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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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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论语也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伯夷与目夷让国的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即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论语正义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则墨怡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单作墨。这可证墨子的受姓之始。又墨学与宋人思想多合，俞正燮说：墨者，宋君臣之学也。……记曰，”天子命诸侯教然后为学。“宋王者后，得自立学。又亡国之余，言仁义或失中。管子书立政云，”兼爱之说胜，则士率不战，“立政九败解云，”不能令彼无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敲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如此正宋襄公之谓。左传公子目夷谓襄公未知战，”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吕氏春秋审应云，”偃兵之义，兼爱天下之心也。“据左传襄公殁后，华元向戌皆以止兵为务，墨子出，始请守御之法，不如九败解所讥。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牧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有是君则有是臣，……墨为宋学明也。（《癸巳类稿》卷十四《墨学论》）冯友兰先生也说：宋为殷后，在春秋列国中文化亦甚高。《汉书地理志》曰：”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史记货殖列传同》）。惟宋人重厚，故在当时以愚见称。……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所谓”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必在宋人重厚多君子之环境中乃能发展。且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亦墨子强本节用之说所由出也。（《中国哲学史》上卷第五章＇ 一＇ 《论墨子学为宋学》）据他们说来，兼爱，非攻，节用都是宋人思想与宋俗。其实明鬼也是宋俗，《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用郑子于次睢之社，欲以蜀东夷。杀人媚鬼，这种极端野蛮的宗教行为，在春秋时，也只有东南方一带的人使用过（昭公十年又记季平子用人於毫社，胡适之先生说：”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语见《说儒》一文。）又《商书》《盘庚》三篇露骨地表示着商人迷信祖先神灵的思想，与《周书》所表现的周人宗教思想颇不一样，墨学与宋俗实在太接近了。孙诒让持墨子鲁人说。他认为，持宋人说者，”此盖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为墨子为鲁人之塙证。“ ……张纯一在《墨子集解。墨子鲁人说》又举证进一步确认墨子为鲁人，”《非攻》中篇，东方有莒之国者，莒在鲁东也，《贵义篇》曰：“北之齐至淄水，不遂而返‘，鲁在齐南也……《鲁问篇》鲁君与墨子问答者再，设非鲁人何不云游于鲁见鲁君耶？又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观此鲁人，必居距墨子不远。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备梯篇》曰：”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太山，灭茅坐之。‘太山即鲁北境也。……《淮南子。记论训》曰：“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凡此皆是为墨子是鲁国人之确证。”以上大致是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的基本依据。
平心而论，用这些材料说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未必铁证如山。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区别的，即祖籍、出生地、居住地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如孔子祖上宋国没落贵族，生于鲁，长于鲁，后又周游卫、宋、陈、蔡、齐、楚等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局比较动荡，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如贵族败落，战争避乱，游士、商贩的长途周游），精确断定墨子的出生地或那国人对探讨墨子思想的意义不是很大，况且现有的史料也很难证之凿凿。如果说，这些史料证明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尚不充足，但也可大致说明两点：一、墨子的先祖是宋人。二、墨子长期的居住地是鲁国。鲁国是姬姓封国，周公旦之子伯禽是其开国君主。鲁国享受着“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 的特权，具有较为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墨子长期居鲁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鲁国在春秋时有“周礼尽在鲁”的雅誉，墨子在鲁国受到周文化的熏陶，“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鲁国又是儒家的发源地，墨子青年时代在鲁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这个学术渊源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来说有几重意义：其一，正因为墨子曾系统地学习过周礼和儒学，才使他能有的放矢地批判周礼和儒学，从而形成与儒学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其二，墨子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于《诗》、《书》之教深有修养，也应得益于此，为他建立自己的学说和聚徒授业准备了知识基础。
从《墨子》所记载的墨子行踪看，墨子的政治、社会活动是带了众多弟子，以集团方式大范围地在各国奔走、游说，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 所以，人称“墨子无暖席”。从可考的事件看，墨子一生的主要业绩有：
止楚攻宋。这是墨子一生最光辉的成功之举，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45 —440 年，墨子此时正处壮年。《公输》篇记载，公输盘为楚国建造攻城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一消息，从齐国出发，裂裳裹足，日夜兼程，十天赶到楚国都城郢。墨子先与公输盘论辩，用兼爱非攻之理折服公输盘，又在楚王面前阐述兼爱非攻之说。然后，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进行一场攻防战。墨子以身上的革带为城，以小木版为器械，公输盘用9 种方式攻城，都被墨子瓦解，公输盘用完全部攻城机械，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乃有余。最后，公输盘想杀掉墨子，以达到攻宋的目的。但墨子有备无患，告知楚王和公输盘，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自己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严阵以待。这样，楚王才被迫放弃攻宋的企图。《耕柱》篇、《鲁问》篇记载的，墨子劝阻鲁阳文君攻郑、攻宋，也都是应用了兼爱非攻的学说。
献书惠王。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39 年左右。《贵义》篇记载了墨子南游到楚，献书给楚惠王， 惠王称赞为良书，表示虽不愿按墨子之道得天下，却表示愿意养象墨子一样的贤人。对此，墨子拒绝，认为“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这和《鲁问》篇记载的墨子说越王的态度相一致。越王准备封地五百里以请墨子到越国教越王。墨子表示，如果越王听我的话，用我的道，那末我就去越，只求食能果腹，衣能遮身，并不为封地赏赐。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话，不用我的道，而我去越，等于是出卖我的思想和主义，那我决不去越国。墨子在献书时，批驳了诬其学说为“贱人之所为”，不适合至尊至上的楚惠王的论调。
墨子认为，只要可行，有益于天下，那末贱人之所为同样是圣王之必需。
居鲁与儒者辩论。《三辩》、《耕柱》、《公孟》等篇记载了墨子与儒者程繁、巫马子、子夏子徒、公孟子等围绕着礼与乐、言与行、述与作、义与利、形式与内容、丧服与从事等问题展开了辩诘。墨子在论战中批驳了儒者的观点，阐述、论证了自己的学说和主张。特别是《公孟》篇，通篇都是与孔子之徒公孟的论战。在论辩中，墨子直接抨击了儒者的言行，认为君子为了天下之利应不避祸危，必以谏。批评儒者先服后行，墨子认为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归根结底应看行为的效果。反对儒者必称古言、古服和丧服三年之礼仪，墨子认为丧服时间太久会妨碍社会的生产，废弃了人们的各种工作，指责儒者之道足以危害社会，丧失天下。
（二）墨学渊源
墨子所开创的学派，所形成的系统的学说、理论是空前绝后的。它反映了社会激烈变革时期新兴的，刚刚脱离等级宗法束缚的，处于上升趋势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研究墨子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对把握墨子思想的基本脉络固然是相当重要的（如研究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政治、经济、思想的现实需要等等）。但是，分析、考察、探讨一下墨学的学术渊源，对明确其源流，辨其得失之因，考其兴衰之缘，乃可另辟一径，达到对墨子思想的深入认识。
古文献中有关墨学渊源的记载，大略有以下数条：“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墨子称道大禹，认为“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盖墨翟，宋之大夫”。 这些史料大致揭示了墨学的三个渊源。其一源于尧舜禹之道。其二源于周礼。其三源于宋俗。根据对现存的《墨子》53篇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墨学的这三个渊源的说法都有其根据。下面作一简略的分析。
尧、舜、禹的时代是氏族部落的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有两点是基本可肯定的。其一，部落的首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一定方式举荐出来的，这就是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度。根据《尚书。尧典》等篇记载的传说，尧在帝位时，咨询四岳（类似部落首领的元老会议），四岳推荐舜作继位人，经过考验，舜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后来，舜以同样方式让位于禹。《论语。尧曰》也记载了尧、舜、禹之间禅让的传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禅让制度当有所据，战国时仍有遗风。例如，《吕氏春秋。不屈》篇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魏惠王效法尧想让位给惠子，惠子却学许由而谢辞。《战国策。燕策》记载燕王哈效法尧舜禅让的历史。燕王哙让位给大臣子之，结果酿成国内大乱，诸侯干涉，事败身亡的大祸。尧、舜、禹的禅让之说是墨子尚贤说的直接来源，“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 墨子所述的古代圣王从百姓中举贤才的故事和墨子的尚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墨家组织领袖的产生是实行一种巨子制的举荐方法，“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 《吕氏春秋。上德》篇曾记载，墨家巨子孟胜在以身殉义之前说：“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说明在墨家内部是以举贤继任的方法来解决墨家领袖的继承问题。这和尧、舜、禹禅让的故事相一致。墨家钜子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献身救世的精神也是直接继承了墨家所讴歌的沐雨栉风，日夜不休，为民操劳的夏禹作风。
原始公社的大同思想对墨子的理想社会的思想也有直接影响。《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范文澜认为这段话讲的是禹以前的社会情况。
这个论断与《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论及周礼的话相对勘，可得到佐证。“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大道行，天下为公；大道隐，天下为家。这两种社会情况相对比，可说明《礼运》的大同思想确是描述了周礼等级宗法社会以前，原始公社的社会状况。
这种原始公社大同思想影响到墨子的，就是墨子兼爱的社会理想。下引有关墨子兼爱思想的数条文摘，将其与《礼运》大同思想相比较，可见两者如出一辙。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子早期学习儒学，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又长期居住在周文化传统浓厚的鲁国。他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受周文化的熏陶是自然之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义废，诗书缺”，而现存的《墨子》53篇中，据罗根泽在《诸子系年》的统计、考证，引用《诗》者有12处，引用《书》者有32处，引用各国《春秋》者有4 处。墨子对于儒学及周文化的修养无论在文字或义理上都具有学者的水平。墨子引《诗》、《书》、《春秋》，文句多以通俗化的解释，这和墨学的平民化的特点相适应。虽然，后来墨子因儒学、周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成为儒学的背叛者和反对派，但儒学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亲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或后期墨家学儒后的作品。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学影响的早期著作。韩愈在《谈墨子》中主张儒墨合一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虽则韩愈没有认识到儒墨的根本对立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但孔子的仁者爱人，惠民德政，知人举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义对墨子的兼爱、尚贤、修身之言行确有其影响。墨子正是运用了孔子学说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构造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
从天子失官，学在四野，官学下私人的变化过程看，孔子第一个对周王朝的各种官学及典章制度进行学习、研究、损益和改造，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进而聚徒授学，开创了私学。墨子作为由庶民通过学而上升为士的学者，其接触的学问、知识不外是两个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学，二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墨子正是通过对周礼和儒学的学习，才打下了具有学者和一代宗师资格的文化知识基础。墨子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来说，他们所能利用的文化遗产只能是儒学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遗族，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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