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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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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的不可开交。嘴里说，手里写，白天忙不完，夜间接续办，实在是烦劳辛苦得很。在这时适当乡试的时候，吴公叫袁世凯去考举人，袁心里实际上不情愿，嘴里又不好意思说。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应付内外事务，实在也忙不过来，就对吴公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我父亲这样一说，吴公自然立刻就答应了。于是我父亲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哪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干才。出发时，就接下来派他执行前敌营务处的差事。”12
又如，清军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某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大怒，立刻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13。
其次，是处事果断，善于临机应变。袁世凯初入军营，就表现出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而殴斗，最后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而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在营中，“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教他为营务处帮办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丁、马、袁等人在马山浦会议，决定依此计行动，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15耶？”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16。”充分表现了袁处事果断的作风。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军有道。庆军承平日久，军纪松弛，在进入朝鲜平乱的过程中，“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认为“作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自告奋勇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予袁全权，并发给他令箭。袁“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公同意了他，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撤职查办了几个人，将士们都被慑服了，（对军纪）不敢再犯秋毫，军队的声威才重新振作起来17。”
从袁世凯在庆军的所作所为看，他无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杀人如麻”的素质。然而他也很懂得并擅长“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治术。“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常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命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信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负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18。”他也很善于收揽人心，“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多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19。”
当时，参与兵变的士兵和贫民聚集在城郊利泰院和枉寻里一带。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军派袁世凯等率军剿捕，“捕获其中强悍者百人，…从中选择诛杀了尤其凶悍的十个人，其余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与朝鲜政府也缔结条约重归于好，事变于是完全平定20。”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吴长庆给他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21”。
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训练新军的重任。袁“起草创立规章制度，编选壮丁，先建立新建亲军，然后建立镇抚军。……未到一年，成效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及韩王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23。”
袁世凯靠父执关系寄身军旅，而且不走科举正路，所以无论吴长庆幕府中的名士们，还是各营中的骄兵宿将全都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鲜平乱时，袁一反从前“谦抑自下”的作风，勇于任事，杀罚决断不讲情面，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因表现出色受到越级提拔，就更为人侧目，被说成是“不学而刚”、“专而好杀”之人。
中国自隋唐以来就以科举取士。明清更是专考八股，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但在文人们看来，科举才是晋身官场的正途，袁世凯不通制艺之术，不走科举之路，就是“不学”。其实，袁世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书读得并不少，只不过兴趣不在八股上面而已。要说到“学”，袁世凯所注重的是经世实用之学，如军事。袁所处的时代正当清朝的多事之秋，战祸频仍，内乱外患不断。他虽出生于世代耕读的乡绅家庭，但其父、祖两代均以军功致显达。这种家庭、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也是他从小喜读兵书，长大后投身军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兵书教给他的是理论和战例，军旅生涯给他的是军事实践。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着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24。”也正是靠着这种书本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学，袁才得以在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并熟练运用淮军的营制操典编练朝鲜新军。后来的文人学者往往因袁晚节不保，对他的评论多含有成见，因此在论及袁的为人处事的时候，多好引用吴长庆幕僚们对他的负面评价，较少客观具体的分析。其实，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二十几岁就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吴长庆力排其所尊重的幕僚和追随他多年的将领们的非议而重用袁世凯，不排除他有给袁机会以报答盟兄故友的动机，但这是次要的。袁若是个不成器的纨绔，那是想扶也扶不起来的。袁世凯之能够获得重用，除去吴长庆识见过人，知人善任这个因素外，也因为在当时暮气已深的淮军之中，袁世凯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从袁在朝鲜时与其关系最深之人对他的评价，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金允植为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壬午事变后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与袁世凯相交最厚，“自以为平生知己，海内无二。自从壬午、甲申以来，未曾一日相离，患难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与金结识于壬午清军东渡赴朝平乱之际；当时二人同乘一船；谈得十分投机。袁世凯少年心性；头角峥嵘；夸口自己只要能统带数百士兵，即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很为金氏心折。金汉学底子很好，诗有魏晋风，常与袁诗酒往还。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凯舍人”一首，诗前题词称袁“英达夙成，志气轩豁，吴筱帅常称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吴筱帅即吴长庆，吴字筱轩，故有此称。从中可见吴对袁之器重。而金在赠诗中也称袁“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26”。宗悫，南朝宋、齐间人，14岁时，叔父问他的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宋文帝时，宗悫率军讨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迹见于《宋书》、《南史》。周郎，即因小说《三国演义》而闻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傥风流，人称“周郎”，曾统帅吴蜀联军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军南下。史书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有王佐之资”。金允植诗中的比附未免过甚其辞，但也可透视出袁世凯当时少年壮志、抱负不凡的原型。
张謇为吴长庆掌理机要，也曾当过一段袁世凯的老师，他在写给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所以他的举动总达不到有学问人的标准，但论其才能，他当然是您家族中谢幼度一类的人物啊；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国家，希望嘱付他谨慎从事。27
张謇是大才子，于袁世凯是长辈，兼有师生之谊，袁在张那里不免拘谨，不像在密友面前敢于放言高论，故以官场“世故客气之习”相处。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但张謇许其为谢幼度，虽有对他堂叔客气的成分在，评价可说是相当高的。谢幼度，谢玄也，幼度是其字；史书纪其“有经国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他率八千人击溃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免于灭亡。
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他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并兼领庆字营。“庆字营的士兵官弁，跟从吴公最久，军官中很多都是提督、总兵级的将领，士兵平素也都骄横不逊。（袁）公恩威互用，几十天内就使全营服从听命，操练和纪律位于各营前列28。”袁世凯至此总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挥的兵。庆军留驻朝鲜的另外两营分别由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吴、张都是跟随吴长庆征战多年，官居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而袁此时不过是个五品的候补同知29，能够独领一营，可谓不次之擢升。而且他还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行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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