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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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召回杨名时之前，杨名时以戴罪之身在昆明待了七年，当乾隆发出一道上谕：“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京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对政治敏感的人立即意识到，政治的风向标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政治风气即将到来。
那么，杨名时究竟是怎么得罪了勐龙雍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提到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大家印象中，李卫是个勇敢任事的好官，敢做敢当，不畏权贵。这些看法都对，但不是李卫的全部。李卫也是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全祖望、卢文昭、彭绍升这些人说杨名时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李卫在背后说他坏话，在雍正朝的密折中确实可以发现李卫中伤杨名时的奏折。李卫用了诸如“徇私”“欺罔”这些词语，并没有罗列杨名时不法的证据，这就给人党同伐异的感觉。
杨名时被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雍正唱对台戏，雍正打算一展身手，挽救数千年的吏治颓风，杨名时却不买账，经常批评时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打小报告后的两个月，雍正降了一道谕旨，指责以杨名时为首的五位督抚虽然名声不错操守还行，但是做事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总想做“好好先生”。雍正号召这些人向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学习。杨名时如果能认识到“错误”，“虚心”向田文镜、李卫等人学习，可能后来就不会挨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心气甚高的杨名时做不到，他公开对上谕进行反驳，还含沙射影地讽刺田文镜、李卫这些人。可想而知，雍正有多愤怒，他痛斥杨名时死不悔改还嘴硬。雍正从杨名时的反驳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满，从此以后对杨名时的印象跌到谷底。雍正五年，他对鄂尔泰说：“杨名时这个人太可恶了，朕五年来对他以诚相待，没想到他狼子野心还不改，丝毫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朕整治科甲积弊的时候，杨名时挺身而出，居然充当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一字一言含讥带讽。”
雍正对杨名时恨得咬牙切齿之时，痛骂道：“杨名时这种人不过是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跟今天的意思不同，光棍意指无学问无品德），简直是个名教罪人，国家害虫。如果不灭了他嚣张气焰，科甲的积弊就没法改了。”
在这个关系前途性命的时刻，杨名时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小心把前任总督高其倬密折奏请的内容写进题本里，李卫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雍正认为他本性粗心。杨名时这么做，雍正认为他是故意的，不尊重自己，立即下旨说杨名时对密折制度不满，故意泄露密折内容，这样的人实在是怙恶不悛，罪该万死。
后来，雍正派人去云南调查杨名时，名为调查，实为罗织罪名。杨名时也识时务，干脆什么都认了，唯独不认“巧诈居心”，这是杨名时的基本信念，诚实是他作为一个理学家的信仰。由于杨名时对这条罪状不接受，刑部便奏请将杨名时“斩监候”，雍正当然不会蠢到把他斩首，只好退让，他不认就算了，反正其他罪名也很多。
由于杨名时实属正义凛然的官员，在正义面前，权力的黑手有时也不得不退让。但雍正绝对不甘心退得狼狈，最后演变成胶着状态，让杨名时一直以戴罪之身待在云南。
公道自在人心，杨名时的案子无疑是个冤案，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即使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人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但大家心里自有一杆秤。乾隆在宫中念书时，曾经问恩师蔡世远，杨名时是个什么样的人。蔡世远直截了当地说：“这时代心里还存有尧舜君民之道的人，只有杨名时一个人而已。”
蔡世远是对乾隆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老师。乾隆曾回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奠定自己基础知识的福隆翰老师，另一个是引导他领悟儒学真谛的朱轼老师，还有就是让他精通理学学以致用的蔡世远老师。
乾隆即位之后，立即为杨名时平反，随后，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的冤案也纷纷得以昭雪。
谢济世是个御史，他获罪是因为参奏宠臣田文镜，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人，本来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的是，谢济世弹劾的内容跟李绂参奏的内容很相似，以至于雍正认为他们是有预谋有组织地攻击田文镜。那么，蔡珽又是怎么卷进来的呢？蔡珽是李绂的推荐人，雍正有理由怀疑蔡珽是谢济世和李绂的幕后主使。
雍正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不相信自己是错的，认为自己的判断力是准确的。雍正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便开始着手整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刑部通常都不是按法律办事，主要是按皇帝的意志办事。跟往常一样，刑部拟定对这几人斩立决，然后雍正照例没有批准，显示特别宽仁。
雍正甚至还解释为什么不杀他们，他说这件事背后必定有大奸大恶之人在指使，这个人的目的就是逼自己杀掉言官，然后落下千古骂名，雍正说：“我不上当。”最后，雍正将谢济世充军。既然雍正说有大奸大恶之人，那为什么不追查这个人呢？雍正的理由是，追究起来估计会株连一大片，所以见好就收。这个谎言技术水平太低了，所以官员姚三辰听到这个辩解时，露出不以为然的讥诮神色。不幸恰好被雍正看见了，雍正一怒之下将他革职，并说姚三辰和查嗣庭、汪景祺是一丘之貉。雍正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心怀鬼胎。
对李绂的处理则完全不同，雍正亲自在朝堂上审讯李绂，雍正喜欢吓唬人，声色俱厉地质问李绂，李绂却面不改色，相当淡定地说：“臣罪当诛，希望皇上早点正法，以警戒那些不忠的臣子。”听审的大臣们吓得面如土色，李绂却镇定自若，没有半句乞求哀怜的话语。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
刑部拟定了斩决，李绂在狱中却坦然如平常，在监狱里照旧每天读书，吃饱喝足，晚上睡觉也香甜。看守们看到这一幕，都说李绂是个“铁汉子”。最后，雍正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赦免他的死罪，为了表示惩罚，让他去修《八旗通志》，等于是解除他的权力。
刑部给蔡珽定了十八条罪，拟定为死刑，雍正改为徒刑待决。这一徒刑就徒刑到乾隆年间，这样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每年处决犯人的时候，都会把蔡珽也拉出去陪斩，蔡珽眼睁睁地看着犯人人头落地，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这种恐惧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折磨人。
乾隆上台后，杨名时、谢济世、李绂都得到提拔，只有蔡珽无罪释放，成为闲散游民，出来八年后，蔡珽郁闷而死。对蔡珽来说，出监狱不过是走进另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乾隆为何对蔡珽区别对待呢？蔡珽确实有贪污之实，这可能是乾隆没有起用他的真正原因。
新瓶旧酒
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
乾隆将王士俊的奏章分发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谈谈看法。但是，大臣们集体选择了沉默。为何？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没人能准确地预知乾隆对此事的态度。乾隆看大臣们不发话，只好自己表态，痛斥王士俊，说此人居心叵测，借口直言，实则是想搞政治投机。
乾隆表态后，朝臣马上活跃了起来。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参奏王士俊。巡抚傅德也参王士俊，说他丧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关押，拟定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将王士俊削职为民。
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了，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乾隆二年，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作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着》。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三章收十父亲遗留下来的摊子

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
边疆难题
雍正猝然离世，虽然给乾隆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局面，但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新皇帝，战争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乾隆也意识到这点，他对大臣说：“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对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问题是历朝历代执政者都关心的问题，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酋长制和中央集权的结合，有点民族自治的味道。土司相当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职位可以世袭，但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除了要缴纳规定的税收之外，还得听从号令，以便得到中央政府赐予的爵位和名号，有了这些，土司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土司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中央政府的剥削，还得承受土司的剥削，一般来说，土司的盘剥比中央政府更厉害。由于土司是封闭地区的小霸王，只要他们不作乱，中央政府一般不管制他们。贵州地方上的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时人记载，苛捐杂税是汉人的十倍以上。
不同土司之间，往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大打出手，结果导致这一带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发。在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缓和这些地方的矛盾，削弱土司权力，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治理。
雍正上台之后，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非常重视，曾派遣鄂尔泰、哈元生等将军前往西南，征剿并用。然后，雍正在这里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什么是改土归流政策呢？其实这是个简写的词语，全称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土司的特权，从而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从政治和经济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然，雍正的这个做法还能起到瓦解地方势力的作用，消弭帝国内不安定的因素。
你要拿掉土司的饭碗和权力，土司当然不会答应，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中央政权反抗，但是必要的挣扎还是会有的。雍正从不指望土司们会乖乖听话，所以他让鄂尔泰率领重兵，以武力推行这项政策。
武力终究还是管用的，任凭土司们再顽抗，终于抵挡不住鄂尔泰的大军，就这样鄂尔泰控制了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雍正高兴，封鄂尔泰为云南、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