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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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资料和物质财富，使人的温饱有了可能的物质基础，但物质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却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能否均天下之利。所以，墨子不仅反复强调了强力从事的重要性，而且十分关注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归根到底是如何能被人们分配使用。墨子提出的交相利的生产价值观是墨子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思想的补充，均天下之利是墨子求天下之利思想的构成内容之一。

由于物质产品的交换而产生的价值和价格问题直接关系到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能否均利的问题，由于各个行业往往只能生产某一生活资料，为了生存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交换途径，或以物易物，或以货币通货为中介，物质产品就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在这样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贱买贵卖之类不均利的状况。也就是说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由于物质交换过程的不平等，使劳动者没有能公平合理地享受到自己应得的物质之利。由此，墨子注意到对商品交换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墨子已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内在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价格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墨子说：“为屦以买，不为屦。”　在墨子看来，鞋不单是只有用来穿，而且可作为一种商品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工匠制鞋是为了买其他他所需要的物品。也就是说，墨子已看到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属性的差别。不独有偶，大约与墨子同时代的古希腊的学者亚里斯多德也用鞋作例子说明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的认识，“……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用来交换。”商品交换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内在价值是否相合，这直接关系到交换双方是否均利。对此，墨子作了若干分析。其一，墨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应以其内在价值为依据，“贾宜，贵贱也。”　“买无贵，说在仮其贾。”　“贾宜则雠，说在尽。”商品在交换过程中，贵贱与否的判断是以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是否相一致为判别标准，如果价格和价值相一致，则可说是价格适宜，商品就可出售或用于交换。其二，墨子认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既有合理的情况，也有不合理的情况。“贾。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雠也。其所以不雠去，则雠，正贾也。宜不宜，在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　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完全体现了商品的价值，则墨子认为价格是适宜的。

商品交换的价格符合交换商品的价值，这样的买卖交易是公道的。同时，墨子看到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影响商业价值体现的各种因素，因而交换的价格也往往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墨子认为这种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交换不符合均利的原则，因此，必须剔除这些影响因素，使得商品的价值能被价格真正体现出来。墨子进一步指出了真正影响商品价值和价格不相一致的因素是买卖双方是否需要，即“人之所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商品价值体现的程度。墨子认为，能真正满足人之所欲的，则商品的价值据此而决定的商品价格就是适宜的。例如，亡国之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妻嫁女。墨子举亡国之人卖妻嫁女以换取自身生存费用的例子，只是为了论证，人的生存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是商品价值体现的基础。墨子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认识说明了两点：第一，墨子的这种认识是以满足人之所欲为出发点的，墨子认为，正是人的生存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才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使人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各自彼此得到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达到互利、均利的目的。第二：，墨子的这种认识，要求商品的价值在交换过程中得到真实的体现，不致因各种原因，使价格不能反映商品的价值。即墨子强调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要平等互利，以达到天下之利的目的。

春秋战国之际，商品交换开始进入货币经济阶段，货币作为通货是一般商品交换的基本媒介。货币的广泛使用，一方面说明了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商品交换在价值和价格关系及其合理性方面的认识也更趋复杂。墨子关于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段阐述和分析：“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这里的“刀”是一种古代货币，“籴”指买入的商品。在现实的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经常变动的状况。“刀轻”，即货币贬值的时候，商品的价值并不因之上升，虽然从价格上看是买贵了：“刀重”，即货币升值的时候，商品的价值并不因之而下降，虽然从价格上是买便宜了。如果，“王刀无变”，即国家货币币值不变，而商品的价格受市场等各种原因的影响总会上下发生波动，则商品价格的变化迟早会引起货币币值的变化。每年商品价格发生变化，则货币币值也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货币币值应和商品的价值、价格相适应。同时，墨子对货币具有特定的购买价值也有所认识，“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继苟而雠焉，必择良者。”　这里的布为铜铸币名。可以看到，墨子主要是从商品价值的角度来谈货币币值的。因为墨子认为，货币本身对人并不是生存的直接需要物，商品价值的贵贱是以人的生存需要为依据，物以稀、需为贵。在墨子时代通货膨胀的存在程度很小，一般往往是商品生产的发展超过铸币的生产，那么由商品价值、价格变化引起货币币值的变换就是必然的结果。这种认识对墨子来说，仍是基于从物质生产资料对人生存价值重要性的角度出发的。人之所欲对商品的需求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价格及其与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墨子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宜不宜，在欲与不欲”。　当然，将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适当与否，决定于买卖双方的主观欲望，是一种主观效用论的反映，忽略了商品内在价值的客观存在。但是，这个结论反映了墨子关心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要求天下均利，保护劳动生产者物质利益的思想。

如果说，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渠道进行变换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条途径，那末，国家的财政收入及消费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另一种渠道。

春秋战国之际，贩运商业相当发达，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铁之类的生产规模日渐发展扩大。这些行业所获的暴利相当惊人，这种状况造成了工商业主的巨富，从而使他们追求奢侈生活的享受。这些巨富挥霍浪费，而从事物质生产的农民、工匠却生活艰困。国家财政收入微薄，不足以济贫救困，所以墨子特别强调对巨富工商业主征收税利，以充实国库。各级官吏应“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夜寐夙兴，内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官府实而财不散。“　墨子还是想通过国家征税收利的手段来调节贫富不均的现象，抑制豪富，救济贫困，实现均利，以达天下之利。另一方面，对农民等一般的物质生产者，墨子反对厚敛，虽赞成征税于农，但《墨子》全书也只轻描淡写一句，”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　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明，墨子并不很强调征税于农民等一般的物质生产者，因为他们每年收入甚微，征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果官吏厚敛的话，则他们就很难生存了。所以，从天下均利出发，墨子反复强调的是对关市、山林、泽梁之利，即主要是针对巨富工商业主。对庶民百姓，墨子则只强调应该”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　万万不可”厚作敛于百姓。“另外，墨子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的财政措施是和儒家”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的主张相对立。墨子认为，社会上贫富不均，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不公，靠庶民百姓很难调节，实现天下均利。因此，如果有贤君、贤吏，能将富者多余的财富通过税收的方法集中于官府，这样就有可能达到用富济贫，天下均利的目的。墨子尚同于一，尚同于上的政治思想体现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经济、财政措施上，就是运用政府的权力，通过征税，以”损有余而补不足“。

求天下之利，就是要交相利，交相利就是要使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墨子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交相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从现实生活的经济关系出发，论述了从商品价值和价格关系的角度实现交相利的具体手段和途径，提出了用征税收利的经济方式，实现天下均利。要达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墨子强调消费上的节用，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章　孕育科学发展新方向的科学思想


墨子将物质资料的生产放在社会一切活动的首位，那么，对物质资料生产有直接影响的科学技术当然会倍加受到墨子的重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涉及到物质资料的生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物体、自然现象的研究。二是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这两个方面促使了墨子的科技活动的发展和科学思想的形成。

墨子是一个富有科学精神和逻辑修养的学者。墨子科学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所具有的特点和所达到的水平，表明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具体进程。在中国古代科学史和古代思想史中，墨子的科学思想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之源的先秦诸子思想中，墨子的科学思想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墨子的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方式，他在科学理论认识所达到的深度，理论形态构成的水平上，都是其他诸子所不及。墨子的科学思想孕育着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另一个可能方向。

一、墨子科学思想形成的科学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科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冶金、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技术。这三个领域的成果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社会作用。

在物质方面，一是冶金技术的发展为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工具。二是一些经验定律、经验认识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和提高途径。水利、天象观测、历法的成就使农业生产的大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物质生产技术改进和提高的过程中所出现有关材料和工艺制作等技术问题促使科学认识的深入。

在精神方面，这些科技实践和成就所必然涉及到关于天体、物侯、物体形态性能、各种自然现象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会在具体的科技实践中得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有的会形成对它们之间联系的规律性认识，有的会进一步提出问题，促使理论思维的发展。对一些自然问题，诸如天地终始，风雨雷霆之故，万物本源，时空宇宙，有穷无穷，至大至小等成为春秋战国之际各思想家所热衷讨论的问题。

科技发展的成果是科学思想形成的基础。下面分别具体分析一下这几个领域的成就和作用。

（一）冶金业

冶金业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两大重要成就，一是合金技术，一是铸铁冶炼技术。

合金技术主要是铜合金技术。通过对含锡，含铅量多少的控制来改变青铜的物理性能。一是能增加液态金属的流动性，使铸造技术更加精细，改善铸件的质量，同时也为大量规范地铸造器件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能提高青铜的硬度和韧性，用此制造的兵器和农具，其使用的有效性和耐用性大为提高。例如，根据上海市博物馆1977年我国古代青铜器展览提供的商代三件戈，东周五把剑的铜、锡、铅含量的分析资料的比较可说明这一点。现代测定表明，青铜的含锡量在17—20％左右最为坚韧，所以东周的兵器远比商代的锋利耐用。

合金技术涉及到两个技术问题，一是合金的配位，主要是铜、锡含量的百分比。二是冶炼铸造时温度的掌握。因为在选择合适的合金成份之后，由于铜、锡的熔点不同，温度高低的掌握，尤其是液态合金在高温下停留时间的控制，决定熔合和浇铸能否成功。熔化温度过低，会产生浇不到和冷夹现象，过高则会造成机械强度低。对这两个问题，《考工记》都记载了当时的认识。一是金有六齐的规定，对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六种器具的铜、锡含量作了规定。虽然对《考工记》六齐成份存有各种解释，并且都应用了现代化验手段作了比较精确测量，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六齐的配位形成的合金和这种器具所需要的功能是相符合的。例如，按《考工记》规定的“斧斤之齐”的含锡量为17％，　或为20％。　现代测定表明，含锡量在17—20％左右的青铜器最为坚韧，很适合制造武器和工具。现代实验对钟鼎类、兵器类、生产生活用具类、铜币、铜镜的各种青铜残片化验测定表明，现代制定的锡青铜含锡量与机械性能关系的曲线图同古代锡青铜的含锡量与机械性能关系的数据曲线两者大致相符。这说明《考工记》关于合金成份比例的金有六齐的说法是合乎科学的。　考虑到古代测定、冶炼技术的粗糙，出现些误差也是意料中事。其二是对“铸金之状”的认识和描述。对《考工记。氏》条“铸金之状”的解释虽见仁见智，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光测来确定加热合金的温度的光测高温技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靠长期的经验积累总结出依据热幅射的颜色来判断是否达到合金浇铸所需温度的方法，对合金的浇铸是有效的。这点已有大量出土的东周青铜器得到了证实。

出土文物的考证已证实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铁器，包括鼎、兵器和工具，而且大量是工具。例如，1976年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三件铁器：鼎一，削一，剑一。1977年长沙窑岭出土的春秋晚期铁鼎。　这两个发现可与《左传》记载的铸铁刑鼎相互参证。《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故以铸三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江苏六合程桥镇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条、铁丸，湖南常德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削，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早期的铁锛，湖南长沙识字岭春秋晚期的铁锄，　江西临川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锄，　至1976年已经出土的，经考证确实属于春秋时期的铁器已有的10件。　这些出土铁器的分布面也较广。春秋时期炼铁、铸铁成功的开端对春秋战国之际冶炼铸铁的发展是个有力的推动。铁器的优越性比铜器明显，且炼铁、铸铁的一个基本技术问题——提高炉温，通过改进炼炉和鼓风方法已得到解决。长沙战国初期186　座楚墓出土铁器约有30种241　件（到1964年止），其中工具124　件，兵器69件，用具48件。这批出土的铁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生产工具多数并非有意随葬，而是有意或无意丢弃在填土中，可见铁工具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二是有大量一次性使用的铁铤，消耗量大。　……考古发掘和《管子。轻重乙》记载的：“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一铫、一镰、一鎒、一锥、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钴、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针、一猓�，然后为女。请以全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盂子。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