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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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学者身上的。宋儒选定“四书五经”，作为修齐治平的门径，是因为它们是儒学的原始经典，荟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论，舍此无所谓儒学，没有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只能是零篇碎简，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至于四书五经后来流于形式与教条，变为科举的敲门砖，则是与学术无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生之中的准则。推及到个人，若想消解欲念与烦恼，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个准则，也就是要“穷理”，而后躬亲实践，方能达到“不逾矩”的圣贤境界。正如西哲斯宾诺莎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遵循于必然，人生才会自由。同样，认识并遵循于理，方能真正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
　
那么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理”呢？大程（程颢）主静，强调摒除杂念，“正心诚意”；小程（程颐）主敬，强调循序渐进，“格物致知”。两人都主张知行合一，穷理与实践密不可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于理（准则）的欲念，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朱熹学识渊博，他从注解儒学经典入手，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扬弃了二程的学说，又从易学太极理论中推导出一种理气学说：太极之理为至上之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在人性上，则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前者为至善，后者则有清浊善恶之分。因此要通过“居敬”，“穷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气质，激浊扬清，光大善念，摒除恶念，养成高尚的人格，并躬亲实践于修齐治平之中，致君尧舜，造福万民。此即“存天理，灭人欲”之真义所在。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靠断章取义或武断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学自始至终倡导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统治者本身并无教主的地位，从而为人们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如此，处于学术正宗地位的儒学，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欲统治中华，必先尊崇孔子与儒学，非如此不足以号召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与服从。儒学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学上承孔子的道统，推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儒学的主流。由此就不难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何均取程朱理学为己用。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于草莽，满清则以区区百余万人入主中华，如何使天下人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维持统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要使民心归附，统治者除去实行德政，镇压反对派而外，一大关键就是要认同传统的主流文化，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此笼络住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于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学必不可少，恢复科举，给士大夫以进身之阶必不可少。这些做到了，才会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识阶层）与民众的认同，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方能稳固，统治者宗奉程朱理学的深层动机即在于此。但在政治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理学亦难免流为形式与教条，正如今日本应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教育，蜕变为应试教育一样，理学原有的生机被窒息，逐渐演变成为入仕做官的敲门砖。
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如魏象枢、43魏裔介、44熊赐履、45汤斌、46李光地、47陆陇其、48张伯行49等，君臣孜孜为学，励精图治，开风气之先，揭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此后程朱理学一直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理学名臣，道听途说者往往为偏见所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满口教条，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假道学。其实不然，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个人修养很高，勤政廉洁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是经过科举这道门槛进入仕途的，但八股制艺不过是个工具，得鱼忘筌，用过就丢掉了。皇帝没有教主的地位，帝国也没有统一编定、强制推行的教科书，所以学术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名臣宿儒的真学问源自研读原著，而非八股教条。譬如理学名臣张伯行所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这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尖子，都是头脑极聪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没有真思想，真学问，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服膺理学并在实践中卓有建树？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读者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会有“不学如故”的警语了。八股制艺并非真学问，京师士大夫风气所至，必会将他带入程朱理学。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当时与之往来频繁、相与切磋学问者，主要有陈源兖、冯树堂、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汤海秋、黎吉云、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问学修身上，对他影响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唐鉴，一为倭仁。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御史、府、道、臬、藩，后内召为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直声震天下”。51在学问上，唐鉴宗尚程朱之学，躬亲实践，是当时众所公认的大学者。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听说“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52从日记中看，曾国藩开始向这位前辈问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饰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53
唐鉴于他的点拨作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昭然若发蒙也”。蒙者，幼稚无知也。旧时称学前儿童为童蒙，教儿童识字读书称为发蒙。曾国藩以此作譬喻，可见这番谈话对他震动之大。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之读书修身，处处以唐鉴所言为法，可说是亦步亦趋。譬如唐鉴自称最喜读《易》，曾国藩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录入日记，作为警诫。对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则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烟袋，从此戒了烟。
由唐鉴之指引，曾国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乌里齐格氏，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大学士，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向其请益时，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径是：研几。研者，研磨，引申为穷究事理；几（幾，音机）者，乃《易经》中的术语，指事物发端之隐微。宋儒则用为理学和伦理的概念，指称人心中的善恶之念。54倭仁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并指示他要马上作日课，不宜因循，55并允诺检视其日记兼作批语。
所谓日课，其实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记。一言，一行，一念，无不要以善恶之良知来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面我们从国藩的日记中摘录若干条，见识一下当时风行于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砺功夫，也看看曾国藩从中获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为人勿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药石也。”56日记中所说的岱云，即陈源兖，湖南荼陵人，戊戌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乡、同年且同事的关系，使二人极为亲近，几乎无日不相过从。陈源兖为人耿直，有一则轶事记载了他的方正不阿。据说某科会试，首辅穆彰阿之子与试，时任分校57的十八个人（包括陈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门生，十七人均想借机帮衬，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陈源兖手中，阅卷后“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实）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时相无如何也”。58
谈话中陈批评他争强好胜，待人刻薄，实有所指，见于曾国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59倭仁的批语，于陈大加赞赏：“直哉，岱云可敦友谊。”于国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极是。”60
与之龃龉者名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刑部主事。小珊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一言不合，两人竟恶言相向，虽说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气使然，但小珊年长曾国藩近十岁，又是同乡而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后，亦于家信中责备他，要他尽速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61之后，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与陈岱云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62
与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国藩甲午乡试的同年兼同乡，亦与之“有面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来曾国藩寓所拜年，饭后，两人因小事口角，曾国藩“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事后自省：“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64自省归自省，心中的怨恨却难以化解。两个月后，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听到有人贬评金，曾国藩“口虽不言，心窃欣之”。65此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缺陷，很难克治。
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