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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实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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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睦叵怠！ �
姚莹被押往北京时，据《台湾通史》说，台湾“兵民汹汹罢市”。
问题是在于有没有进行炮击。处死俘虏是来自北京的命令，台湾没有责任。将士们确实开了炮，这是居民们亲眼看见的，所以大家不服，因此发生了罢市。对此事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姚莹并不想不加区别地把夷人全部杀死。同年十月，有二十五名英国平民在淡水洋面上漂流，他把这些人救起后，全部释放了。他的脑子里有着非战斗人员无罪的概念。
姚莹只在牢房里关了六天，出狱后又被起用。这实际上也证明他所说的进行了炮击是真实的，同时表明处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被捕时，好友张际亮表示“与公共患”，带病来到了北京。姚莹获释，他高兴过度，一杯接一杯地痛饮庆贺酒，最后烂醉而死。他的死说明他确实是人们所说的狂士。林则徐在新疆听到张际亮的死讯，曾作诗哀悼他。
前面多次提到的这些进步分子，虽然称之为反“维持现状”派，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还不能说是反“体制”派。其中可能有一、二人（龚自珍的可能性最大）具有民族主义的反体制——反满清——的思想。但是，如果真要推翻中国传统的礼教体制时，他们恐怕还会站在防守的一边的。
鸦片战争十年后，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当时还活着的宣南诗社系统的人们当中，并没有人投奔太平军。
十年后，重新被重用为云贵总督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去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途中，病死在广东的潮州城。据说他临终时，指着天大喊了三声“星斗南！”这是一个谜，弄不清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国人林德奈在其著作中说，林则徐先给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寄去一封劝降书，而洪秀全复信的内容十分激烈，林则徐受到了刺激，终于一病不起。
洪秀全的《答林则徐书》收录于太平天国文钞。其内容说：满人系异族而成为中原之主，恃强兵武力。……世界无终古不灭之帝政，独一无二之主权，惟恃势力。
上述书信可以猜想为两军对峙时所写，但林则徐死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十月十九日，太平军金田起义是十二月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此信如不是伪作，就是后来交战中部分“诏书”的误传。不过，林德奈既然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件事，那肯定民间确有这样的传说。
这封信否定了当时被人们视为神圣的“国朝”，认为它是异族武力的产物。那么，象林则徐这样的人物对此将作何反应呢？人们大概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传说。
林则徐是愤慨地大喝一声：“不逞之至！”还是击中了隐藏在他心底的那个“事势有难言者”，而感到震动呢？
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流言。但是，传播这个插曲的人们，大概还是期待着是后者吧。
从这个传说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觉醒的人们具有着象三棱镜那样屈折的复杂性。
时代本身也可以说就是三棱镜。
渔翁得利
最后想简单地谈一下美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一直采取“观望等待”的政策。这是因为波士顿等地的商人和船主要求这么做，而且美国驻英公使埃瓦涅德已从英国得到了保证：美国可以均沾战胜中国时所获得的成果。
美国仅以保护在华美侨及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的名义，命令劳伦斯·卡里提督率领东印度舰队，开赴广州。舰队于一八四二年四月到达广州，在中国沿海待了整一年。
在保护在华美国人方面，这支舰队确实是很积极的，但在所谓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方面，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不仅如此，实际情况是，星条旗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唯一的保护伞。卡里提督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可是，美国舰队把它来制止美国人违反中国的法律、从事鸦片贸易的所谓的目的，用中文到处散发，所以中国人对此很有好感。
正当英国人变为坏蛋、为非作歹的时候，美国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乖孩子。
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还在广州经常邀请清朝的大员到美国的军舰上参观。水师提督吴建勋在参观之后，美国人还赠送他一只小艇和一册美国地图。他把这件事还向北京作了报告，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对美国有了好感。
此外，美国人古列查还教过中国人制造火药和水雷。
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期间，曾令人翻译过外国人发行的报纸，热心地进行过研究。当时在《中国丛报》和《广州纪事报》等报纸上，主张反对鸦片贸易的主要是美国籍的传教士。义律带领全部英国人撤出广州时，美国人并没有同他们统一行动，而是留在广州不走。由于这些事情，林则徐对美国明显地抱有好感，在虎门销毁鸦片时，还把美国商人金谷等请到现场观看。
美国虽然这样把自己装成是好孩子，但它所获得的成果（所谓望厦条约），几乎同英国用军舰、大炮所获得的成果一样。
林则徐最初注意到英美之间似乎有矛盾，认真地考虑过“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说，英国获得的成果越大，对自己国家带来的利益也越多，所以在内心里当然是希望战争扩大和中国彻底屈服。“以夷制夷”的古典策略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可取得成功的。
不过，由于当时美国做出的这种姿态，中国确实弥漫着亲美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
附录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举兵起义这两大历史事件的起始年代，分别为一八四○年和一八五○年①，按阳历来算，恰好是整数，很容易记住。按清朝的年号来说，前者是道光二十年，后者是道光三十年，也是整数。
按日本的年号来说，鸦片战争是发生在天保十一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被捕的所谓“蛮社之狱”②，是发生在这一年的前一年。而太平天国举兵是在嘉永三年。高野长英因监狱起火，暂时获释，以后没有回狱，在外隐藏了五年之久，而在这一年的十月，被幕府官吏包围，自杀而死。顺便说一句，人们所熟悉的国定忠治③也是在这一年被处以磔刑。
① “太平天国举兵起义”（金田起义），通常公认为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
初十，即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编者注
② 指一八三九年德川幕府镇压渡边华山（一七九三至一八四一年）、高野
长英（一八○四至一八五○年）等当时进步学者的事件。———译者注
③国定忠治（一八一○至一八五○年），幕府末期的大使，后詖处磔刑，日
本古典戏曲中常出现这个人物———泽者注
现在流行所谓“鸽派”、“鹰派”的分类法，但这和所谓的灵活、强硬或现实、非现实的分类法并不完全一致。有可能用蛮干的办法来强制推行灵活路线，强硬路线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最现实的的。
简单地分类是不行的，所以当代流行的文化人类学也在分类的问题上极其热心。
分了类，确实明了易懂。对简单得象一张白纸一样的人来说，用划为类型的方法似乎特别有效。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这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加以分类，感到并不是那么困难。极端地说，可以把所有的人物分为维持现状派和变革现状派这两大派，或者，起码可以用其中某种倾向强一些这种分类方法来解决。
可是，在十年后开始的太平天国的时代，要想把这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分类就不那么容易了，十年之间人变得复杂了。使他们变成那么复杂的人，恐怕还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鸦片战争是近代的“开始”，太平天国已经深深地“泡”在近代之中，这是明显的事实。
入口是容易看清楚的。可是，走进入口，里面还是迷途。鸦片战争之所以容易理解，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从任何地方都容易看清楚的入口。
写小说的时候，鸦片战争是容易处理的，太平天国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的小说《鸦片战争》写完已将近十年了，而下面的《太平天国》*还未能动笔。这似乎是为我自己的工作辩解，但是一八四○年至一八五○年的十年期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面貌大变的岁月。如果不能很好地瞅准和理解这十年，《太平天国》一行也写不了的。
*作者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已于1982年在日本出版。——译者注
鸦片战争时的有识之士，内心里都有一种漠然的悲哀感。
这是一种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
是一种社会将越来越糟的“感觉”。
诗人龚自珍说：“无福见乾隆之春。”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期（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被人们认为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对龚自珍所属的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小民沐浴圣泽”的时代。
其实长达六十年的乾隆皇帝的统治，到其后半期，纲纪相当紊乱，已经很难说是“盛世”。即使被人们称为“明君”的皇帝，一旦上了年纪也是不行的。即使在全盛时期，一般也都干了一些相当力不胜任的事情。大规模的外征，也许可以显扬国威，但其后遗症将会遗留后世。
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半个世纪，清朝无疑地已走上了下坡路。慧眼之士对这一点是了解的，所以才产生了悲哀感。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
不清楚地了解其原因，就会感到茫然不解。
欧洲产业革命的余波，当时正涌向亚洲，列强正在推行其世界经略。由于鸦片走私而造成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又带来重税赋和生活苦。这一切都是“外来的力量”造成的——后世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个图式，他们一定在深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个人在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外来的力量”的时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掺杂过多分外的东西，所以容易理解。
可是，一旦理解了“外来的力量”，这个人就好象戴上了一副三棱镜，变得复杂起来了。附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人就使我们感到不好理解了。
在此以前，所谓外来的力量，中国只认为是从长城外边闯进来的野蛮的武力。谁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有另一种文明，而且这种文明会压迫中国。知道和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在战争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以前的林则徐容易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就不好理解了。
当然，变得不好理解以后的林则徐，由于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所以他的不好理解的一面没有暴露出来。
鸦片战争以前的林则徐是希望改革现状的阵营里的人。
前面提到的“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也可以更简单一点说是“衰世感”。这样下去就会渐渐地向下滑，如不立即刹车，马上就会掉进无底深渊。这样忧虑的人们，是希望对这个不妙的现状一定要加以改革的。
另一方面，也有的人极其害怕改变现状。
这些人目前都生活得很不错，他们希望目前的状态永
远持续下去。不消说，在统治阶级的满族人中，有许多这样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虽是少数派，但统治着全中国，任何微小的变革，他们都会认为对自己不利。走钢索的人连一点点微风都会感到害怕，他们正处在会不会从空中的钢索上掉下来的危急关头，当然不会有什么衰世感之类的多余的担心。
对待世道在走下坡路这一现象，有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差别。
林则徐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高级官僚，他充分具有充当改革派首领的资质。
在他当江苏省巡抚（省长）时，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商船曾违反禁令，开进上海港。这是林则徐同外国打交道的开始。当时，阿美士德号很快就离开了上海，没有引起麻烦。
接着是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州去查禁鸦片。他作为一个责任感很强的领导人，这时当然努力研究了外国的情况。他收集了许多文献。在当地跟英国人接触的过程中，切身感觉到并逐渐理解了“外来的力量”。
林则徐对外国的理解当然是有限的。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既有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部分，也有他理解错误的地方。但仅就“当时”这个限度来说，应该说他的理解程度还是相当深的。
对外国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反而采取强硬政策，这决不是矛盾的。胜败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是要向外国人
表明中国有着强烈的抵抗精神。
跟外国打仗，必然会极大地改变现状。所以维持现状派拼命地策划停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北京的宫廷、尤其是职位最高的大臣——满族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狂热的维持现状派，他对林则徐的对英强硬政策感到胆颤心惊。
在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期间，林则徐被解除了职务，理由是：“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了严重的事态……”
林则徐被贬职，不，是流放。
流放地是新疆的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二月决定流放伊犁，三月到洛阳，四月到西安，在这里得病。病愈之后，七月从西安出发，十一月才到达了目的地。这一年林则徐五十八岁。
整整三年之后，才获赦，被任命为陕甘总督。
在新疆滞留期间，林则徐的注意力仍在对外问题上。
到达伊犁的第二年，他写了《俄罗斯国纪要》一书。
据《国朝先正事略》说，担心西洋侵略的后辈，向林则徐乞教对策，他回答说：“西洋（指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国来说，最终之患，毋宁说是俄罗斯。我已年老，但你们会亲眼看到的。”
这是否是先见之明，姑且不说，但这些话证明了林则徐仍然没有失去在对外问题上的热情和关心。
夹在两次战争当中的十年，林则徐前五年是在贬谪与流放的生活中度过的，后五年是在复职当地方长官中度过的。
这样看来，似乎是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其实这整个十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广义上说，他都在从事对外关系的工作。
他流放的地点是新疆，现在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想象其大部分居民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是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土耳其族人种。这里是中国的领域，但应当按照对外关系来考虑这里的从政治到生活的一切问题。
林则徐复职担任陕甘总督后的第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一完，立即调任，所以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工作），是“办理番案”。
番同蕃，案是案件的意思。就是说，给予他的任务是解决有关蕃人的案件。这个地区的所谓蕃人，是拥有骑兵的蒙古族，也包括少数土耳其族的游牧民。他们杀死当地的官吏，大肆掠夺。
林则徐在这里铸造了大炮，平定了蕃人的叛乱。他使用近代武器，把这些以弓箭作为主要武器的家伙镇压了下去。在广东挨了英国人的打，在这里他运用英国人的打法，反过来去对付这些沙漠里的“豺狼”。
这是一次小小的内战，但对象是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就这一点来说，恐怕还应该看作是“准”对外问题。
对于善后处理，林则徐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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