！臣等作战不利，请陛下责罚！”“罢了罢了！”皇帝扶起两人，“叛军兵势浩大，不是你等可以退敌的。”刘隗道：“陛下，王敦贼子是冲臣来的，请陛下赐臣一死，建业之围或可解矣！”“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司马睿叹口气：“王敦发兵的目的是朕，是朕的天下！你就是死上一千次，一万次，王敦都不可能退兵！两位爱卿的忠心，朕再清楚不过，你们为臣者的责任已经尽到，车马侍从朕都给你们安排好了，速速逃命去吧！”司马睿挥挥手，大步踏入内室。

第七章　傀儡皇帝

乱世中很难有既身在高位又雄才大略的人，因为真要有这种人，世道就不会乱了。那些有能力的人地位肯定不会高，这才需要通过战争来征服对手。
62　东晋的蛮横权臣
建业的东晋政权终于彻底认输了，原因很简单，没人打得过王敦，王敦这次造反算是赌赢了，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他通缉之人看到事已至此，只能逃跑，刁协行至江乘（今江苏句容北），被属下所杀；刘隗逃到后赵，官至太子太傅，后随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卒年六十一。当初，王敦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发兵的，现在刘隗逃入赵国，如果王敦还咽不下这口气，尽可以去找石勒要人。假设单纯按照当初的意图，王敦应该撤兵才是，可他非但没撤军，反而纵容部下进入建业城大肆抢劫，不仅抢普通百姓，连朝廷官员也不放过。
王敦刚起兵时还假惺惺地做一些虚伪的宣传工作，把自己的行为标榜为正义的化身。等到成功后，他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皇帝的性命完全掌握到王敦手上，做伊尹还是王莽，全在他一念之间。迫于王敦的巨大威胁，司马睿带领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臣下被皇帝参拜，千古奇闻！王敦终于看到了他期望的结果：连皇帝都向自己臣服，能有什么比这更刺激？
王敦毕竟是个粗人，他依靠武力控制了东晋的政权，令晋帝司马睿听命与他，但他的暴虐并不能征服所有的东晋大臣们。尤其令他郁闷的是，这些人虽然表示听从他，却无一人面露谦卑之色，羞辱了戴渊等人一番后，他认识到司马睿杀不得，否则，他会成为全天下的敌人！既然皇帝动不得，那么皇太子呢？众臣坚定地告诉他：“不行！”盛怒之下，王敦杀了戴渊和周顗，消息传到武昌，甘卓极为忧虑，大军一时进退维谷。甘卓想驰援建业，却投鼠忌器，皇帝就在王敦手上，这次只是戴、周二人，如果甘卓挥师东进，一旦逼急王敦，下次就是司马睿。大军逡巡不前，从武昌到猪口用了足足四十天时间，王敦用了两月时间从武昌打到建业，甘卓的优柔寡断可见一斑，考虑再三，甘卓接受了王敦的建议，撤军襄阳，再作打算。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王敦的战线长达千里，甘卓完全有能力选择一个薄弱点，继而突破，将叛军一分为二。如果这样武昌和建业将失去联系，然后集合在途中的各地勤王部队，叛乱旦夕可平。
甘卓此时所率领的军队是东晋驻守在外的唯一一支实力较强的队伍，也只有这支队伍才有可能拯救东晋于王敦的虎口之中，但是甘卓此时借口担心皇帝，虽然部属们苦苦劝告他，千万不能西进襄阳，如此一来，晋室比之现在将更加危险！但是甘卓却一意孤行。史书记载甘卓，“为人有雅量，谦逊平和”。关键时刻，甘卓掉了链子，突然变得刚愎自用，强横暴虐。俨然一个人格分裂症患者。甘卓刚到武昌时，建业尚未失陷，战机稍纵即逝，更何况长达四十天！当甘卓移师襄阳时，他得到消息：建业失守。因为担忧皇帝的安危，所以不敢冒进；如今却把皇帝推向了更为危险的境地。除去甘卓，王敦的战线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长沙守将王氶。说不大，是因为从地理上看，长沙与建业相去甚远，也不在王敦的行军路线上；但是也不小，有王氶这么一颗钉子楔在王敦后方，随时可以向北攻打荆襄地区，那可是王敦的老家！
因此，王敦一定要先除掉这个眼中钉，以免他日后总是担心这个背后掣肘的问题，他派部将魏乂率兵两万攻打长沙。长沙守将王氶陷入了沉思，这里军队不多，粮食更少，城池也不坚固，一个城池，这最基本的三要素一个都不具备，怎么守？他赶紧派部将邓骞向甘卓求救，甘卓当时正在武昌附近转圈圈，不仅没搭理王氶，反而想留下邓骞，挖对方墙脚。友军靠不住，王氶只能横下心来，大不了与长沙共存亡！他带头修城墙，与将士们同甘共苦，抵挡住了魏乂的一轮攻势，直到一封信射入城中告诉他建业失守！王氶看后恸哭一番，写了封回信，并亲自射到城下，信上说：上至本将军，下至全体百姓，长沙誓除王敦反贼！魏乂看完信勃然大怒，大大加强了攻势，他把部队分成两拨，日夜攻城，苦战一百余日后，长沙终于告破，王氶等人尽数被俘，后被杀于押送途中。
王敦最初的愿望就是想独揽朝政，原先之所以不敢，是因为东晋尚有不少忠于皇帝的各路武装未灭，比如武昌和长沙，一旦这些地方被摆平，王敦才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独揽朝政了。司马睿成了一个空壳皇帝，无限愤懑之下，他干脆退居二线，让太子司马绍总领朝政，其实就是让儿子接替自己的傀儡位置，代己受过。公元322年六月十一日，年仅24岁的太子司马绍登基，史称晋明帝。司马绍面临的情况比他爸登基时好不了多少，一是江东士族的蔑视，二是中原豪强的逼迫，两者都不好受。王敦没有因为新皇帝登基的原因有所收敛，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四方进贡的奇珍异宝全部进了他的腰包，而且他还擅自撤换百官，到处安插王氏族人，江南士族几乎全被逐出朝廷。王导身为丞相，却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