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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夜晚-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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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我想起了乔伊——那位影星——手指着他从学校门厅里窃来的那个雕像。他高年级时干的。从那以后他就吉星高照，大行鸿运。
随后我又想到自己。我爱妻子和儿女。
但是今晚当我下班回家后，感到十分疲惫……那些账单……我儿子的牙齿需要畸齿矫正钢丝架，还有……
也许乔伊深谙个中奥妙。也许大卫·科波菲尔说错了。
也许这个世界不需要天才或品质。
也许它需要的仅仅是“胡言乱语”。
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
在我对这部小说选集的介绍中，我向诸位谈起过菲利普·克拉斯，以及他对我小说的影响。我还提及过影响非凡的第二位作家。事实上若不是因为他，我根本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就是斯特林·西利范特。
以下介绍一点背景。
在早些时候，我曾说明过我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我母亲不能在上班的同时照料我的生活，因此将我送进一家孤儿院，当时我大约４岁左右。我对那位最终到孤儿院认领我的妇女究竟是不是将我送到那儿的同一个人，尚心存疑虑。不过让我们假定她就是。结果她在挣钱谋生的同时，仍无法照看好我，便安排我去一个门诺派教徒农场生活。
在那儿我对自己归属问题的迷惑有增无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每个周五我被送上一辆大巴士开到城里，在终点站那儿母亲等候着我。每个周日，我又上一辆大巴士回到那个农场。有个小孩在另一农场寄宿，有一次沿着公路走时被一辆轿车轧死，母亲才决定把我带在身边一起生活。
如今，她改嫁他人——这给我带来一位父亲，她后来这么解释说。我当时非常渴望得到一位男性权威人物的爱，可惜她的新丈夫并未准备填补这个角色。如果我喊他一声“爸爸”，看得出他很不舒服。在以后的数年内，我一直将他视作陌生人。那场婚姻本身并不成功。母亲与我继父之间争吵不断，以致我对青年时代的记忆多半是一种恐惧。有许多个夜晚，那种争吵声震耳欲聋，使我不由得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我模仿影片中的场景，将几个枕头塞在床上的毯子下面，使其看上去好像我还睡在那儿。接着我爬到床底下去，在一个我希望得到保护的空间内断断续续地睡觉。
我们住处的楼下有一家酒吧，后来是一家汉堡包小店。我家没有足够白勺钱去买一台电视机或安装一部电话。作为星期六晚上的娱乐，我在收音机里听《枪烟缭绕》和《人猿泰山》，与此同时还注视着楼下胡同里那些酒鬼的殴斗。曾有一次我母亲出门去使用胡同里的付费电话，不料一颗流禅击碎了公用电话亭的玻璃。
我年纪渐长，发现了世间还有电影这种东西的存在。那些年代里，影剧院犹如宫殿一般，观众们不会在里边喋喋不休地嘈杂。为了挣钱去看电影，我在保龄球馆里为人家扶起被击倒的球柱。如果得不到那份工作，我将站在拥挤的公交车站假装没有了车费。总会有那么一位好心人给我１５美分，得到它后我会立即去一家电影院享受。
在电影院里，我坐在银幕前的黑暗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看了一场再看一场（那时他们时兴连放两部故事片），有时故意不出场，将同一部影片看两遍。到底是什么影片对我无所谓，尽管说实话对剧中的许多热吻镜头，我并不着迷。真正重要的是我可以逃离现实生活。
回顾往事，我原本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让别人转移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这好像有点合乎逻辑。不过在那段时间，我太茫然了，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想干啥。我曾与一帮街头团伙为伍。把上小学看做是对我消闲时间的干扰。到了中学时代，我稍有好转。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于是搬迁到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家里父母之间的纠纷也减少了。尽管如此，到升十一年级时，我还是一事无成。
在１９６０年秋天，除了对台球房和一天８小时电视节目外，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发现自己（就像平庸的扫罗（保罗信基督教前的名字），正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好似被改变我生活的一声惊雷闪电所击中。甚至直到如今，我仍能准确地说出这电闪的日期和时刻——１０月７日，星期五，晚上８点半。
那道闪电来自我的电视机，来自一部名叫《６６号州际公路》的电视连续剧的第一集。
那部电视剧讲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模仿杰克·凯鲁亚克，开着一辆“护卫舰”型轿车，穿越美国，以探究美洲大陆和他们自身。其中一人名叫托德，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富家子弟，他的父亲新近去世，留下一笔巨大的债务。当银行账户里的钱耗尽之时，仅余下托德那辆运动型赛车。他的搭档巴茨，是来自“地狱厨房”的一个粗鲁的街头少年，他曾在托德父亲属下的纽约码头干过活，因而与托德成为朋友。因为当时６６号州际公路是横贯美国的一条主要的公路，所以以它作为电视连续剧的名字非常完美。又因该剧讲述美洲大陆的内容和讲述托德与巴茨的故事之间平分秋色，所以制片商定将每一集片子的拍摄地点，安排在角色们应该访问到的地方，尽管好多方是远离６６号州际公路的：诸如波士顿、费城、比洛克西、圣达菲、俄冈市…
第一集《黑色十一月》，涉及到南部一个小镇，被数年之前的一个可怕的秘密事物所缠绕——用斧头谋杀德国战俘以及尽力保护他的那个牧师。我还从未见过那样的一个故事，没见过的不仅是那种神秘、悬念和动作（一个电锯吼叫着的场景栩栩如生地映在我脑海中），而且是通过写作来表现人物和现实生活的那种感染力。我发现自己正在迫切地等待星期五晚上再次来临——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临。剧中人物谈话的方式，他们表达的情感。
以及他们相信的价值观等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我，而且触发我的灵感。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研究片名序列。这段精彩的经历究竟是谁的功劳？有一集是关于墨西哥湾一些捕虾船的故事，其情节类似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另一集是关于洛杉矶市的一个街头团伙的故事，在道德败坏中穿插一些诗意般的对话。再下一集是关于凤凰城散布农药的故事，具有希腊。
神话的悲剧色彩。回想当时，我既不知道一星半点有关萨特之事，又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垮掉的一代的人生哲学。不过即便我不能将自己经历之事写出个名堂，它也使我感到自己有感情并理智地活着。马丁·米尔纳和乔治’麦哈利斯是电影明星，尽管他们的表演才能不凡，我仍然觉得自己难得如此着迷于场景背后的理念，着迷于创造出戏剧化的情景而且将台词（有时令人入迷的讲话能持续５分钟）放进演员口中的独创能力。赫伯特·B’伦纳德是制片人，萨姆·曼纳斯是制片主任。不错，然而……我随后想起另一个名字，应该突显在每一集影片的片头——斯特林·西利范特，那位作家。啊，天呀，这是我的新想法。
那个十一年级的学生，过去没有任何抱负的人，居然努力找到了那家“荧屏珍宝”公司的地址，那家公司名字排在片名序列末尾。因无法打字，我便寄了一封手写书信（说得更确切点是乱写乱涂）给斯特林·西利范特，询问我怎样才能学会做像他正在做的那样精彩的事。一周以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惊异），我收到他的回信——密密麻麻两页打字纸，其开头还为复信姗姗来迟而表示歉意。他解释说，他本来是会早早回信的，但收信之时他在一只出海的船上，所以稍后才写回信。他没有透露任何创作的诀窍，但实实在在地拒绝看我可能写出的任何文字（一方面出于我毫无写作经验，另一方面出于法律缘故），但是他确实给了我这句话：成为一名作家的方法就是写，除了写，还是写……
在写下数百万字之后，我仍然在写。若不是因为斯特林，我就不会上大举。也不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更不用说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就不会遇见菲利普·克拉斯，更不会写出《第一滴血》。我最激动的时刻，是在１９７２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斯特林打电话感谢我给他寄去了一本《第一滴血》，并说他很欣赏那本小说，很高兴从中受到鼓舞。“如果我是只猫，”他说，“我就会满意地喵喵叫。”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却未见过面。直到１９８５年夏天，他提议我去洛杉矶与他共度７月４日的那个周末，我们才得以见面。离我首次读到他的作品之后已有２５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跟他见面。他身材矮小而结实，面带豁达的微笑，绅士般的容貌，一头灰色的短发，慷慨而和善。我就像来到一位我从未谋面的父亲跟前，与他面对面似的。最后，绕了个大圈子，话说到头来，言归正传，他将我的小说《玫瑰奖同人》向全国广播公司推荐，建议他们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短片。１９８９年在“超级杯”赛之后，播出了那个系列剧，它是当时电视里引人关注的热点。当我看到片头名单以及又一次见到神奇的几个字时，由于敬畏我瞠目结舌——执行制片人：斯特林·西利范特。
此后不久，斯特林告诉我：他从前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泰国，现在正准备回去。他在贝佛利山庄举行了现场旧货出售，然后搬家去曼谷。他享有自由写作的舒适环境，除非他自己提出，写作并无交稿最后限期。虽然我们常谈起我要去拜访他，但是我们各自的时间表一直有冲突。我跟他惟一联系的渠道仅通过频繁的传真。真正令我痛惜不已的是在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６日早上８点过后不久（因为与《６６号州际公路》初次登场的时间相对照，我确切地记得那个时刻），我正在吃早饭，一边听着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新闻节目，此时广播员传来噩耗：“获学院奖影视作家斯特林·西利范特，因前列腺癌于今晨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我的告别话梗塞在喉咙里。那天正好是我生日之后两天。我心中的父亲离去了。
斯特林是一位我曾经邂逅的意志坚定的作家。有一次他在一个早上请牙医连续拔掉两颗智齿，然后不断地打字写作直至中午。他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恪守交稿限期。作为多产的传奇般的作家，他对拿出一份完整的作品名单尚感犹豫，那是因为他肯定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有哪个人能这么快写出那么多作品。我从未多出作品、快出作品，但是在他的全盛时期，他的情节片都富有创造性，有强烈吸引力和思想性：仅以那部《在夜晚的激情中》为例，更不用说他的电视作品《赤裸城市》。我要以他作为榜样。
因而我跟好莱坞影片第一次接触确有助益。那个惹是生非的街头少年变得醉心于看电影，他将电影当做对其黑暗生活的解毒剂，他发现那些电影激发起的梦想，通过勤奋的劳动完全可以实现。但是有许多人接触过好莱坞电影，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经历。即使最乐观地看，作家们时常也会受到冷漠难待；如在不利的情况下更会受到刻毒的歧视。他们做事受阻碍，被误导，或遭谎骗。无法想像一些制片人会对任何一个他们不必关注的人表现出谦恭有礼的态度。作家们无能力与别人相处交融，近乎于精神变态似的反社会。那种情况从未发生在以我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项目上，但在其他情况下，我肯定遇到过够多的这种事，以致我最终决定写出抱有好莱坞梦想的底层人物轶事。这就是我三部曲中最后一个故事，讲述关于抱负与成功阴暗面的悖论。
我们从当报童开始，奋进到当上一名少年橄榄球选手。现在我们又遇见一位成年人，他向我们讲述了从业拍电影的令人心碎的故事。这部小说中，我不曾对制片财政数字有修改更新。在《泰坦尼克号》打出２亿美元的价格标签之后，回顾我的一部作品拍成电影的回报，与之相比的便宜程度令我咋舌。
下一篇小说是曾经参加“世界幻想小说大赛”的决赛作品，被评为１９８５年度最佳中篇小说。
致命幻想
“你知道他长得像谁，对不对？”
看着那场戏，我只能耸耸肩。
“真的，极为相像，像得令人惊讶。”吉尔说。
“嗯。”
我们在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间里，观看着昨天拍的样片。那位导演一直为本片的主角伤脑筋，那个笨蛋只是个小白脸儿，他的活儿若称得上是表演，未免太抬举他了。见鬼，他以前只不过是个男模。他不会表演，只会摆点姿势而已。要拍这部电影，他居然要价８００万美元和百分之十五的预付金。
他还擅自改变我的剧情，致使那段对白听上去好像是白痴写的，这样胡闹似乎还不够。不，他必须不断地冲撞拖车，哼哼唧唧地说出更多的恶毒话（据他称是“创作的灵感”），然后在影片中一大段台词的每句话后还呼哧呼哧地抽鼻子。这场戏要是拍不好，观众就不能理解他在女友成为歌手之后和女友分手的动机。请相信我，要是剧情让一名观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唾沫星子会淹死我们。
“够了，你这个婊子养的大笨蛋，”我咕哝道，“一听你说话我就想擤鼻涕。”
导演已经花了三天时间重拍，可昨天拍的片子比两天前的更糟。我气得跌进座位直抱怨。导演坚持重拍这一场戏，结果让一群剪辑人员熬一个通宵，才拼凑出那位姑娘和美国西部乐队的小伙子一起唱歌的镜头。然而每一次神奇先生一抽鼻子……停拍，有人直瞪瞪地望着他，似乎他是上帝。
“天哪，”我朝着吉尔抱怨道，“那些停拍总干扰对白。看来是一个拍不完的镜头。”
“当然这个镜头拍得粗糙，各位可以理解，”导演对大家说。他坐在排靠门的位置，这样他想走就可以随时离开。“我们还没有启动配音。那呼哧声音不会出现在对外发行的影片中。”
“上帝保佑，可别出现这种情况。”我咕哝道。
“真的，真像他。”吉尔在我旁边说。
“嗯？谁呀？”我转身向着她，“你说什么？”
“那个吉他手，就是姑娘边上的那个小子。刚才你没听见吗？”她生怕别人听见，所以把嗓音压得很低。
这就是当那位副总裁在黑暗中某处问及我左边的人时，我只得眨眨眼的原因。“姑娘边上的那个小子是谁？”
吉尔耳语道：“瞧他举着啤酒罐的模样。”
“在那儿——拿着啤酒罐的人。”副总裁又说。
除了那个傻蛋在银幕上呼哧呼哧之外，放映间里一片寂静。
副总裁又提高了他的声调：“我说他是——”
“我不知道。”在我们背后，导演清了清嗓子。
“他一定告诉过你们他的名字。”
“我从未见过他。”
“怎么回事，如果你……”
“所有的音乐会场景都是副导演安排的镜头。”
“那么这些镜头是怎么回事？”
“一回事。那个小子只有几行台词，他做完了便回家。嗨，我正忙着使那位糖果鼻子先生感觉像他自认的天才一样。”
“那个小子又露面了，瞧那儿。”吉尔说。
我方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那小子看上去非常像——“詹姆斯·迪肯，”副总裁说，“对，那小子使我想到的就是他。”
那位肌肉僵硬的先生尽力挣扎着说完台词，我只听懂一半——一方面因为他自行增加的几句话让人莫名其妙，大部分因为他吐字不清。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女朋友——那个歌手哭哭啼啼的特写镜头。她拼命往上爬，乃至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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