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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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洞呵铩烦晒�十六年《公羊传》‘悕矣’何休注云：‘悕，悲也。’宋玉《风赋》：‘中心惨恒。’李陵《答苏武书》：祗令人增忉怛耳。’潘岳《寡妇赋》：‘怛惊悟兮无闻。’稽康《幽愤诗》：‘怛若创痏。’李善注并引《方言》‘怛，痛也。’枚乘《七发》‘嘘唏烦醒’注引《方言》‘哀而不泣日唏’。《说文》：‘哀痛不泣日唏，朝鲜谓儿泣不止日唏，秦晋曰咺，楚曰噭咷，宋齐曰喑。’盖本《方言》而小异其辞。《广雅》：‘　、怛、惄，痛也。欷，，喨，悲也。’义皆本此。唏与悕、欷，啠в雴龋�古通用。”
今谓《春秋经》、《公羊传》、何休注、宋玉《风赋》、李陵《答苏武书》皆后世公认的用共通语写成的文献，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辉煌部分，是共同的财富。至于潘岳、稽康、李善注则更后，更是用共通语写成的文献了。《说文》是古代的规范词典，其目的是要使语言规范化的。如此看来，戴震首创以后世文献疏证《方言》，其立足点只能是以共通语释方言的，以华夏各族的共同文化财富释古代语言典籍的，而这些，客观上都反映了戴震以汉语言文字为其表达的共通语观念，及其以共通语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汉民族观念。
《方言》是古代语言学的著作，戴震如何把它用于“以词通道”呢？如前所说，戴震在序中就已指出可运用《方言》考经史古文辞。就以戴震的疏证本身而言，是用经史子集注释《方言》，如用注释学中的反推法看，又是以《方言》词语解释经史子集，如上例，正是用《方言》卷一中的那个条目来解释《春秋经》、《公羊传·成公十六年》、宋玉《风赋》和李陵《答苏武书》等等，只不过是以注释《方言》为基点的。直接引用《方言》注释古代典籍以求通道的，亦不乏其例。例：《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予之峨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①　《方言疏证》上册卷一，商务版万有文库本8　至9　页。
戴震注：“琢，塑（按：毁谤义）也。楚以南谓之诼。《方言》云。”②戴震用《方言》贯通了一个“诼”字，指出句意为“泛云不察民心，以谓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再进一步指出造成“不己察”、“毁谮得行”的原因是屈原本人“原以正道事乱世之君，固易致疏远矣”①。
戴震不仅用《方言》诠释古代文献以求道，而且用来阐释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具体做法是引用扬雄，以使自己的表达更为明确具体，使哲学思想更能言尽其意，更能为人所理解到切实之处。例：《孟子字义疏证。理》：“盖方其静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故曰天之性。”“湛然”这一描摹“血气心知”的词语戴自注：“扬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貌。’”
戴震还著有《续方言》。　1928　年冬刘半农在北京偶然发现该书手稿。
今见载于安徽丛书《戴东原先生全集》中，共二卷。戴震《续方言》与扬雄《方言》并不一致。《方言》记述活的口语，《续方言》从古文献中搜录。有采自何休《公羊传》注（“肪”至“于诸”共29　条），汉许慎《说文解字》（“　”至“喌”共124　条），戴震还将这些条目和扬雄《方言》作比较，指出其中已为扬雄《方言》所收的条目。还有采自《苟子》和杨倞注的条目（衢道”至“聘，问也”条共20　条，其中8　条出自杨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引《苟子。正名》和《修身》中七条都是讲正名、同异等逻辑问题的，虽与体例不合，但可看出戴震将古代逻辑问题与语言学问题合而观之的学术思想，颇值得重视。此外，还有引刘熙《释名》的条目（惠”至“掌”38　条），戴震说：“从‘惠’已下至‘掌’皆刘成国所云也。”《续方言》全书引据的条目未分类，引文均按原书次序。
戴震著《续方言》，据罗常培的研究，“约在乾隆二十年（1755）专攻《方言》之后，三十八年（1773）人四库馆之前”①。罗氏所说的“专攻《方言》”，就是指戴震将《方言》分写于《说文》之上作研究用。在戴氏著《续方言》之前，有杭世骏（1696—1733）著《续方言》。杭著体大思精，仿《尔雅》义类排比类次，引书达数十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据罗的研究，“杭书之成，必在乾隆八年（1743）以前”，这样，至少比戴氏早十几年。和《水经注》公案颇有点相似，杭、戴二书同名都从文献集方言，许多条目也相同，或许戴著《续方言》鲜为人知，才幸免构案的吧！罗常培说过，戴震的采缉，虽始于杭世骏后，这实在是“闭户暗合，未尝相袭”②。校验戴书和杭书，戴书有而杭书无者二十二条，其余一百八十九条戴书与杭书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戴著一开始是存心补扬雄书的，后来知道杭州人杭世骏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只得就此作罢，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后来用到《方言疏证》中去了。如今在《疏证》中仍能看到这种迹象。例《方言》卷二：“　、梗、爽，猛也”条，戴震注引《苟子》和杨倞京注补出了别一说法“　”于《方言》：“《苟子。荣辱篇》‘陋者俄且们也’。杨注云：‘　与同，猛也。’”论者常以戴震思想继承和光大了①　《屈原赋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6　页。
①　罗常培《戴东原续方言稿序》。
②　同上。
苟子，戴震熟读过《荀子》，此亦证据，《续方言》从《苟子》和杨注中集得20　条注续之，更是证据，由读《荀子》作语言研究旁及古代逻辑而搜辑方言用例，直到戴氏思想继承荀子，或可说戴氏本人实践其主张“以词通道”所由致此的吧！
杭世骏、戴震由搜辑古书方言例以续补扬雄的做法，在语言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徐乃昌等人赓续其事。“其所甄录者，自史传诸子、杂纂、类书以迄古扶残卷，旧籍解注都凡六七十种，皆大宗（杭氏字）、东原、东冶（程际盛字）之所未及。旁搜雅记，广罗逸典，囊括唐宋小学诸书，　轩所采，摭拾略备。然并征引有加，义例未改。”①戴震以古书注续扬雄的做法在科学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本人后来改为注释扬著而成《方言疏证》，在语言学的科学学思想上两者又是一致的。
①　罗常培《戴东原续方言稿序》。
　

七、汉语语言学说的成就
戴震在文字学、古音学、今音学、训诂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前面将这些对象括之为语言解释哲学以探求戴震哲学思想之一贯时，已不同程度地谈到它们的具体成果。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其原属的门类科学：语言学，又应如何看待呢？这里，挚其对汉语语言学说的建构以统文字、音韵、训诂的成果。
戴震对汉语语言学说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这八字诀，是对汉语传统语言学说的总结。汉语传统语言学（有人称之为语文学）从先秦《尔雅》至明末《通雅》，中经《说文》、《方言》、《切韵》系韵书等，可谓音学、义府，以字形为主的形态学并臻。东汉许慎继承前人成果，提出了文字学理论“六书说”，“六书”是识字基本功，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而文字又是“前人所以垂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①。语言文字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初识字，一是通经义。许慎的“六书说”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是理论指南，甚至成了批判的武器。例如元代戴侗运用他的既包括象形、指事等六书，又包括文字本身的广义六书说，亮出过批判宋儒空谈义理的旗帜，他说：“注疏未兴，经义常明，注疏日繁，经义日晦，非经有明晦，学者不知六书故也。”②戴侗著《六书故》，自称“是编大旨主于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无不明。”《六书故》还明确提出过“因声求义”，后来成了清儒的法宝。戴侗也有许多严重失误，但正如唐兰所评价的，“他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③。明末方以智《通雅》继承了戴侗的“因声求义”，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④，“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⑤的正确主张。以上种种，不管是纯语言文字学的学说，还是语言文字和辩明经义相结合的主张，都成为戴震“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学说的汉语语言学史渊源。
这八字诀正处于传统语言学说向近现代语言理论过渡的交汇点上。戴震八字诀说对近现代语言理论的呼唤和草创，八字诀无疑可解析成三段两级：字一辞一道，字一道。
字（词）是戴震语言学说的逻辑起点。戴震1745　年写的《六书论序》正是从“初识字”和“通经义”两个方面叙述文字的作用的。初识字：“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通经义：“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①和许慎《说文叙》论文字两个方面的作用相契合。
关于“六书说”，戴震最突出的贡献，除正确地维护许慎“六书”说的科学地位，视作“纲领之正”，力排“诸家之纷紊”以外，要数六书体用二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
②　戴侗《六书通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226—8页。
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1981　年上海古籍版22　页。
④　《通雅》卷首《音义杂论》。见中国书店1990　年影印本30　页下栏左。⑤　《通雅》卷六。见中国书店影印本73　页下右。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分说。戴震把前四书叫做造字之体，后二书叫作用字之用。体用这一二元对待范畴，为我国所固有。《易　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颖达疏：“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既有形质，可为器用。”王弼《老子注》则声称“体用一原，”以“无”为本体，以“无为”为作用。范缜则以“体用对待”宣传他的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用，犹刃之利。”这里的“质”显然就是“体”。戴震在接受西学后，以唯物论的明白无误的体用对待之说分析六书。表现了惊人的智慧和对传统语言学的深邃发明。戴震的六书四体二用说，为晚近语言学家黄侃所首肯。黄侃说：“戴东原云：象形、指事、象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察其立言，亦无迷误，盖考，老为转注之例而一为形声一为会意、令，长为假借之例，而所托之事，不别制字，则此二例已括于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之中。体用之名，由斯起也。”又说：“转注者，所以恣文字之孳乳；假借者，所以节文字之孳乳，举此两言，可以明其用矣。”①古代汉语一字多为一词。既把转注、假借看作文字之用，又进而视转注为词义训释。戴震说：“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②转注即词义互训一说，为大弟子段玉裁所宗，成为段氏著《说文注》的条例发明，段氏借此创通许书条例，段注“下”字下注：“许氏解字多用转注，转注者，互训也。底云下也，故下云底也，此之谓转注。”《说文注》是清代语义学的高峰，戴震六书体用二分说及由此引发的转注互训说，是建树这一高峰的一基石。诚然，作为独立于训诂学、音韵学以外的严格的文字学学说，六书体用二分是否许慎六书说本意，转注即互训是否成立，都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汉语史字、词难分，文字形义学和词义训诂难分，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结合和渗透不能不是古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在文字形义和词义训诂的结合上，戴震的六书体用说和转注互训说发挥了字义，亦即词义解释的威力，戴震的学说是清代语义学的重要理论建树，戴震是清代语义学的拓荒者。
清儒中最早提出“因声求义”并作出应用示例的是戴震。如前所说，戴震的“因声求义”是对戴侗、方以智等传统学说的继承。因声求义是清代语义学的利器和法宝，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都曾将这一原理的应用推于极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词义学成就，戴震及其晚进的“因声求义”超越前人之处，就在于有古音学成就为检测系统，戴氏更有转语说为依傍，故能把“因声求义”推向新的高峰，戴震本人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完成这一古代应用语言学说的理论建树的。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一声之转？？以转语之法类推？？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①考其史序，乾隆十二年（1747）戴震著《转语二十章》，认为既有《尔雅》、《方言》、《释名》，可从历史语言学推释词义，词源，但都从意义入手而终止于意义，故戴震逻辑地发现，“以为犹阙一卷书”，那就是言古音系统的内在结构原理的转语，故“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77　至78　页。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4　页。
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5　页。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乾隆十二年（1747）的转语说，虽然不是直接讲破通假字的，但实际上是清儒“因声求义”说之方法学的基础。至于戴震古音系统九类二十五部的划分，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系统阐述“因声求义”提及的“一声之转”，显为古韵分部和古音系统的术语。因声求义并以确定的古音系统为检测，这是代表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最高水平的。
综上所述，“以字（词）通词（辞）”的建构是个语义学的系统，文字学、训诂学、古音学都用来为语义学服务。从字（词）到词（辞）（字一词）的过程的具体完成多半由段、王最后实施的，但问题的提出和重大的理论建树则归功于戴震。戴震是古代语言学史上一位开风气的理论大家。
“以词（辞）通道”之“道”，成为“字（词）——道”的另一极。这个“道”，首先是指十三经的经义，但它是不断发展的，自然之谓道，人情之谓理，人心之谓志，道几乎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总称，特别是在后期，以词通道，是以语言通规律，通心志，已不限于以语言通经义，著《孟子字义疏证》是最好的证明。
传统语言文字学又称小学，历来为解经服务，被看作经学的附庸。戴震“以词通道”，道指经义，是否从理论上确认这种附庸地位呢？否，早期（1766年以前）重在以词通经义，是指彻底弄通经书文辞篇章，然后明白经书文辞之本意，并非指对经文作原子主义的割裂成字词而一一注释之，从而“碎义逃难”或由“识小”达于片言只语的琐义。早期的以词通道，也是继承了古代语言文字学重在应用的实学传统。此外，从戴震的实践看，乾隆十年（1745）著《六书论》，十四年著《转语二十章》，十二年（1747）前著《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