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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髡摺Ｆ渲小胺庆肷袼�歌”，尤非楚地“祀神所歌”，正可看作纠正王逸、朱熹之说。其余见解，亦殊可贵。周勋初先生曾说：“东皇太一一神，是燕齐方士利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他起先产生于齐国，战国中后期，大约只是流传在民间。汉武帝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始由谬忌（按：方士名）传入长安，并成为君临全国的至上神。”“《九歌》中的许多神抵，有非楚人能把者，因此，《九歌》不是楚国的民间祭歌，不是楚国的郊祀歌，也不可能是汉人的作品，不论从它的形式来看，从它的内容来看，或是从古代有关的记载来看，均应断为屈原的作品。”①周先生是从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入手研究《九②　《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①　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　年版247　页。
②　参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朱熹《楚辞集注》卷二。
③　戴震《九歌补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
①　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156　页至157　页。
歌》得出上述结论的，可视为有关《九歌》性质及作者问题的定论。以戴震十八世纪中叶的论述与现代科学研究的结论相比较，庶几可近，我们不能不叹服戴震的识力。后来，卢文明为《屈原赋注》作序时，对戴震此说曾表而出之：“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②此外，《屈原赋注》对若干词句的解释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例如对《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中的“三后”一词，王逸注释为禹、汤、文王，朱熹释为“疑为三皇，或少吴、颛顼、高辛”。戴震注则更近情理，他说：三后为楚之先君而贤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汀�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又如《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中“败绩”一语，王逸注：“绩，功也”，“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戴震注云：车覆日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传》“败绩厌覆是惧”，是其证。④又如《离骚》“启《九辩》与　《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历来都把“夏康”连读，解释成夏启之子太康。戴震发掘其内证所云，其说可信。言启作《九辩》、《九歌》，示法后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娱自纵，以致丧乱。“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又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诸家之说甚详，戴震注云：战国时言神仙者，托之昆仑，故多不经之说，篇内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又如《九歌·湘君》“薛荔柏兮蕙绸”，此“柏”字王逸注和朱熹集注都释为“搏壁”，此为何物，后人难明，戴震引汉刘熙《释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针对后世对屈原赋的一些误解，诸如认为其辞“放恣怪谲”、“炫文辞而昧其旨、“未尽善”等，戴震说：“屈子辞无有不醇者。”为此，卢文绍曾认为戴震关于屈原赋的识力可与班固、颜之推、刘彦和相媲美，甚至超过了他们③。
在《天问注》中，戴震既贯彻他早年论学以自然科学诠释群经的主张，又充分考虑到《天问》中引用神话传说故事的特点，反对字字穿凿，句句求证。他说：“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骛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诸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序愤懑是也。篇内解其近正，阙其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①戴震说：“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②在注释《天问》中，有的注释使人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写“天对”。例如《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戴震注云：夜光，月也。德（按：性质），常德也。如刚德不变其刚，柔德不变其柔之谓。疑月何德，而死乃复育，如是终古乎？死，即所谓死霸（按：魄，月魄）也。育，生也，所谓生霸也。月之行，下于日，其浑圆之体，常以半圆向日而有光。人自地视之，惟于望（按：夏历月十五日）得见其向日之半，故光盛满。晦朔则光全在上而下暗，余皆侧见而阙。谓之死，谓之生者，据人目所见云然。戴震的这一注释简明易懂。关于生魄、死魄问题，直到晚近王国维著《生霸死霸考》才更为详密④，在王国维之前，戴震这一以黄道视运动为基点的解释，是最通达和准确的，也是最切合《天问》原意的。今人游国恩称赞说：“详其文义，‘死’、‘育’俱当指月魄言，戴说是也？？今者天文历算之学既明，而月之无光，及其盈亏之故，尤无疑义。”①又如《天问》：“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屈原的这一问是问地球的形状，戴震注则兴致勃勃地作起“天对”来，在天体视运动中考察起地球上的昼夜、节气等变化大势，注云：《太傅礼》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步算家测北极高下，及月食之暗虚，得地体周九万里。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高一度。南至赤道下，南北极与地适平，昼夜漏齐，无永短。北至极下，赤道与地适平，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凡气朔之时刻，渐东则气朔早，渐西则气朔迟。月遇暗，虚而亏食，东见食早，西见食迟。此地与天相应之大较也。地之广轮，随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测之矣。圆长日椭。衍犹延也，羡也。最后三句，是正面回答屈原提问中的大地测量问题的。由于地球是个椭圆，南北直径“随其方所”而“假天度以测之”。戴震的回答完全正确。
又如《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对地球上寒暑变化的原因问题，旧注几乎没有能正确回答的。戴震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来注释《天问》，可谓答问相契，天衣无缝。戴震回答说：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闸，《虞夏书》以璇玑玉衡写天，遗制犹见于《周髀》（非汉之浑天仪）。赤道者，中衡也。日自北发南，冬至当外衡；自南敛北，夏至当内衡；春秋分当中衡。中土在内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与中土互异。中衡之下，两暑而无寒；暑渐退如春秋分，乃复。南北极下，凝阴常寒矣。《周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举其概云尔。地为大气所举，日之正照，气直下行，故暑。非正照之方，气不易到，则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所说的“赤道”是指天球赤道。因地球公转而形成的天体视运动中，太阳在天球赤道两侧作视角投影为40　余度的余弦曲线运动，是为黄道视路径，在太阳的视运动过程中，即在黄道上的移动形成节气变化，可用来描述寒暑变化。由于地球上各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④　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中华书书1959　年版第1　册19　页。
①　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　年版59　页。
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地所处位置的不同，相对于天球位置的投影也不同，故同是某一节气，南北气温各不相同。所谓“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引用《周髀》来注释《天问》，说明地球上寒暑的不同，已将《天问》中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化作天体运动问题来阐释其根源，是极有创造性的做法。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成书的《屈原赋注》中引用的古代天文知识看，这时戴震对古代天文的研究已趋成就了。后来著《七经小记》中的《原象》篇提到：“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间。赤道者，中衡也”，“自南敛北，入次四衡为春，入次二衡为夏，当其衡启也。自北发南，出次二衡为秋，出次四衡为冬，当其衡闭也”，“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阳下行，故暑；日远侧照则气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等等，与《屈原赋注》对照，两者的提法完全一致，可见戴震对古天文历算的钻研和运用，早在伏处山野著《天问注》时就已成熟了。
就在著《屈原赋注》的前一年（1751　年），戴震曾手抄浙江鄞（Yín）县（今宁波市）鄮（mào）山周容著《春酒堂诗集》。鄮山商业很发达。《方舆胜览》引《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这与屯溪、休宁有某种相似之处。周容其人呢？是清代的名士，字茂三，明代诸生，明亡后曾出家为僧，后以母亲在堂而返俗，曾纵游天下，结交皆明代遗民，绘松林枯石以鸣志，萧然远俗，有人以博学鸿儒荐之，竟以死拒之。著有《春酒堂文存》四卷，《春酒堂诗存》六卷、《春酒堂外纪》一卷。就是这样一位入清不仕，超轶不群，铁骨铮铮，以诗文自娱的明末诸生和清初名士，引起了青年戴震（戴震也就在乾隆十六年即1751　年这一年补休宁县学生的）的倾心仰慕，戴震手抄《春酒堂诗集》卷首至卷终（可能就是今存的《诗存》六卷本）共两大册，更从其字字工整，笔笔稳落的工楷字书看，手抄全诗只能看作心心相印之举。手抄的第一首七言律诗《虎过》云：鹊噪鸟啼干叶鸣，隔溪斜映竹篱横，雨过沙路踪应阔，日坠松冈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独居名，山翁笑说相逢惯，不惯输租到市城。
“虎过”疑地名。诗中一派山村野景，诗主人淡泊致远，乐天知命。倘移花接木，说全诗写休宁的山野村民，亦无不可。似乎可以这样说，直至戴震四十四岁（1766　年）著《果溪诗经补注》时，心灵深入仍萦怀此“春酒堂”首诗的意境而不能挥去，“杲（gǎo　明亮）溪”二字，就字面义为“明澈见底之山溪，”用作补注《诗经》之名，段玉裁释为“盖以自别于诸言诗者”①，今谓“明澈之溪”的意境乃至用字，正可见于《虎过》诗的首联和颔联。段玉裁说：“先生不随俗为别号，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②魏建功则认为“杲溪”为戴震注《诗》时的自称③，青年手抄，中年自号，戴震心迹灵痕，竟以周容这样的遗民和名士为知已。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变的，岂可以逸情直逐视之？戴震与“春酒堂”之神交，可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内心世界的认识。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7　页。
②　同上。
③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见《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3O　页。
　

四、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后序》云：“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于游艺塾。”太岁纪年中太岁在丙曰柔兆，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故为丙寅年（1746　年）。“游艺塾”为戴震自题的故居读书处名。可见该书乾隆十一年（1746　年）著于故居。书稿初成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十三年（1748　年）间，同郡宿儒程恂（官至翰林院编修）示以当时的大学士齐召南，齐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戴震初次获交纪购将此书付刻时，又将全书改了一遍，“删取先后郑（郑司农、郑玄）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④同年冬，纪为之刻成，纪序云：“戴君语予曰？？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以不憾矣。”①该书是戴震早年的一部成名传世之作，后被收入《皇清经解》（见卷五六三至五六四）。继戴震之后，有阮元的《车制图考》、王宗谏《考工记考辨》、郑珍《轮舆私笺》，但都不能与戴著相比。
《考工记》一书，据后人考证，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因而是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②。后来，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少《冬官》篇，便以此书补入。刘歆校书时又改书名《周官》为《周礼》，故亦称《周礼·考工记》。戴震将《考工记》从《周礼》中移出作专门研究，著《考工记图注》，犹胡渭将《禹贡》从《尚书》中移出著《禹贡锥指》。《图注》的体例是，逐段注释，概其大要，对各段中难懂的名物词，尤其注重，引《尔雅》等著作详加诠释，凡注文以“注”出现者为引郑司农注和郑玄注，以“补注”字样出现者为戴震自注，以小字直接注于原文之下亦为戴震注，对原文中重要难解的名物，绘图并详加说明，使数千年前的古物古器的尽寸大小、形状构制一目了然，全书列图五十八幅。戴震著《考工记图注》的本意是为治经服务，他说：“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者也。自“小学”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据。凡《六经》中制度礼仪，核之传注，既多违误，而为图者，又往往自成诘诎，异其本经。古制所以日即荒谬不闻也。？？同学治古文词有苦《考工记》难读者，余语以诸工之事，非精究少广、旁要①，固不能推其制，以尽文之奥曲。”②戴震认为，没有古代技术科学知识是不能治经、治学的。他的工作是要通过研治自然科学使治经提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也想方设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使用灵便。他说：“因一卷书，当知古‘六书’、‘九数’等，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何也？”③又说：“郑氏注善矣。兹为图翼赞郑学，择其正论，补其未逮，图④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①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②　郭沫若认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见《金文丛考》卷三第七八至八○页。杨向奎把《周礼》看作战国中叶齐国的书，见《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4　期。
①　少（shǎo）广、旁要：均《九章》算法之一种，少广是开方法的一种，即方田法的还原，截取纵的多余，增补广的不足，故名。旁要即勾股法，用勾股弦定理处理各种数学问题，均可统称“旁要”。②　见《考工记图序》，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7　页。③　同上。
傅某工之下，俾学士显白观之。”④读者所读到的，正是一部说解古代科学技术著作的图文并茂的详解书。
《考工记》一书的宗旨，是要提高古代百工的社会地位，国家“六职”
中，百工艺匠居其三，除王公、士大夫之外就是百工了，这与儒家传统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腐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按：通“办”）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谓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⑤上古奴隶社会中，贵族专政，王公大人居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