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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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封建意识浓厚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她的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了。为了追求她所热烈向往的自由，她毅然与家庭决裂，只身南下，闯进了上海。改名为艾霞，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1931年，艾霞转入电影界，入天一公司。翌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在左翼文艺工作者大举进入影坛之时，她被介绍进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日恨新仇》而崭露头角。

　　　　接着，她迎来了辉煌的1933年。她在这一年创刊的《明星日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很动感情的短文，题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

　　　　她在文中说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怎样使她变成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于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整个电影进展的关键。”

　　　　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作为一位左翼影人的面貌。

　　　　艾霞在这一年中的确成了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她一连主演了《现代一女性》、《时代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特别是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出她的文学才华。

　　　　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华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迷惘之中，她叹息道：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

　　　　爱情的失落使她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令她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抗争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这位年仅23岁的女演员服毒自杀了。

　　　　艾霞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死后却不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污蔑。

　　　　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拍摄《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描写来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残害。

　　　　但《渔光曲》的拍摄使他难以分身，他遂邀请刚由戏剧界进入“联华”的孙师毅担任编剧。孙师毅慨然允诺，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放到了蔡楚生的案头。

　　　　阮玲玉读完《新女性》的剧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剧本让她感受如此巨大的震动，剧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贫困的作家，这与阮玲玉有一定的距离，但她觉得她的心与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这一角色。

　　　　她情绪激动地找到蔡楚生，说道：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韦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并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绝望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请相信我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蔡楚生欣然首肯。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新女性》的剧情是：

　　　　韦明为争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生一女儿，后被遗弃。她觉悟到女人不应做男人的奴隶，而应过一种有意义的独立生活，便来到上海，担任了某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员。

　　　　校董王博士觊觎韦明的美貌，百般引诱，不能如愿，便串通女校长故意辞退韦明，绝其生计。韦明业余致力写作，将创作的小说送到书店出版，又遭到书店老板的剥削和黄色报刊的侮辱。

　　　　韦明生活窘迫万状，女儿恰又病危。为了抢救爱女性命，在迷惘之中，她听从了一个暗娼鸨母的摆布，答应去“做一夜的奴隶”，以肉体来换取女儿的救命钱。但她万万没有料到，要奸污她的嫖客正是厚颜无耻的王博士。她气愤之下，打了王博士的耳光，奔了回来。

　　　　失业的痛苦，女儿的垂危，闻人阔少的污辱，同学的误解，压得韦明再也直不起腰来，就在她的小说出版的时候她吞下了毒药。无耻的小报记者幸灾乐祸地写出“独家消息”，发在当天的晚报上。韦明一息尚存，满街的报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杀新闻！”

　　　　韦明被送进医院，经抢救她渐渐地醒了过来，但仍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这时她的朋友赶来，启发韦明要勇敢地活下去与恶势力斗争，并把晚报上造谣污蔑她的所谓“新闻”给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页秽史》的标题赫然入目，韦明震怒了，并由震怒而觉醒，她用尽全身气力喊出：“我要活，我要报复！”她要求医生拯救她，但是为时已晚，因并发心力衰竭，她终于含恨离开了人世。

　　　　却说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种紧凑的快节奏拍摄完成的。她的拍摄周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但却倾注了剧组成员的许多心血。

　　　　作为导演的蔡楚生运用其娴熟的导演技巧，在女主角韦明身上寄予了他对被压迫被污辱的知识女性的无限同情；对于影片中恶势力的代表王博士和小报记者齐为德，则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阮玲玉为了演好韦明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郑君里曾回忆道：

　　　　“在影片《新女性》里，我记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对角色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严肃，一反以前在摄影场内谈笑风生的习惯。每个镜头的排演和拍摄都准备好充沛饱满的情绪，一丝不苟，特别当她拍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是真情毕露，声泪俱下，一场戏拍下来，她的神经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这该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气力的一出戏。可她对于女作家的生活毕竟是有距离的，她虽然决意急起直追，却不能像对待熟悉的角色那样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某些场面中，她的朴实自然的演技反而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这部影片作为阮玲玉接触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开端，她对旧的憎恨，对新的热爱的感情，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鲜明、强烈而饱满。”

　　　　在《新女性》拍摄的同时，罗明佑编导的《国风》也开拍，罗明情点名要阮玲玉在《国风》中担任主角，这样，阮玲玉便同时在两部电影中拍摄。

　　　　在《国风》中与阮玲玉饰演一对姐妹的黎莉莉，也经常来看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尽管黎莉莉与阮玲玉已有过几次合作，对阮玲玉的表演才华曾多次亲眼目睹，但阮玲玉在服药自杀的那场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让她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憾。

　　　　后来她问阮玲玉：

　　　　“你在表演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中想些什么？”

　　　　阮玲玉略想了一下，答道：

　　　　“很不幸，我也有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我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吞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

　　　　在拍摄《新女性》影片过程中，最满意地要算是导演蔡楚生了。他曾说道：

　　　　“在《新女性》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许多好的表现，也从她的片语只言中，或通过剧情的矛盾斗争她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内心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她在向往什么，又在追求什么；我们都十分敬重她，也为她在思想上的这种进步而高兴；但她终究是一个太温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们又无时不为她的处境而耽无穷的忧虑。”

　　　　《新女性》透过韦明的悲惨身世，相当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活画出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糜烂。

　　　　影片编得好，导得好，演得更好。正因为这部影片刺到了反动黑势力的疼处，所以公映之后，广大观众一片叫好，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要创作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14章人言可畏一大群记者杀弱女人心所向三十万群众悼影星
　　　　人言可畏一大群记者杀弱女

　　　　人心所向三十万群众悼影星

　　　　且说1935年2月，《新女性》在金城大戏院举行献映式，招待部分人士观看，其中有一些新闻记者。当影片映及黄色小报记者种种下流无耻的情节时，在座的一些记者被戳到痛处，有些坐不住了，熬到影片映完，在观众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们却忿忿然地争门而出。

　　　　看到这些记者因气急败坏而扭歪了脸的样子，在场的联华公司老板们心中不免担忧，这些记者们手中掌握着舆论工具，若让他们兴风作浪起来，事情可就棘手了。

　　　　这帮记者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急冲冲走出影院后即在附近的一家饭店开了个房间，策划起针对《新女性》的阴谋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将《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和导演蔡楚生痛骂一通之后，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这部揭露他们无耻面目的影片公映，否则今后这脸还往哪儿搁。

　　　　几经商量，最后决定抬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来与“联华”抗衡。于是，记者公会向联华公司蛮横地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

　　　　二、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

　　　　三、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尽情侮辱新闻记者部分截去。”

　　　　那些黄色记者们更是扬言要把蔡楚生、孙师毅“骂出上海”，但孙、蔡等人旗帜鲜明地顶了回去，并严词拒绝记者公会的蛮横条件。

　　　　记者公会碰了这个钉子后，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后，便施出绝计：以后关于联华广告，请一律拒登；如有联华宣传稿件，从此永勿刊载，以示拒不合作。

　　　　记者公会此举令“联华”的决策者深感忧虑，电影公司失去报刊的宣传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只得让步了。于是背着蔡、孙等人，请出《新闻报》汪伯奇，《申报》马荫良从中斡旋，表示将接受条件，并在各报刊登载道歉广告：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闻记者之片断引起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之不满后，蒙汪伯奇、马荫良先生允为调停，敝公司深为感歉，现将片中欠妥各节剪除，已圆满解决。”

　　　　随即向记者公会发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记者公会将该函在各报刊登，全文如下：

　　　　敬启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闻记者片断，致引起贵会之不满，敝公司深为抱歉，贵会提出二项办法，与第一条修剪有关各点及第三条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业已在前敝公司复函声明遵办外，特此谨致意，致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

　　　　经过此番周折之后，《新女性》终于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虽然被迫删去了部分镜头，但影片仍给人以强大的震撼，进步影评给该片以高度评价，并对某些记者及记者公会的行径予以严厉的驳斥。

　　　　诚如有的影评所言：

　　　　《新女性》中表现了某些新闻记者的卑鄙无耻而引起了一个大浪，终于删剪道歉了事。其实，这种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无论哪一种职业中，总有不良分子存在，只要稍有头脑的人，总会知道是特殊的。艺术品暴露某种职业中的败类决计不会使人怀疑整个干某种职业的人，假使表现了一个败类，就算侮辱全体，那么以后的电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现，……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无理取闹之人到处即是，我们自然更不能用“无则加免，有则改之”这种老话来要求他们，但是我们至少希望他们不要失去理性，……这样不但是中国电影界之幸，也是新闻界本身之幸，严格的检查自己的队伍吧，把这样的败类暴露和清除吧。

　　　　影评家和观众对主演该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闻报》的影评是这样说的：

　　　　“至于演员技巧的评价，我可以说，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场含泪出卖自己的戏，是不能再逼真了。观众们尽在伤感的流泪，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黄色记者们对如此结果当然不满意，既没能将《新女性》打入冷宫，更没能将蔡楚生和孙师毅骂出上海，他们十分恼火，几天后，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进一步进攻的策略。他们想出一个绝招：柿子专捡软的捏，他们把矛头指向阮玲玉。

　　　　却说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张达民订立了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之后，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举行了婚礼。

　　　　开始，两人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乃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沁园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玲玉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

　　　　可以这样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结合之日，正是她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视、提防他了。

　　　　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着上新添购的灰色西装，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设法尾随其后，终于印证了她的推测，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双双进入新居中去。

　　　　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咙口，手激动得急骤颤抖，几乎眼发黑快晕了过去，心中在默念着：啊！她胸前还佩戴着那颗红宝石项链。

　　　　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着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的项链。

　　　　阮玲玉看着这精美的饰物，思绪起伏：他是送给我的吗？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满意的项链了，而且这一副和原来的项链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给我的，又是送给谁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腾着，微皱着眉头，不觉又想到：难道自己的猜测，近日来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么？当她再回过头去，看见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顺着嘴唇流出的样子，徒生一种嫌恶的感情。

　　　　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