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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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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转语二十章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6 页。
③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1 页。先不论这个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善，它毕竟搞出了一个语音系统，严格按此系统去谈‘语’之‘转’，就是遵循了一定的准则，比之漫无边际的声训，又是一大进步。”①戴震对语转音理的探索，是语言学史上最旱的尝试，现代则有王力《同源字典》中列出的声纽表及声转情况的说明②，一目了然，而戴震是探索这一重大课题的先驱。从戴震到王力，其间探索这一课题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遵循戴震前行的。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直接继承戴震（孔主要还是讲韵转），章太炎又继承戴震、孔广森而言阴阳对转旁转之说，并作《成均图》，加之《文始》，章氏可谓言转语的集大成者，王力的《同源字典》中的声转和韵转表，大受益于章太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直接得益于戴震③。
戴震的转语法还有正转和变转的区别：同位形成正转，位同形成变转。
他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这是讲正转的。又说：“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这是讲变转的。“同位”实际上是指同一声类中同一母位，也就是同一声母。“位同”是不同声类中的同一母位。戴震举例说：“台余予阳”在他的《转语》第三章喉音第三位，而“吾印言我”在第十五章齿音第三位，声类虽不同，但声母的母位相同，属于“位同”，称为变转。“位同”说似乎是戴震的独创，用“同位”说声转即有同声母或双声说，用“位同”说声转为变转等于撇开了声类、声纽及其联系，仅就清浊谈声转，有很大的困难。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语转离不开声类、声纽和韵类、韵部，位同不必再作为一个条件放入，且确定“位同”字也很困难，后来，戴震把语转的研究坚决转向了韵转，比《转语二十章序》（1747）晚二十九年的《答段若膺论韵》（1776）则讲正转之法：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联贯递转，三为相配互转，前二者都是以古韵分部，邻韵相通为依据的，第三讲阴声韵和阳声韵的配合。真正完整地运用阴阳对转的，还是孔广森，而王力的对转说以古音分部为基础，表而出之，简单明白，说得更为显确和简明①。
《转语》的科学价值，还不全在于对声转原理的具体探索，而更在于揭示了研究声韵学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要重视发音原理。戴震所说的“自然之节限”，从舌根到双唇的发音，就是对发音原理的刻意探寻，这是科学史上对发音原理的最早的思考和具体叙述，开近现代语音科学研究的先声。梁启超曾认为，那些洋洋千万言的文字、古音研究的书，都不足畏，唯戴震重发音为最可观。他说：“？？所做声系一类书，我都认为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注重收音，忽略发音，还不配戴东原所谓‘那一卷书。’”②梁氏所看到的戴氏论发音的书，也就是那七百来字的《转语二十章序》。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0 页。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20 页。
③ 参见本章四节。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45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12 页。
四、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
汉字形音义的统一，决定了“字（词）一词（辞）一道”的全过程必须追索字（词）的语音体系，清儒对语音领域的深入开发，形成了脱离“字一词一道”解释哲学连环的独立的学科：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而这一独立的学科古音学的作用，在戴震的学术体系中，最终又都是用来为通道服务的。关于古音，汉儒已有认识。《诗·大雅·瞻印》“孔填不宁”、《诗·大雅·桑柔》“仓兄填也”中的“填”字郑笺：“音尘。”戴震追寻这一史实说：“按古音之说，近日始明，然考之于汉，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寞、尘同。及注它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①此后，古音研究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有宋代吴棫（约1100—1154）分古韵九部，②宋代郑庠分古韵六部③。明代陈第有如凤鸣高岗，主张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时地观念引进古音学，从而给古音学带来了革新，顾炎武、江永、戴震都是信从陈第的。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④。江永长于审音，分古韵为十三部⑤。戴震研究古音始于何时？由于音形义密不可分，只能说从小读书时就注重古音，取《说文》等贯群经以为定诂，是包括古音的。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以字通词，继而通道，必然含古音途辙的。乾隆十年（1745）成《六书论》三卷（今怯），批评前人轻视谐声，批评以转声为转注，力主互训为转注，已足见对声韵颇有研究。乾隆十二年（1747）春成《转语二十章》，说明对古声纽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三十八年（1773）春主讲金华书院时，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辨析章句，讽诵经文，叹顾氏之不易，继而补其所未逮，并分古韵七类，可见戴氏这时的古韵研究已渐入奥境。四十二年（1777）五月著《声类表》九卷，分古韵九类。戴震古韵分部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答段若膺论韵书》中最后将古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各韵部均以零声母影母字命名，试配以发音方法、通行的韵部名称、拟音（按王力拟音）对照列表如下（含各部的韵）。
②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年版270 页。
③ 同上，272 页。
④ 同上，286 页。
⑤ 同上，298 页。
戴震古韵分部的“晚年定论”吸收了段玉裁古韵十七部中的最主要成就支、脂、之的分立。戴震研究古韵早于段玉裁，但《声类表》成书在段氏之后，《答段若膺论韵书》也在段氏十七部分定之后。在该信中戴震曾说：“大著（按：指段氏《六书音韵表口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段氏为论证三部分立之旨，举出三部中的入声字以显证之，戴震对段氏在思想方法上的巧妙做法加以赞赏说：“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
戴震九类二十五部的最重要成就，是进一步确立阴阳入三分法的上占韵系统。一至七类都是阴阳入相配，八、九类有阳入相配。由上表标注的音标观之，更可看出各类在阴阳入相配时内部的音理规律，如第一类喉音有o—u—ok 组成，第四类鼻音有aη—u—k 组成，如此等等。古韵阴阳入三分法的确立与相配，是音韵学史上的大事。三分法导源于江永，确立于戴震。戴震曾说，江永已知阴声和阳声韵“皆有入声”，“江以屋、质、月、药、锡、职、缉、盍隶东、真、元、阳、耕、蒸、侵、谈，又以屋隶侯，质、月、锡、职隶支，药隶鱼。缉、盏隶侵、谈。”①在江永之前，顾炎武曾分出屋、质、药、缉四部，江永精于审音，从顾氏的质韵分出质月锡职共四部，从顾氏的缉分出缉盍两部，江比顾增加了四部，向阴阳入相配跨出了一大步，故有以屋隶东又隶侯之说。戴震继承江永审音传统，更悉心审音，发现顾炎武把锋并在屋韵后，又分出药韵成药锋二韵，这样江、戴共比顾多出五个入声韵，这样共有九个入声韵，为戴震发现阴阳入相配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在平声方面，顾炎武的十部已有东、支、鱼、真、萧、歌、阳、耕、蒸、侵，江永的十二部大体上说比顾多出了元、侯、添（即戴氏的酪部）。段玉裁的古音十七部大体上说又比顾、江多出了之、脂、谆（戴合于真韵）、尤（戴合于侯韵）。戴震在平声韵方面实际上用了顾、江、段的十五个韵，他本人又分出了祭部，共十六个平声韵，加上述九个入声韵，共二十五个韵部，正是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顾炎武和江永囿于平声和入声韵都不完整，未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段玉裁分古音六类十七部，与江永相仿佛，以为平声多而入声少，也不可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戴震研究古音先于段氏，但成果晚出，也许是“后出转精”之故，戴震完成了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古韵分部体系。与他早先的《转语二十章》中的声纽二十、发声原理及转语成为古音学史上的两大双壁而闪耀着无穷尽的光采，声纽、古韵、转语三个最基本的研究要点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后世古音学的研究，直至章太炎、黄侃、王力无不从中汲取智慧。
戴震为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体系，其准备过程中的部目分析上也有大的创见，总起来说有三：一是从段玉裁主张支脂之三部分立。二是把段氏第十五部中的脂微齐皆灰泰夬废这一部分成脂和祭两部，戴震叫十七衣和二十霭（见前表），简言之分出祭部，为后世古音家所宗。三是分顾炎武、江永药韵为药锋二韵，简言之分出锋韵。亦为后世古音家所循。
戴、段之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古音学成就戴不及段。举证云，段氏十七① 《答段若膺论韵》，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 年版89 页。
部中第三部尤幽，第四部侯，分立甚确，戴震以“审音本一类”为理由合并成第三类八部的“讴”韵（见前表），段氏十二部真臻先与十三部谆文欣魂痕分立也很合理，戴氏以同样的“审音”理由合并成第六类十六部的“殷”韵（见前表）。造成这两个缺失的原因是审音标准问题。段玉裁分古音是客观地按照《诗经》用韵归纳而成的，戴震则往往以心目中的音理审析之，方法是主观演绎多于客观分析，而审音本身，又不能不用等韵，以等韵审上古音，当然不免失误。戴氏并段氏幽侯为“讴”，并真文为“殷”，完全依从江永之说，江、戴都是以考古和审音并重，而审音又只能据宋元以后的等韵去推测周秦的上古音。但平心而论，个别韵目上的失误，并不妨碍戴氏的地位。王国维在《韵学余论五声说》中评论说：“自明以来，古韵上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①那么是否可以说戴震重视审音的主张错了呢？也不是，戴震在《声类表》中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者，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②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既重考古，又重审音，既重归纳，又重演绎，既重实证，又重推理，这在科学的方法学上是重要建树，这一建树以其独到的识力站到了彼之时代的科学的高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所出的审音标准本来应该用古音的标准审古音才不致差错，但这样“标准”正是求解中的答案，尚为未知，江、戴当然不会以未知去推未知，只有以成熟了的等韵（音理上上承古音但又有区别）去推求求证中的上古音，但这样推证会有误差，正如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以静止来量度运动，以字称守恒测得不守恒，以牛顿运动定律导出洛伦兹变换和狭义相对论质能互换公式，以狭义相对论演绎广义相对论，如此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科学方法，但都有误差而必须进而寻找修正或修正性评价，如不这样，以运动量度运动，以广义相对论求广义相对论等等，那只能是同义反复和产生悖论。这里我们如能深入一步，就会发现研究方法上的二律背反，形式逻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用高一级的辩证方法作指导说明之。戴震以等韵审音求古音的误差有类于此，作为方法学是正确的，但无可避免地需要寻求适当的修正和修正性评价。而戴震却没有估计到后者。令人奇怪的是，戴震列“歌”部为阳声韵（今天连小孩也知道普通话“歌”读阴平），好象素为聪明的戴震古音晚年定论时已糊涂到连“歌”部非阳声韵也不懂了，对此，何九盈有一个颇可采的解释，他说：“在这个完整的体系中，最为人所不满的是他把歌部列入第一类的阳声韵。但我认为也可能是我们误解了戴震的本意。戴震说：‘歌戈本与旧有入之韵相近’①。‘旧有入之韵’就是阳声韵，戴震只是说歌戈与之相‘近’而已，相近不等于相同。而他之所以将歌韵列为全表的第一部，因为他认为‘凡音声皆起于喉，故有以歌韵为声音之元者’②。很显然，所谓‘凡音声’是包括阴声韵和阳声韵都在内的。戴震把歌部置于诸韵部之首，正体现了‘声音之元者’的思想，其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八，中华书局1959 年版348 页。
② 《声类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① 《答段若膺论韵》，《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 年版89 页。
② 同上。
性质与一般阴声韵不同，与一般阳声韵也不同。”①从历史语音的发展看，戴震将“歌戈麻”作为阳声韵不是没有道理的。汪荣宝曾说：“余以译文异同校之，则见同一语音而在宋齐以后用歌戈韵字译对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为之，因恍然于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皆收a 音，而非收u、ü者也。”②按汪荣宝的说法推论，戴震列歌部（＇d＇，王力注为＇o＇）为第一部阳声既作为“声音之元”，又包含着有阴声韵鱼虞模的含义在内，等于说歌戈麻是上古鱼虞模的一个特例，本来只要立鱼部就了。但上古歌、鱼必分（王力亦然），不能立鱼部为阳声，那只有将特例“歌”部权作阳声。王力曾说：“他认歌、戈、麻近于阳声，故用鱼、虞与之相配，拿现在的音理来说，这一点也很勉强。不过阴阳相配，实是戴氏开的先河。”③王力是立足于阴阳相配看待歌部的。列歌部为阳声韵，得以使戴震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阴阳相配的整齐格式。思想方法上仍是以等韵演绎的痕迹，与段氏纯粹从文献归纳古音不同。这种以审音演绎而成整齐的古韵体系的方法，也传给了孔广森（1752—1786）。孔氏古韵十八部，阳声九部，阴声九部，并说以入声为枢纽而完成阴声和阳声的对转。连古韵中的阴阳之名也是首出于戴震④。由前面列出的九类二十五部表可见，戴氏第八类第九类没有阴声字。戴氏说：“以其为闭口音，而配之者更微不成声也。”这也是戴震以音理审处古韵分部，而从实际发音看，正如王力所说：“他这说法与语音学的道理正相反；假如有音为u，他的阳声是um，在实际上，有m 的音往往难念，而没有m 的音比较好念。”①从歌部列阳声。八九类无阴声而仅阳声看，戴氏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在思想方法上是有强烈的个性的，这就是以审音原理演绎古韵体系，作为从文献中归纳古韵体系的逻辑补充，或许用了这一颇有特色的古音研究法，戴氏古音学其功亦在此，其过亦在此。所谓戴氏古音学成就不及段氏，其源盖出于此②。
与戴震用审音演绎而成的阴阳入相配的古韵部体系密切相关的是，他说明了声、韵正转之法。《声韵考》中说：“正转之法有三：一为转而不出其类，脂转皆，之转咍，支转佳是也；一为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灰齐，？？模转歌是也；一为联贯递转，蒸登转东，之咍转尤，职德转屋，东冬转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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