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卓越的27位教育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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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
董仲舒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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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传世佳言——
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喜欢谈论神秘莫测之事，善为灾异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董仲舒在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打下了大狱，虽然后来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又下诏赦免其罪，复为中大夫，让吾丘寿王向他学习《春秋》公羊学。
　



第5章　王充


姓名：王充，字仲任。
出生地：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
生卒年：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
历史评价lishipingjia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出生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世似有任侠的传统，其祖、父辈曾在钱塘（今杭州市）“以贾贩为事”，因为与豪族强宗争斗，结下了不少怨仇，不得不举家迁至上虞（《论衡·自纪》）。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对这段史料，有学者以王充在其“自传”（即《论衡·自纪》中未言及而认为不可信。综合《论衡·自纪》和《后汉书·王充传》的记载来看，可知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他先后在本县、本郡、本州作过功曹（掌管人事及参与政务）、从事（州最高长官刺史的属官）之类的小吏，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现黜斥。以后又携家至丹阳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寿县，一说在今安徽凤阳南部）、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庐江西部）、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等地，担任一些位卑的职务。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主要从儒学的角度来谈一下王充的思想学说。
王充画像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王充反对“圣贤所言皆无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的传统，他主张，为了追求真理、发展学术，可以“距师”乃至“伐圣”（《论衡·问孔》）。为了实践这一主张，他写了《问孔》和《刺孟》两篇，对孔子和孟子的一些观点提了不同的意见。他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对“圣贤”的迷信。王充说过：“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评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论衡·问孔》）这就是说，圣人作文虽已考虑十分周到，但也不能说已经句句都符合实际，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仓促之言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王充又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实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之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哓解之问，追问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这显然不是反对孔子，而是主张以追求真理的老实态度来对待圣人的言论。
王充画像
王充提出，虽然圣人立言审慎，经典“万世不易”，但也有不实之处。他列举了大量明显的例证，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他认为，这有的是因为圣贤“至诚以为然”，即圣贤在这方面的认识脱离实际；有的是因为时代久远，追忆失实；有的则是圣贤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夸大其词。但就圣贤心而言，则“内未必然”（《论衡·艺增》）。王充虽然与他同时代人一样，把儒家经典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但认为经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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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讥时刺世，劝善勉节类。有《讥俗》之书：帕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闭居作《讥俗》《节义》十三篇。”
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等篇。
三是考订伪书俗文，虚说漫辞，有《论衡》之书。
第四类是怡情养性之作，有《养性》之书。
第五类是杂著，见于记载的有《大儒论》、《果赋》等。
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邕）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
王充既反对当时儒生“信古”和“泥经”的现象，更反对汉代经学家们的“空生说虚”。如他所指出的，“春秋”本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因袭了这个旧名称，但却并没有什么“奇说异议，深美之据”之处；《春秋》对一些史实的记载，有年而无日、月、这只是史官失记而已，而《公羊传》、《谷梁传》在这些方面大做文章，以为《春秋》的书名及对某些事件年、月、日的记述有所谓的“微言大义”，这是根本不符合“孔子之心”的。
——传世佳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事莫名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王充对汉代经师墨守“师法”、“家法”，拘泥于章句之学、述而不作的学风，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把当时的儒家学者分成了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才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论衡·超奇》）王充在这里把“儒生”定义为恪守“师说”、拘泥于章句的经生，这是他最看不起的。他认为这种人有两大缺点：一是只能解释经典，他们上不知远古，下不晓秦、汉，是“陆沉”、“盲瞽”之人；二是拘守一经，避而“不通”，不懂儒家的其他经典，更不懂诸子百家之言。他把“儒生”这两大弊病归咎于他们“守信师法，不颇通览”（《论衡·谢短》）。王充所谓的“通人”是指通览五经和百家之言的博学之士，这种人高于“儒生”。但他又提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论衡·超奇》），如果所谓的“通”仅仅是会诵读而不会具体的运用，那又与“鹦鹉能言”差不多了。因此，能够根据儒家经、传来分析政治上的得失、提出建议、并写出优美文章的“文人”，又高于“通人”。至于王充所说的“鸿儒”，那是能“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于外”的人，就像陆贾、董仲舒这样的王充画像。儒者；而像扬雄（王充特别钦佩扬雄）那样，能“作《太玄经》，造于助（“助”按孙诒让说当为“眇”）思，极冥之深”（《论衡·超奇》）的哲学家，则属于“鸿儒”中堪与孔子并肩的人了。
总之，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出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较少见的人物。他的学说，开始只在江东地区流传，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到江东，发现了王充的《论衡》，如获至宝，独自研习，秘不示人，由此学问大进。时人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于是问蔡邕原委，从此《论衡》一书得以广泛流传开来。
　



第6章　颜之推


姓名：颜之推，字介。
出生地：梁朝建康（今江苏南京）
生卒年：公元531年…公元591年
历史评价lishipingjia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颜之推有关对子女家庭教育的主张，是对当时家庭教育经验的总结。它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可也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对家庭教育的子女问题作了总结和概括，丰富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颜之推出生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梁元帝肖绎时，官至散骑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为御史上士。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著有《颜氏家训》。该书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
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颜之推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因此，必须早些教育，不要失去机会，并且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我在七岁时，就读东汉王延寿作的《灵光殿赋》，一直到今天，每十年温习一次，依然不曾遗忘。但二十以后所背诵的东西，只要搁置一个月就忘记了。
主张爱子与教子相结合，反对溺爱。他说父母对子女只知一味的溺爱而不注重教育，对子女在生活方面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完全放松而不加以限制；孩子做错了事本该训诫，反而给以奖励；说错了话应当责备，反而不了了之；长期如此教育，对于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到孩子长大成人后，终归要成为品德败坏的人。为此，他提出爱而有教，严而有慈。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心。在对待多子女问题上，主张一视同仁而不能偏爱。他说我们有些做家长的重男轻女，往往出于极端的自私或愚蠢的偏见，这样做实际上已背离了颜之推画像。
父母之道。家长有意无意地偏爱乖巧伶俐者，这种情形，虽然难以避免，可也是不好的。不仅遭冷落的子女在心灵上势必受到伤害，而且受偏爱的子女也容易出现家长意想不到的伤害。这不只是教育的方法问题，而是心地问题、精神境界问题。如果做家长的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爱子贵均”的问题，而只是在教育方法上试图一视同仁，与父母朝夕相处而又十分敏感的子女，还是很容易感受到父母的偏爱，从而受到心灵上的伤害。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不利的。
勤奋学习，以成有用之才，也是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上一个重要主张。他说，自古以来，就是圣明的君主，尚且需要勤奋学习，何况一般的人呢？这类事普遍地记载在经史中，我也没有必要重复，姑且以近代至关重要的事为例加以说明。大凡士大夫的子弟，从五六岁起，就要受教育。有的人学得多，能够读《礼记》、《左传》，学得少的也学过《诗经》、《论语》；到了成家立业之年，身体及性格已经基本定型，应利用这个时机加倍地进行自我磨炼。有志向的人，自然能刻苦用功，成就学业；操行未立的人，自我放纵、堕落和散漫，自然沦为平庸之辈。人生在世，应当从事一种事业：农民就考虑耕种，商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