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书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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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只是挂名的教徒，却使他受到了传统基督化家庭的价值熏陶。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关心别人的需要，具有严谨的思考，

人格的完整，自我的控制，并且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家庭很早就反对希特勒。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家庭中许多

人卷入反抗的活动。



　　　　　　　　　　　　　　　　　　　　　　　　　　　　　　　　　　　　　　　　三、大学的日子


“上帝为你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而装备你。在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刻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这时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信赖上

帝，其余的一切都是徒然。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1938年4月的讲词


潘霍华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二十一岁（1927年）就在柏林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新启示神学之父巴特，曾称赞他的博士论文

说；“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奇迹。”他在神学上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有人说，如果他能活得较长的话，他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

叶执牛耳的大神学家。


毕业后他没有马上进入教职。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实习工场上从事牧会和见习的工作。他去过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尤其

对美国黑人教会的热心推动民权和社会公义，有亲身的体会。当时他也跟法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所来往。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他对

教会的社会责任的看法。这种心态正好与他本国教会日增的国家主义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样的，今天许多美国的基督教会把“

美国式的生活”与“基督徒的价值”混为一谈，把爱国与爱神混为一谈。于是在爱国的大旗下，人们很容易会不经严谨思考而

忽略了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潘氏能独排众议分辨是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力挽狂澜


“除非我们迈出一个清楚而坚决的步子，否则神的呼召会在空气中消失。人如果认为他不需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就可以跟随耶

稣，那是欺人之谈。虽然彼得无法达到自我的改变，但他可以放下他一生仰赖的渔网。”
　
——《作门徒的代价》（1937年）


潘氏在1931年回到柏林大学，作了系统神学的讲师。当他的声望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是希特勒日渐得势的日子。1933年1月，希

特勒成为德国的首相。三个月之内，他废除了德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了德国的专制统制者。同年4月7日，希特勒强行通过了《

恢复公民服务法》。这是第一个反犹太人的立法。其中的「阿瑞安条款」（Aryan　Clause）规定：任何犹太人不可以在政府、

学校和教会任职。同月，潘氏在一次对教牧的演讲中对这种种族迫害提出批评，题目是《教会与犹太人问题》。这是在历史上

教会第一次对纳粹的反犹活动提出指责。他认为：教会有义务在政府滥用权力时提出挑战。一些牧者在中途愤而退出会场。他

们认为潘氏的立场太过政治化，太亲犹，太偏激。在这段期间，他为德国的罪孽而忧伤，也为教会的附和纳粹而痛心。这是一

面真实的镜子。在战时的德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位反纳粹的德国人。在战后，你几乎也找不到一位德国人承认他是同情纳粹的

，有几个人在强权下能有道德勇气？试看主流教会在欧洲的式微，经过两次的大战，它们已不是基督的见证，它们也失去了从

上帝来的权柄。这是其来有自的。反观我们，什么又是我们今天道德勇气的表现呢？


虽然他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在伦敦的德人区牧会（1933…35年），潘霍华仍成为当时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主要发言

人。忏悔教会在后来被分化前一直是反对纳粹的教会主力。他在1935年设立了一个神学院，力行认罪、祈祷和门徒实际生活的

操练。他的领导和他创新的作法，在当时具有非常的贡献（参考他1939年的著作《共同生活》）。这段时间他也写了他最有名

的著作《作门徒的代价》，书中他抨击教会贩卖廉价的恩典。


在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纳粹政权组织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打破玻璃之夜」。这是一个暴力、恐布之夜。它破坏了所有犹太人

的产业和组织。潘霍华为教会出奇的缄默而失望，由于德国完全陷入纳粹的摆布，他的朋友开始担心他的安全，许多人劝他离

开德国，他于1939年6月乘船来美。他自己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不安，只停留了两周就不顾一切返程回国。这时已是大战的前夕

了，他写信给一位神学家朋友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解释说：“我来美国是一项错误。国难当前，我必须与德国的基督

徒同进退。否则在战后我没有资格去参与对德国基督教的重建。”这是他道德勇气、门徒精神和爱国心的至高表现。这是他不

计代价的信心表现。



　　　　　　　　　　　　　　　　　　　　　　　　　　　　　　　　　　　　　　　五、参与推翻纳粹的行动


“不要畏首畏尾，要勇敢作你认为是对的事。自由不是从思考而来，乃是由行动显明。不要害怕，只管走向风暴，信靠上帝，

顺从的命令。这样你的心灵就会拥有自由和狂喜。”

——摘自《自由之路上的歇脚站》


1938年他的姊夫引介他参加了一个推翻希特勒的反抗组织。他从1939年回国之后，就在「军事情报部」的掩护下继续从事反抗

活动。


为什么一个热诚的基督徒领袖竟会参与一项谋杀活动呢？这是叫许多人不解的问题。基督徒应该促进社会公义吗？当然是。基

督徒应当参与政治运动吗？这是个人的抉择。基督徒若相信堕胎是罪恶的，可以枪杀堕胎医生吗？在我们推演太远以前，让我

们研究一下当时的情势。当时德国的情形已经变得非常恶劣，已没有什么选择真可以算得上是“好”的，或是“无罪”的了。

在这样一个混浊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选择一事不做，安心等待局势的改变，或者我们可以像潘氏在他《道德》（Ethics）一

书中所说的：“在两坏相权中选取一个较好的。”以他为例，他选取刺杀希特勒，而不愿对“集体谋杀”与“战争”作壁上观

。显然，潘氏在战时纳粹统治下的选择，是无法与民主制度下的暴力行动相提并论的。


1942年5月，他潜行到瑞典。经过友人美国大主教贝尔（George　K。A。　Bell　；　Bishop　of　Chichester）的拉线转告美国政府：

反抗者愿意和平谈判。可惜因盟军坚持无条件投降而作罢。潘霍华在1943年4月5日被逮捕，关在柏林。后来刺杀希特勒的爆炸

失败（1944年7月20日），新发现的文件直接将他与阴谋者连上线。这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审查和后来的死刑。




　　　　　　　　　　　　　　　　　　　　　　　　　　　　　　　　　　　　　　　　　　　六、在狱中年日


“你决不可以为我是不快乐的。什么是快乐？快乐与外在的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在于一个人内心的变化。我每天都为拥有

奶而感激，这给我带来了快乐。”

——写给未婚妻马利亚，1944年12月，最后的一封信。


在狱中到底潘霍华关心的是什么？一个人究竟对自己对上帝有没有内心的平安，在这里就可以真正看出来了。在狱中，他受到

看守他的人们极大的尊敬。有些人甚至替他偷运他的文稿和诗稿。每一次当他在户外活动后回到狱室时，狱卒总是先向他致歉

才把牢门锁上。


他挂心的是得到许可，以便能安慰、鼓励他的狱友们。他安慰焦虑和沮丧人的能力令人吃惊。他的话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尤其是如此。有些人也因为他的解救而脱离死亡。犯人们更是对他的镇定和自制万分佩服。在柏林遭

受大轰炸的那些日子里，恐布的爆炸声混合着犯人的喊叫声，他们在极端恐惧中用力敲打着监房的门，企求狱方能够把他们转

移到防空洞里。潘霍华往往像巨人一般，在这种混乱里，竟是肃然不动。


在人前他或许像个巨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却像是一个婴孩。像你我一样，他内心充满了挣扎。有一天他写了一首美丽的诗

，描写他的心怀：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站在狱室中

安详、欢欣、坚定，

像一个乡绅站在他的华厦里。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总是和我的看守者交谈

如此的自由、友善和清晰，

好像他们是由我来调度的。


我是谁？他们也对我说：

我虽承受了不幸的日子

但总是稳定，微笑，傲然，

好像是一位常胜的将军。

我真像他们所说的吗？


或者我是那位我所认识的人？

没有安息、期待又带病，好似一苹笼中的鸟

儿，挣扎着呼吸，无法摆脱一双扼住我喉咙的手，

渴望着色彩、花朵和鸟鸣，

盼望着温馨的话语和友善的邻舍，

期待着将临的大事，局促不安，

念着远方朋友的安危，无力抖擞，

挂心而空洞地祈求着，思考着，算计着，

虚弱乏力，已经要跟这一切说再见了。


我是谁？是这个还是那个？


我今天是一种人，明天又变成另一种人？

我可是个两面人？是人前的伪君子，

是己前可厌的懦弱小虫？

或许我内心好像一个久战的军队，

在已胜利的沙场上却四散逃窜？

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向我嘲笑，


无论我是谁，上帝呵，你知道，我是属于你的。


潘霍华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上帝、对德国和对监禁他的人都是非常的诚恳。他公开承认，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纳粹的敌人

。在1944年10月，他的朋友曾计划劫狱，但是却被他婉拒，因为他不愿连累他人。


1945年7月27日，贝尔大主教在伦敦三一教堂为潘氏主持追思礼拜，与会的人都有一个深深的感触。当潘霍华死在黑衫党的手里

时，这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感到上帝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亲自出手干预。祂牺牲了他最忠实最勇敢的儿子，为

的是要用他的生命作为重整欧洲文明的精神动力。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新约哥林多后书4∶18。）








　　　　　　　　　　　　　　　　　　　　　　　　　　　　　　　　　　　　　　　　　　　　　　　　　　　七、结语

“廉价的恩典是市上卖的粗货……是不用代价的恩典。这些人以为价钱已经预付了。既然已经付了，所以一切的好处都是免费
的。”


“廉价的恩典是传讲不需悔改的赦免，谈施洗而不谈管教……廉价的恩典是不用作门徒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

耶稣基督的恩典。”


“昂贵的恩典是必须一再去寻求的福音，是必须祈求才得著的礼物……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要求我们跟随；但它是恩

典，因所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需要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它是恩典，因为它赋予人真实的生命。它是昂贵

的，因它将罪行定了罪；但它是恩典，因为它挽回了罪人。最要紧的，它是昂贵的，因为是上帝用祂儿子的生命买来的。”


“昂贵的恩典是上帝的圣所；我们必须保护它不受世界的污染，不随便丢给狗吃。”

——摘自《作门徒的代价》


影响潘霍华一生言行的原动力，那支持他忍受折磨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心与热爱。从这里，他找到了内心的平安

和快乐。这个动力也帮助他分辨轻重、贵贱。这样安身立命的心境帮助他忍耐、保持一致、有目标、爱受苦的人类、爱真理、

讲公正、羡慕良善。他所追求的公正、善良、真理和诚实的本身并不是他终极的目的。照潘氏的说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

尊重上帝。我们接受上帝是真理、公正、诚实和善良的源头。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深邃的依附感。这是潘霍华生活的原动力。我

们尽可以争论他的抉择，我们却无法非议他作抉择的动机。在这样一个随波逐流的世代，我们更要佩服他的担当，和他的道德

勇气。潘霍华的形象将永留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理想”，他的“信念”是我们的灵感，也是我们的榜样。这在二次大战结束

五十周年纪念的今天，其意义是特别深厚的。

　
本文参考∶

《作门徒的代价》（1937；，潘霍华）

《大英百科全书》有关潘氏及主流教会的消长资料。

《今日基督教》杂志，1995年4月的纪念文回忆录》by　G。　Leibhole

作者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数学博士，现于加州北部Hewlett…Packard　Laboratories做电脑系统研究。

注：本文写于1996年。











　　　　　　　　　　　　　　　　　　　　　　　　　　　　　　　　　　　　　　　　　　　　　　　　潘霍华　　　

　　　　　　　　　　　　　　　　　　　　　　　　　　　　　　　　　　　　　　　　　　　　　　　（周学信）



潘霍华不像巴特、卜仁纳、布特曼等神学家在生前即受到外界的注意。在他短暂的卅九年生涯中，充满了许多的忧患及迫害

。三十岁时，潘氏失去了他的教职；卅四岁起被禁止公开证道；卅五岁，文章不得出版问世；卅七岁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得会

见访客。最后，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潘氏受绞刑处死。其实，这一连串的迫害没有令潘氏退缩害怕，反倒使他对真理更

加执著坚定。死亡也不能淹没他的声音，如今人们聆听潘氏的声音，试图从他一留下来的著作里认识耶稣基督。贝特格

Eberhard　Bethge这位潘霍华的学生、朋友兼遗嘱执行人，在他为潘氏所写的巨著《潘霍华：有异象及勇气的人》Dietrich　

Bonhoeffer：　Man　of　Vision；　Man　of　Courage（注一）里面，贝特格将潘氏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成为神学家、发现神的话以及

反抗希特勒。下面我们就用这三个阶段来检视潘霍华的著作。



　　　　　　　　　　　　　　　　　　　　　　　　　　　　　　　　　　　　　　　第一阶段：成为神学家


潘霍华在他廿一岁时完成了博士论文《圣徒相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这篇论文写作简洁、富有深度但不易阅

读。卡尔巴特曾称赞潘氏这篇论文为一项「神学上的奇迹」。


《圣徒相通》的副题是「系统地检视教会的社会学」，潘霍华在其中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深入探讨教会的社会结构。潘氏

说：「基督以一个群体存在人世中」。他认为人们可以真实地用人际关系来思考神的启示，而启示就存在人与人的团契相交里

面。所以，启示不再是形而上学所称的上帝的哲学概念，乃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基督里、在教会中与人们真实的相遇。这就是「

基督以一个群体教会存在人世中」之后，潘霍华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德国人中间牧会一年，一九三一年他写下《行动与存

有》Act　and　Being，并以此论文赢得大学教师资格》在这篇文章里，潘氏试图说明基督徒如何用两种对立的哲学观来明白

神的启示。他尝试连结近代神学里两个对立的思想：一个是超越主义，强调「行动」；一个是本体论，强调「存有」。潘霍华

试图在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里来澄清，究竟我们应当用「行动」或「存有」来解释神的启示。



这个问题彷佛就像康德的超越主义和海德格的本体论之间的冲突一般，冲突里包含了如何定位「神的存有」以及用理性来

了解「神的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