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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梁家国五部曲-第3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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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对蔡继刚一直很客气，他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蔡继刚的字“云鹤”，而单独相处时，则亲切地称他为“小蔡”，这很能表现出老一代军人虚怀若谷的气度。
徐永昌一见蔡继刚就大声说：“云鹤，你来得正好，都说你有战略思维，又有美国军校的背景，大家都等着听你的高见呢。”
蔡继刚发现，与会者多数都认识，这些人虽然都佩着将官军衔，但大部分不是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而是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参、高级幕僚之类的将官，这类人从没带过兵，更无实战经验，但纸上谈兵却都头头是道。
蔡继刚站起来向大家敬礼道：“对不起，各位长官，我刚从前线回来，没有准备，只是看了看今天讨论的题目，既然徐长官点了我的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个题目简单谈谈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长官能和我一起探讨，形成互动，就算观点不能统一也无妨。”
徐永昌插话道：“刚才大家讨论到，此次豫中会战的失利，虽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战区主官指挥失当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统帅部对广大敌后战场重视不够，只关注正面战场的失误。云鹤，你以为如何？”
蔡继刚坐下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委座就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主要活动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如果加上地方部队，我军在抗战中、前期，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
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太原失守后，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后调整为六个，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三路军，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太行山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而太行山东南部一直在我们手里。另外，卫立煌部的中条山、太岳山根据地虽属一战区直辖，但也在山西境内。从作战效果上看，战争中、前期我敌后部队的战绩相当突出，中条山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日军的重兵围攻，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而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弃。除此之外，我军控制的还有吕梁山、恒山等根据地……不过，1943年以后，除吕梁山还在坚守外，我军其余的根据地都基本失守。”
来自九战区的少将高参石敬源也发言：“我九战区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为根据地，在前后三次长沙会战中，协助国军主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全部破坏，使敌人重炮、坦克、卡车等皆不能通行，应该说，九战区的敌后将士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
徐永昌插言道：“诸位，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云鹤啊，我有个问题，现在有这么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蔡继刚有些踌躇，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
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现在的事实是，在抗战中、前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很遗憾，结果却很不一样：我军的敌后根据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却扩展到十余省，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搞清楚这一点，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对共产党的问题，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徐永昌鼓励道。
蔡继刚下了决心：“好，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而与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他们没有条条框框，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
石敬源说：“云鹤兄，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比如第一、二战区的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等，第三战区的天目山，第五战区的大别山，第九战区的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根据地，都是可攻可守，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事实上，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究其原因，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有很大关系。”
彭述桐插言道：“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异议，我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坚守了四年，长期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其无法南下，这是事实。”
蔡继刚继续说：“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军在敌后的战略布局使敌人很不舒服，如芒在背，那么必然要引来敌人的凶狠报复，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力度。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我敌后作战与正面战场配合越多，主动出击的次数越多，招致日军的扫荡也就越多，扫荡的力度也就越大，敌人每报复一次，根据地的面积就缩小一些。这种情况不只是我军，八路军也一样，他们的百团大战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另外，我军在敌后战场的失利，也有其战术不当的原因。以中条山之战为例，日军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一个骑兵旅团总计十余万兵力，三面围攻我根据地，而我军是如何迎敌呢？很遗憾，整整七个军被配置在宽170公里、纵深50公里的狭窄区域内，依托天险和工事与敌硬拼，硬是把游击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打法，不败才怪。我看八路军就吃不了这个亏，人家的战术灵活多变，通常是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留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其主力则跳到外线作战，攻击敌人防守薄弱地区，使敌人主力不得不回援，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战法很有效，敌人的攻势自然会瓦解。中共军队的战术原则是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先是避其锋芒，保存自己，然后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种战术值得我们借鉴。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兵力有限，他们只能占据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而不可能在广大偏僻乡村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秩序，所以，只要八路军保存住自己，等日军结束扫荡，返回驻地后，就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石敬源表示同意：“云鹤兄的分析非常精辟，我认为我军虽然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战场，也相应作出了军事部署，但我们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我想听听云鹤兄对游击战的理解。”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军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以一个工业强国率先进攻一个农业弱国，以图迅速占领大片国土，这样就可以把占领区内的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之效果。而游击战的精髓在于阻止敌方利用占领区内的资源，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拖住及消耗敌方的力量，使其正向战力转化为负向战力，把被占领地区变成敌方的巨大负担。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我军应在战略战术上树立一个原则，首先是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不要在乎歼敌数字的多少，因为歼敌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使敌方战力由正向转为负向之效果，就算是成功的游击战。”
徐永昌问：“云鹤啊，你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成功的原因，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吗？”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当然还有很多，有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应该很受民众拥护，对于农民来说，谁不愿意少交一些租子呢？其实任何政治纲领，都不如多给民众一点好处来得实在，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的确是有缺陷，此次豫中会战，河南一些百姓的表现就证实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我本来不想说，但既然是长官问到了，我就谈谈个人看法。我认为，国共两军在敌后的摩擦、交战也是导致敌后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我是个军人，无意评论国共两党在政治方面孰是孰非，因为政治方面的事很难以对错来讨论，不像非黑即白这么简单，若是真想搞清楚，恐怕还得要跳出政治立场的圈子，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我要说的是，如果仅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同室操戈的内斗严重损耗了中国的国防资源，将本来就很有限的国防力量，投入到无穷无尽的内斗之中，这无疑加大了战争成本，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日本人。”
徐永昌同意道：“是啊，这个问题就不能再深入讨论了，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蒋委员长将来自有打算。”
沈光亚坐在旁听席上写笔记，他对这类军事研讨会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听蔡继刚讲战略问题，他的观点通俗易懂，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从来不与人辩论，也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他却有能力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征服，这就是蔡继刚的魅力。
散会时，蔡继刚站起来，正准备叫沈副官去安排汽车，却被徐永昌叫住：“云鹤，你留一下，我们单独聊聊。”
“是！”蔡继刚只好又坐下。
下午四点，沈星云搭乘运输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当她走出机舱时，发现机场上的气氛高度紧张，在跑道、滑行道的两侧，停机坪的周围，到处是用沙包垒成的高射炮炮位，战斗机机群在跑道上频繁起降……
沈星云听同机来的一位空军军官说，最近日本人又加大了对重庆的轰炸力度，有时一天要来两三次，幸亏我们的空军渐渐强大起来，日本轰炸机大部分都被拦截在几百公里以外。
这些情况对沈星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她甚至知道一些更为机密的事，由于日军增加了空袭次数，陈纳德重新调整了空军兵力的部署，把保卫重庆上空作为一个重点，这几天，中美联合空军会有大批的战斗机被调到重庆附近的几个机场。
其实这才是沈星云到重庆来的目的，自从与蔡继恒在羊街机场分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能靠电话和书信联系。战时的电话线路最靠不住，按照战时规定，私人之间的通话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沈星云不管这些，她总是能找到机会，把电话打到衡阳机场和蔡继恒说上几句话。由于两人的恋人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两边机场的通讯兵都给予这对恋人最大照顾，常常违反规定，让他们谈上几分钟。就算如此，靠打电话也很少能联系上，有时沈星云为了找到蔡继恒，需要在电话机旁等一两个小时。对沈星云来说，这段日子太难熬了，她工作之余的全部时间都用在这方面，那种铭心刻骨的思念真让她要发疯了。
沈星云这次来重庆是出公差，这当然是上级长官的照顾。两天以前，罗伯特上校就偷偷向她透露：“密斯沈，鳄鱼所在的中队马上要调往白市驿机场，你去找一下你们的主管，看看有没有需要去重庆办的事，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沈星云对罗伯特上校千恩万谢，这位上校平时不苟言笑，接人待物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似乎很难接近。其实他是个非常善良的长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给下级很多温暖和帮助。
沈星云工作上的主管比尔医生也表示支持：“密斯沈，我这里有一些学术方面的资料，需要专人送到重庆联合医院，你去一下吧，资料送到以后不必马上回来，你可以休息几天，我会安排人暂时接替你的工作。”
沈星云被感动得几乎流泪，这个集体中充满了友爱和温情，长官们、同事们即使在帮助你、关爱你的时候，也要小心翼翼地给你的自尊心留出足够的空间，对这种关爱，沈星云感到无以回报。
蔡继恒明天才能到重庆，沈星云特地提前了一天，她想和哥哥沈光亚单独谈一谈，他是沈星云唯一的亲人，按照中国传统，长兄如父。她交男友的事不可能瞒着哥哥，而且还要取得哥哥的同意和支持，毕竟这里还有蔡继刚这一层关系。
沈光亚比沈星云大七岁，今年28岁，他们兄妹都是在教会办的孤儿院里长大的。当年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内先后病故时，沈光亚刚满九岁，妹妹沈星云才两岁，由于父母生前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兄妹俩便顺理成章地被教会所领养。
沈光亚在1931年他17岁时报考了中央军校，虽然那时陆军军官学校已从广州黄埔岛迁至南京，正式改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但从习惯上，仍然被称作黄埔九期生。沈光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第88师任少尉排长。陆军第88师是抗战前中国军队仅有的三个德械师之一，其装备和战斗力强于一般中央军部队。在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中，88师坚守雨花台与中华门附近城垣，沈光亚当时已升任连长，他在防守雨花台阵地时左臂中弹，被及时送往后方医院。后来他听说，第88师几乎全军覆没，从下关码头渡江突围的仅有四五百人。
沈光亚伤愈后落了残疾，他的左臂虽然保住了，但只能略微弯曲，而无法用力，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在作战部队服役。在老师长孙元良的关照下，沈光亚被调到军委会当了个坐机关的参谋。
1942年，蔡继刚被调到军委会任少将督战官，按照他的级别，应该配一名副官跟随其左右，于是军委会办公厅推荐了沈光亚。
蔡继刚第一次见到沈光亚时，一眼就发现他左臂有残疾，去前线督战是个苦差事，怎么能带个残疾人呢？于是蔡继刚便打算让办公厅换人。但沈光亚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对蔡继刚说：“长官，你需要的不是带兵打仗的军官，而是一个合格的副官，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正是你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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