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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书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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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书简
作者：＇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完结】
译者：高师宁
何光沪校
作者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又译迪特里希·潘霍华）
Bonhoeffer，Dietrich
（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
德国信义宗牧师、基督教神学家。青年时在杜宾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积极从事普世主义和德
国教会的反纳粹活动。
朋霍费尔思想的核心在于认为人类已经成熟，在现在世俗的时代不再需要假定一个神灵来解释世上发生的事，基督教信仰
必须用一种非宗教的或世俗的方式来传达，基督徒应效法基督为他人生活。其神学思想成为当代世俗神学（或称上帝之死派神
学）的理论渊源。著有《基督教伦理学》以及由在狱中日记书信汇集而成的《狱中书简》（德文名《抗拒还是服从》）。
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宗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希
特勒上台后，德国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当帝国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时，朋霍费尔提出了
抗议。希特勒干预教会选举，把反犹政策强加给教会时，他和上千名牧师一道签名，宣称“顺从神不顺从人”。他辞去了牧师
职位，发表演讲说，“教会没有权利将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但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
外”。朋霍费尔相信真正的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他甚至如此宣称，“只
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因同伴计划刺杀希特勒失败，潘霍华在1943年3月被捕，1943年4月5日囚于柏林之提格监狱。同时他的二姊（Christine，后
来活到一九六五年）和二姐夫杜南毅也被捕。他们都被控告阴谋叛变。来年七月二十日，舒道芬堡伯爵谋刺希特勒失败，反抗运
动的组织曝光。十月初，潘霍华和朋友原本计划越狱，但旋即放弃，因为在十月四日哥哥克劳斯和大姐夫施来舍等人也遭逮捕
，潘霍华不想因越狱再连累家人。十月八日，潘霍华被移到高度设防的阿布雷希王子街监狱。
在狱中度过18个月，并于二次大战结束前一个月，1945年4月9日的清晨，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以叛国罪在福洛
森堡（Flossenburg）集中营被杀害（绞刑），时年三十九岁。姐夫杜南毅同一日在沙身豪新受死。四月二十三日，克劳斯和施来舍
也在柏林被处死。
临终之前，他托人带口信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端。”
1906年 二月四日出生于德国布勒斯卢，家中共有八位兄妹，排名第六。
1912年 父亲任职之故举家迁至柏林。
1918年 二哥战死沙场，留下的圣经由朋霍费尔收藏终身没有离开。
1921年 参加坚信礼课程。
1923年～1924年 就读杜宾根大学。
1924年～1927年 在柏林大学完成论文《圣徒相通》。
1927年～1928年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得与教会服事。
1928年～1929年 完成论文《行动与存有》。
1930年～1931年 与巴特及普世教会运动建立密切关系。
1933年 发表演说（教会与民族世界）与讲义集《基督论》
1935年 返回柏林，主理设在芬根瓦得的一个“非法”的传道人训练学院。在当时他也致力于使教会认同此训练学院，并
与国家教会切断关系。
1936年 在柏林大学发表演说，主题为登山宝训，而后被集结成《追随基督》一书。
1938年 最后一次参加普世会议。同年九月，传道人训练学院被迫关闭，发表《团契生活》一书。
1939年 因战争一触即发飞往美国获得居留权，后又自觉回到德国。
1942年 在瑞典会见英国贝尔主教，并赢得支持，同年发表《伦理学》。
1943年 订婚，同年四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完成《反抗与投降》。他在狱中的信札、祷文、诗歌及杂感被集结成《狱中书
简》。
1945年 4月9日于浮洛生堡集中营被秘密处以绞刑。
编者前言
中译本序（何光沪）
一 十年之后
二 给父母的信
三 来自单人牢房的婚礼讲道辞
四 给父母的信
五 给一位朋友的信，诗歌、杂感断简
六 来自阿尔伯特街的生命征象
附录
德国教会的良知─潘霍华
恩典的代价——近代殉道者潘霍华的言
潘霍华
编者前言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柏林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家；家族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
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曾是皇帝的御前牧师。在符腾堡的施瓦比施…霍尔地方，教会中存有一些古老的墓碑
，上面便镌有朋霍费尔这个姓氏。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很著名的教会史教授，曾在一所城
堡里被囚禁过，因为热心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
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 他于1906年2月4日生于布列斯劳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长大的。他小
时候住在柏林的格林瓦德（ 绿色森林 ），玩伴中有著名的神学家阿道夫·冯·哈那克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德布鲁克的子
女。1924年夏天，他开始了在柏林大学的学业，1927年他以一篇关于圣餐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尽管哈那克、
泽贝克和李茨曼等柏林大学最有影响的老师十分器重这位炉火纯青的青年神学家，他还是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他从未听过其讲课
的卡尔·巴特的影响。① 这种影响清楚地表现在他后来的大学论文Akt and Sein（《 行动与存在 》）之中，在这篇论文里，
他明确指出了辩证神学 ① 对于哲学史和神学史的重要意义。
他在巴塞罗那做过短时期的牧师（ 1928—1929年 ），又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过一年（ 1930年 ），然后开始任教于柏
林大学。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在柏林大学教书，直到1936年国社党当局最后禁止他授课为止。在这些年间，最重要的
一次中断出现在1933—1935年，那段时期他承担了圣保罗和伦敦西顿汉地区德国会众的工作。他采取这一步骤的缘由，是要对
德国教会中初露端倪的所谓“日耳曼基督徒”倾向②提出明确的抗议。从这个时候起，他便成了为西方的普世教会评断德国此
后发生的那些事件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正当他与C。F。安德鲁斯进行接触，准备去拜访甘地的时候，他收到德国宣信教会 ③ 的一项请求，要他回国去领导一所在
波麦拉尼亚设立的培养青年教士的临时神学院。在履行这项职务期间，朋霍费尔的神学影响和人格影响达到了顶峰。在这所神
学院，他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对在教会斗争中进行妥协。在这里，他还写了《 作门徒的代价 》（ 1937年 ）以及《 团契生活
》（1938年 ），这两部著作不久便使他的名字和思想广为人知。
正当他在《 作门徒的代价 》中对“廉价恩典”所作的激烈攻击引起的讨论还在进行之际，种种完全不同的事态发展开始
改变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整个方向。通过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他得以略微窥知围绕冯·弗里奇将军出现的危机，以及与
贝克将军有关的推翻纳粹政府的计划。在此之前，由于受到在英美的经历的影响，朋霍费尔一直非常接近于绝对和平主义——
一种那时在德国还鲜为人知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开始发现，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逃避，尤其是假如他由此受到诱惑，从而
脱离同抵抗运动的那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日益增加的接触的话，就更是如此。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逃路，可借以躲
进某种忠顺的境界。1939年，他在美国讲学旅行时，他的美国朋友们从各方面极力劝他留在美国，在那里搞一些适合于他的普
世主义思想、适合于他对外国教会生活的善意关切的工作，但他却决定返回德国，回到那显然正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去。于是他
搭上战争爆发前夕返回德国的最后几艘船中的一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待在此地。……我们念及自己的德
国弟兄的那次简短的祈祷，几乎使我不能自持。……如果说事态正变得更不肯定，我则是肯定要返回德国。……在战争情况下
，我不要留在美国……”最后他写道：“自从上船以后，我内心里就前途问题进行的斗争就消失了。”
于是，他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即忙于宣信教会的各种任务、各处视察，忙于他的《 伦理学 》一书的繁重工作（ 这部
书没有完成，最后于1949年在他死后出版 ）；此外还有抵抗运动的种种任务，包括所需的多次旅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艰
难而又令人感动的，是1942年访问斯德哥尔摩，以便同奇切斯特主教进行会谈。一方面，他要在盖世太保设置的种种障碍——
禁止他授课、写作、发表任何演说，禁止他待在柏林——之下，做好自己的教会工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人悄悄地给他提供各
种各样的护照以及一位特殊信使所需的种种文件。于是，他在内心里树立起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信心。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4月
，一个晴朗的星期一，我们听说汉斯·冯·多纳尼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了，然后我们听到摩托车停在朋霍费尔的门前。我们尽
量按照对这次预期中的来访的准备收拾好房间：把文件收藏妥当，只把一些可以提供虚假情报和不重要情报的文件放到桌上，
果然，朋霍费尔被捕了。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被监禁的头十八个月，是在柏林的特格尔监狱军事部度过的。那是从1943年4月5日到1944年10月8日
。在经过许多次的推诿之后，他终于得到许可给父母写信。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从他给父母的书信中选出来的。这些信都必
须经过监狱的审查，特别是要由负责司法检察的罗伊德博士读过。这种环境自然影响了书信的内容。然而更加明显的是，朋霍
费尔特别关切要减轻他的家人的焦虑。
但是，在六个月之内，朋霍费尔已在看守和护士当中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以致他可以开始扩大自己的通信范围了，有
时是用书信，有时则用一些纸片断简。通信的对象包括许多朋友，其中也有编者本人。为了安全的缘故，当时不能不遵守某些
规则。所以，关于某些处于危险地位的人，关于抵抗运动的进展，关于对他的案子的调查等方面的情况交流，都只得使用暗号
进行。不过通信还是一直进行着，未被阻断，直到7月20日① 以后采取紧急措施，以及1944年9月卓森文件（ 与同卡纳利斯、
奥斯特、汉斯·冯·多纳尼等人有联系的抵抗运动成员有关的材料、日记和别的一些可据以控告的证据 ）被发现为止。结果，
朋霍费尔被盖世太保转移到阿尔伯特亲王街，进行严密监禁。十分不幸的是，这次转移以及编者本人在1944年10月的被捕，使
得他在特格尔的最后几个月写的书信为了安全的缘故而不得不销毁了。较早时候写的所有书信，当时已经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休
养地。这些信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些信里，朋霍费尔随便地谈到了他的体验、思想和情感，尚未受到陌生人监视着
的眼睛的干扰。
在他给我的信里，他附寄了一些他写的作品，其中有祈祷词、诗歌和沉思录。
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够重现一幅单人囚室里的生活的图景，过着这种生活的，是一个非同寻常而又敏感的人。在这里，我们
能够看到一种个人生活的隐秘细节，这种生活已惊人地融汇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与之融为一体，一个由多思的头
脑和敏感的心灵造成的统一体。这整个的图景，在1944年7月21日的短信和“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中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总结
，这篇东西写于“7·20”密谋失败的消息之后，那时候，朋霍费尔开始相信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密谋的失败对朋霍费尔是
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他在面对这一打击时，心里怀着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更新的献身精神，怀着承担一切后果和附加的痛苦
的坚定决心。将来，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二个献身行动如何为第一个行动作了辩护，并证明了它是一笔不朽的遗产。
人们可能还不曾使用这笔遗产，但却决不会失去它。
在阿尔伯特亲王街，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被大大减少了。信息或生活必需品的接收和发送，完全由那些政委任意决定。有一
天，迪特里希的家人发现他突然失踪了。盖世太保绝对拒绝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下落的信息。那是在二月间。直到1945年夏天，
即在德国崩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了他的遭遇。他先是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然后又转移到索恩贝格，最后被送到了弗
洛森布格。现在，他在最后时日的处境已渐渐清楚了。在狱中书信之前有一篇题为“十年之后”的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42—
1943年之交，并被送给几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那时候他已得到一些警告，主要是汉斯·冯·多纳尼的警告，说帝国中央安全
局正在搜集对朋霍费尔不利的证据，有意要逮捕他。这零篇断简式的文章被藏在屋顶的梁椽之间，在那里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和
敌军的炸弹。它是那时候我们据以生活并（如果需要的话）承受苦难的那种精神的见证。
朋霍费尔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一起度过的。这些囚徒中有一位英国军官，名叫佩恩·白斯特。白斯
特在《 文洛事变 》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
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
人之一，对他来说，上帝是实实在在的，是近在身边的。”① 下边又写道：“第二天，星期天，1945年4月8日，朋霍费尔牧师
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礼拜仪式，他对我们讲话时的那种神情，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他找到了最恰当的词汇，表达了我们
在囚禁中的精神，及其所带来的想法和决心。他刚刚做完最后的祈祷，门就开了，两个面带凶相身着便服的人走进来说：‘囚
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囚徒来说已经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了——绞刑架。
“我们都去向他道别。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就是终点。然而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然后，他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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