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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夜晚-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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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没有阻拦。第二天早上，我爸和我一起走上送报路线。天气冷得刺骨，皮靴踩上雪地发出吱吱声。空气如此清新，以至于可听见三个街区以外汽车启动的声音。我能肯定如有坏人跟踪我，我能听见他的动静。况且还有爸爸陪伴我，其他所有的报童也拥有我这份轻松。但是每天早上起床时，我都要祈祷老天不要下雪，往往是夜间下雪早上又停了。每当从自己家眺望街灯照耀下的街对面，看到那边的房子显得十分清晰，我便感到有人拿走了捆住我胸膛的绳索。
于是我们继续像往常那样，清晨５点半起床去送报纸。有一次我爸爸患上流感，我妈便陪我同行。你可看到她多么紧张不安，比我预料更甚。你能看到我们急匆匆地分送报纸，不断地回头张望。
卡里根先生像过去那样对她妻子嚎叫，布兰查德先生为他妻子哭泣，而兰先生喝着啤酒，打开房门取他的报纸，把我吓了一跳——几乎让我尿湿了裤子，不是开玩笑。他问我是否进他屋里去暖和一下，但是我边朝后退边对他说：“不，兰先生，不，谢谢你。”一面举起双手，摇着脑袋。我已忘记背后他家的台阶。我敢打赌若他早将台阶上的积雪铲去，我肯定比现在更早跌断手臂。然而积雪使地面松软，当我沿台阶翻滚到下面时，摔在一堆雪上。他跑过来想扶我，但我蹦起来拔腿就逃。
上星期天我醒来时，还没往外看，便从狂风呼啸声中得知天在下雪。我感到心脏缩小，自己几乎不能行动。我尝到胃里泛酸涌到嘴里的口水。根本看不清街对面的房子。大雪纷飞，又密又猛，我甚至看不见前院里的那棵枫树。虽然睡在床上，但我如同在室外似的打着寒战，寒风穿透了我的睡衣。
我不愿出门，不过我知道那样会成为妈妈要我歇工的理由。因此我强迫自己采取行动。我麻利地穿好衣服——长内衣内裤，还有别的保暖衣裳。然后穿上那件已显小的外衣——几乎穿不下了，套上那双连指手套及滑雪面罩。这次可不是爸或妈陪我，而是他们两人一起陪我去，但我敢说他们和我一样心存恐惧。
就我们所知，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送完报纸回到家，双颊都冻得通红。我们喝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巧克力饮料，然后上床睡觉。当我们醒来后，爸爸打开收音机。我们又听到一条消息：就在克罗维尔镇这里，又有一名报童失踪。又是一件同样“模式”的案子。三名报童下落不明，其中两个是本镇的，而且三人均在下雪天出事。
暴风雪还在延续，所以这次无论对警方还是邻居而言，更无从着手追踪寻源。有几个人出外帮助寻找，结果不得不住进医院，其原因是严寒天气导致冻伤。失踪的两个小孩均不在我们住的小镇这一边，即便如此，我爸爸还是前去帮忙。由于街上满是雪，他无法开车，只好步行。当他从夜色中返回时，风雪大衣上落满雪花。他说外面的天气冷得可怕。进屋后他身子也没有暖过来，便弓着背一直坐在火堆前，不断地往火里添干柴，搓揉着看上去红肿的双手，瑟瑟发抖。妈妈时不时地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饮料——她称之为“香甜热酒”。一个小时后，他猛然仰天倒下，发出鼾声。妈妈和我连忙扶他起来上了床。随后妈妈带着我回到楼下，跟我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告诉我必须停止送报。
我没有争辩。克罗维尔镇拥有四万居民。假如其中四分之三买报纸，大多数送报者最多有４０名客户，那就需要７５０名报童。我在爸爸的那只袖珍计算器上得出这个数据。有点儿令人惊奇——竟有那么多报童——如果你自己不是送报人的话会这样想。不过你倘若像我这样也在清晨５点半就走上大街，那么你就会看见许多这样的报童。报童几乎走遍每一个角落，走上某户人家的自用车道，将报纸放在门前。用不着去数格兰尼特大瀑布镇上的孩子，７５０的总数中肯定少了两个失踪的报童。这比例对我来说或许算不了什么，不过我得出的数字，我妈妈也说过——这么多报童给那家伙提供了太多选择。我很喜欢玩电子游戏和其他的一切，但我挣的钱并不值得我像那几个孩子那样消失在路上，塞满报纸的粗布包扔在灌木丛后面。随便提一下，大雪停止后，人们发现第三个报童的粗布包就是上述的样子。把爸爸安顿在床上后，妈妈从起居室窗户往外望去，喉咙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我走到她跟前，看到街对面积雪覆盖的房屋，在街灯的辉映下微微闪光。要在其他时候，它看上去会显得十分宁静，就像圣诞贺卡上的图案；现在我却觉得很难受，好像所有的银白色底下都隐藏着某种丑恶。
我站在炉子的烟道旁，听见煤气炉打开了。温暖的气流拂过我睡衣的裤腿，但我仍然瑟瑟发抖。我说我不干了。但我爸爸说在我们体内有一种叫生物钟的东西。它出自于习以为常的固定的作息规律，就像你知道现在是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时间，知道你必须回家了因为妈妈已准备好晚饭。虽然不去送报纸了，但即使妈妈不叫醒我，我也会像往常一样在清晨５点半醒来，并立刻告诉自己最好抓紧点。接着才想起来我不再去送报纸了。我颓然倒在床上，试图重新入眠，但眼睛却一直扫视着去年圣诞节妈妈和爸爸送给我的那只数码电子钟，钟上面的红色数字不断地变化，时间在流逝。５：４０，５：４５。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偷看着自己家专用车道上暗淡的积雪。我能看见街上汽车轮胎的辙印，那是《公报》的那个伙计停车留下的痕迹。他卸下的我那一大捆报纸，现在孤零零地躺在我们家用车道的雪地上，报纸外面包着个垃圾袋以保持干燥，在四周一片银白色中格外显眼。
我凝视着它。前天《公报》办事处没有开门，即使到了星期一，８点以前也不会开门的，因此那家报纸无法得知我停工的消息。我在想我的客户们起床后，盼着吃早饭时能看到报纸，但走到门口，却不见报纸的踪影。接着又想到不久将接到所有客户的查询电话，共有４０家，想得知报纸的下落。
想得越多，我的感觉就越糟糕。爸爸时常告诫我的话在耳边响起：“干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正确的方式。”我穿上棉毛裤、牛仔裤、毛线衣和皮风雪大衣。我叫醒了爸爸，他的面容一刹那间变得苍老，我猜想大概是前天外出在暴风雪中找人造成的。我告诉他我必须去送报纸。他朝我眨眨眼，然后噘起嘴唇点了点头，似乎他虽不同意却已理解我的意思。
如你所料，妈妈对此极力反对，但爸爸已穿好衣服，陪我出了门。我吃不准自己是受冻呢还是因为害怕而抖个不停。此时天已不降雪了，尽管还在颤抖，我知道没什么问题。我们匆匆上了路。虽然比平时晚了半小时，但我们把报纸送完后，没看到一位客户的门前车道上有轮胎辙印——这说明他们都还没去上班。有几处我们遇见客户在铲积雪，嘴里喷着热气。他们都很乐于见到我，好像是以为看不到报纸了，没想到我和平常一样能够信赖。他们对我咧嘴而笑，许诺我下次来收费时给我一笔小费，我也对他们报以笑容。
我突然感到很温暖。甚至那位兰先生——他一般来说很难相处，也跑出来拍拍我的后背，体育教练有时用这种方法表示赞许。我和爸爸以从未有过的最快速度送完报纸。我们到家时，妈妈已做好薄煎饼，端出拉达山脉出产的热果子露。我从未感到这么饿过。爸爸还在杯里给我倒了点咖啡。我慢慢地喝着，感觉到热气扑鼻，那苦味还挺受用的。爸爸用他的茶杯碰了一下我的玻璃杯，我觉得我自己就在那天晚上长大了。我的心胸从来没有这么开阔过，甚至妈妈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了正确的事。
然而它并未改变后来发生的事。上午８点钟，就在我动身上学前，妈妈打电话给那家报社，说我不送报了。我走到家门外，感到如从背上卸去重物般一身轻松，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离学校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的胸口又开始抽紧了。我不停地想到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就像赛季已结束，就像错过了期待着要看的一场电影。真有意思，习惯势力是强大的，哪怕你明知一项工作并无乐趣——那也是之所以称之为工作的原因，但我喜欢做一个报童，挣点小钱。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我深切地感受到心里的空虚。
整个早晨我都无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她问我是否病了，我告诉她说仅有些疲倦，对不起，没事的。我尽最大努力做出感兴趣的样子……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说那家报纸已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能在晚饭前后和他们派来的人谈谈。她狠狠心拒绝了，但我想他们坚持了这一要求，因为会有人来。我好奇地很快吃完汉堡包，为受到重视而兴奋。
那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下午。放学后我无意与伙伴们闲逛，只是呆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注视着电视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下午５点过后，爸爸下班回家。他刚打开一听啤酒，门铃响了。爸去开门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胳膊上的肌肉有痛感，来人正是报社的莎朗女士。还是我开始干送报活儿的时候她就来过我们家，告诉我我的送报路线。另有许多次，她来这里给我一些额外的订报卡，替我估算客户们应该付给我多少报费。有一次她带给我价值５０美元的电影入场券，我想你是知道的，那是因为我比镇上其他报童更多地在社区里争取到新客户，他们从原来的格兰尼特大瀑布的那份《记事报》——它是一份晚报，转到订阅《公报》。
莎朗比我妈妈年轻。她梳着马尾辫发型，两颊呈玫瑰色，使我想起那位镇上的大学实习教师——她正在协助我的老师教学。莎朗常对同我而不是我父母的交谈显示出更大的兴趣。她使我感到不寻常，让我觉得长大了。她还常对我微笑，告诉我说我是她手下的最佳报童。但上星期一她没有微笑。她像是熬了一通宵，面容苍白。她说很多报童都停了工，没人来顶替他们的工作，使得报社很着急，似乎有可能停业。还说老板叮嘱她去告诉每个停工的报童，如果他们继续送报，报社将额外付给他们每周３美元的报酬。然而我妈妈不让我回答，她替我推辞了。但莎朗似乎没听到似的继续说，《公报》承诺如果遇到下雪天的早晨，就不一定要发送报纸。我爸爸同意这么做，觉得是个好主意，但妈妈一直摇头拒绝。后来莎朗急急忙忙地说，至少给她几天时间去找到可顶我空缺的人手，虽然这很困难，因为我十分可靠。这番话使我心跳加速。请给她一周时间，她说道。如果在下周一前她还找不到别的人手，那么我可以不再送报，她也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不过至少得让她有个机会——她的声音听起来干涩哽咽——因为老板说要是找不到能送报的小孩，将炒她鱿鱼。
她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湿润，就像被外面的大风吹了似的。我一时觉得自己很卑鄙，好像看着她落水却坐视不救。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无法面对她。因为她第一次对我父母的关注胜于对我，目光炯炯看着我爸爸，然后是我妈妈，话语中带着恳求。我妈妈似乎屏住了呼吸，随后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显得十分疲倦的样子。她说必须跟爸爸商量此事，于是他们到厨房里去谈。我竭力不去看莎朗，只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最后他俩出来了，我妈妈终于同意了。她说只有一周时间，直到莎朗找到一个顶替者，没有更多余地。与此同时，如果遇上下雪天，我不会出外去送报纸。当时莎朗几乎要哭了，她不停地说谢谢。她离开后，我妈妈说但愿我们没有犯错误，但我知道我没做错。我明白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我——并非停工本身，而是太突然了，还不知道我的客户们是否收到了报纸，而且还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停工原因和向其告别。我会想念他们的。一个人对某事已习以为常所产生的现象可真有趣啊！第二天早上去送报，我并没有紧张不安，反而更兴高采烈，至少还能干上好几天。这是最后几次在那么早就见到客户们的房子，我尽量记住我所喜爱的事物，将报纸送到那个仍然在吵架的卡里根夫妇家、那个为妻子哭泣的布兰查德家和喝啤酒当早饭的兰先生家。那个星期二，爸爸陪我同往，而且你可见到别家的父母也在陪伴孩子完成送报工作。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们在严寒中那么大清早就出发，他们轻声交谈以及街灯下靴子踩在雪地上传出的回音，是那么清晰刺耳。警方仍在寻找失踪的那几个男孩。但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星期三也太平无事。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一切恢复了原样。这几天早晨都没下雪，爸爸说人们健忘得厉害，因为我们听说有许多停工的报童又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孩子要求替补空缺的岗位。从自己身上我也能感受到，现在已不再提心吊胆，甚至相反。
我不断挂念着星期一，它随时逼近，也许我可以说服妈妈让我继续送报。
星期六那天天气晴朗。我爸爸从家用车道上拿来一大捆报纸，他说外面已经不太冷了。我透过厨房窗口望着房子侧面挂着的寒暑表，厨房灯光能够照到那里。表上的红线差不多停在华氏３２度。尽管肯定得戴上连指手套，我不再需要滑雪面罩。我们将报纸装进粗布口袋，便走出家门。大清早的空气中带着甜味，由于气温比往常高，我开始冒汗。我们沿着本顿镇走去，过了桑赛特镇，然后爬坡前往吉尔比镇。那是最艰难的一段街道，坡道陡峭而漫长。夏天里我骑着自行车上到山顶，总是累得气喘吁吁；而在冬天，穿着沉重的长统靴和大衣，我不得不时而停下歇一小会儿，才能继续往上爬。我们如何在这段路程中工作的呢？那就是我爸在街道这一边，我在街道那一边。街灯的照明使我们互相可以望见，而且由于分别干活，我们的送报速度提高了一倍。那天早晨我们有一位新客户，而我爸爸找不到那家房子的门牌号码。我一直沿着山坡埋头送报，等到停下来时已到达山顶。我回头往下望去，模模糊糊看到山脚附近我爸爸的影子。
那天没下雪，因此我估计能多送几份报纸。我的下一个客户住在克洛斯瑞吉。如果坐车去那里，你必须驾车返回吉尔比山脚下，过一个街区前往克洛斯瑞吉，再沿着山坡一路爬上山顶。要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就可以穿过我一位客户家的庭院，抄近路到达克洛斯瑞吉。因此我穿越那条小道。为那个客户留下报纸。
天空飘落起雪片，我突然有一种冰冷的恐惧感。我刚才一直在仰望黑沉沉的天空，虽然不见月亮，但星星一直很明亮，美丽地闪烁着。现在抬起头来却看不到星星，只见浓密的乌云。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像要爆裂开来。雪大了起来。我为什么没记住学校里获得的知识呢？华氏３２度正是酝酿降雪的最佳气温。我感到双腿发硬，由于恐惧而不能正常迈步。我企图奔跑，但失去了平衡险些跌倒。雪下得更猛了，由于雪花纷飞，我看不到云层。雪下得如此之大，我甚至无法看清街对面的房屋。一阵风起，而后越刮越大，发出尖啸声。我脸上一阵阵火烧般的刺痛，但那是寒冷引起的。刚才还甜甜的温暖的空气现在冰凉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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