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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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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10页。
5同上，第1122—1123页。
6同上，第1130页。
7《荣禄存扎？张翼扎》第48页。
8黎东方：《细说清朝》第624页。
9《容庵弟子记》卷三。
10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12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页。
13郭则禨：《南屋述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86页。
14《汪康年师友书扎》（三）第3111页。
15《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328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第1019页。
17《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18齐植璐：《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资料》（第44辑）第28—29页。
19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5—146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一册第32页。
21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严修的座师徐桐，反对维新，痛恶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知严修到京，预先在门房揭贴：‘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往请谒，吃了闭门羹。严在翰林院的职务俱被免去，只剩一个编修，遂于9月间携眷回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102页。
22参见《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第122页。
23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
24《严修年谱》第116—117页。
25荣庆（1858—1916），字华卿，一字耐园，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散馆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山东学政、大理寺卿、仓场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新政时期曾任学部、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诸职，后因中风卸职，民国初年病逝于天津。
26参见徐元基：《周学熙资本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第3辑）第245页。
27《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周学熙集》。
30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1页。
31《天津商业档案汇编》（上）第345页。
32《北洋公牍类纂？工艺一》卷十六。
33《袁世凯奏议》（中）第853页。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95页。
51张一鮕：《古红梅阁笔记》
52《袁世凯奏议》（中）第559、561—562页。
53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页。
55《容庵弟子记》卷三。
56《袁世凯奏议》（中）第631—633页。
57同上，第633页。
58《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59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60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6页。
61《袁世凯奏议》（中）第818页。
62同上，第1374页。
63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近代稗海》（第13辑）第562页。
64陈璧，字玉苍，福建闽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三年（1878）进士，任内阁中书，以后历任各省考官、顺天府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商部侍郎、户部侍郎、邮传部尚书。袁被罢黜后不久亦被劾去职。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后中风，病逝于北京。
65参见李吉奎：《梁士诒生平》，《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2页。
66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页。
67枚皋，字少孺，西汉时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武帝时上书自陈，拜为郎。性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时人将其比之于东方朔。
68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103页。
69同上，第105页。
70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56页。
71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41页。
72同上，第142页。
7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77页。
74《容庵弟子记》卷三。
75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1012页。
76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第289页。
77同上，第269页。
78《容庵弟子记》卷一。
79《袁世凯奏议》（上）第361页。
80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第224页。
81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96页。
82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9页。
83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79页。
84《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4—175页。
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第三部分 送“高帽”的学问
送“高帽”的学问 ＇一＇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判，中方为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俄方为驻华公使。庆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经验、能力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袁世凯此时已同庆王搭上关系，以自己对列强的观察和判断向他提供建议：“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词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俄国条约利在拖延，断没有因此发生战事的可能2。”庆王心里有了底，拒绝了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俄国打着道胜银行名义，为的是把它伪装成民间经济往来活动，避开其他列强的干涉），并故意将俄国独占满洲权益的意图透露出去，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关注，开始对俄国施加压力。如日本公使曾就中俄交涉质询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分别向中俄抗议由俄国独占满洲权益。日美等国的质询和抗议，其实正中清廷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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