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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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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的统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统一，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而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最为艰难的。帝国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中土文化的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是来源于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决或者缓解，那么不要说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内结束过渡期实现中央集权是一种奢望，就连武烈侯宝鼎打算在百年内过渡到中央集权制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解决帝国最深层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须在政治体质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包括决策制度，还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秦的决策制度就是廷议制度，也就是国事决策必须经过朝议，先由中枢小范围商讨，然后再由文武百官进行大朝议，最终结果才是决策。
这一制度来源于周王朝，周王朝的国事决策先由百官廷议已经形成定制，而这种定制由春秋到战国一直得到诸侯国的传承，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法治国后，秦国的廷议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执行的最为坚决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如修长城，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国事，廷议制度当然可以让君主得到最好的决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国策、册立储君、人事调整等国事，就不是廷议制度可以解决的了，甚至根本就不会经过廷议来完成决策。
为什么解决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决策制度？
很简单，帝国是在吞并关东六国之后而建成，关东六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国策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帝国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让那些了解关东六国的人加入到大秦的决策层，这样拿出来的制度才能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的需要。官学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样，也是首先产自决策层，由决策层来决定帝国的官学和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决“集权”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谁最了解关东六国？
不是关东六国的贵族，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看不到普罗大众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门的大贤才是真正了解关东六国的人。
关东六国的大贤从何处召集？
就是从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汇集了中土诸子百家，大贤云集。
秦国吞并了齐国，也就吞并了稷下学宫，于是齐国把稷下学宫的博士、名士等大贤全部“请”到了咸阳，统统征募为博士。博士参政议政，参加朝议，就此形成一种议政制度，而这就成了大秦决策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议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个各区域的政治势力兼并后，打造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来，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文化如何统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这些博士分别来自关东六国，体现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着不同区域的政治利益，把他们集体纳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就如同“车同轨，书同文”一样，体现为以秦文化为主体下的一种多种亚文化的互相兼容和吸收，但在兼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首先爆发了鸡烈的碰撞。
这时候，始皇帝才意识到，大秦必须寻找到一种与统一局面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则，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统一。
第426章 权当笑谈
第426章 权当笑谈
大秦的官学是法学，大秦的教育制度是“以吏为师”，虽然宝鼎曾经努力在咸阳和大梁筹建类似于稷下学宫这种半官方组织的大学府，但最终受制于剧烈动荡的形势和大秦官僚们的蓄意阻挠，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宝鼎就已经预见到大秦在完成疆域上的统一后，很难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不过当时他并未意识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竟然是导致帝国崩溃的深层次原因。
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其中显赫者还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以法家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慎到“重势”，到韩非则集“法、术、势”而大成。
儒家则是自孔子始，到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广为传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而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则主张以“礼”治天下，以“仁义”和“王道”来统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礼治”和“法治”之争是主流，而“师古”和“从今”两种治国理念更是鸡烈碰撞。
“礼治”一派主张“师古”，从周礼，封土地，建诸侯，他们的背后有豪门贵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张“从今”，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他们的背后是帝国的皇帝，还有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坚持“大一统”理念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处在帝国权力的颠覆，拥有强悍的实力，但正因为傲视群雄，才有高处不胜寒之忧，只要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四月中，宝鼎要离京赶赴北疆，临行前，他向始皇帝辞别。
始皇帝很憔悴，给人一种身心惧疲的感觉。帝国统一，国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亲，岂能不累？
宝鼎劝他，“过去陛下审阅的是一个王国十几个郡县的奏章，如今帝国有三十多个郡国，每日奏章无数，陛下通宵达旦，身体如何支撑？”
想到历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五次巡视天下，巡视途中依旧不知疲倦地处理国事，过度劳累恐怕就是他五十岁便撒手归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让中央诸府有充足的人员，但财政拮据，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始皇帝抬头看看宝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师就好了，朕或许就能轻松一些。”
宝鼎苦笑，“北疆形势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南北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回转京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现在，一帮老将云集北疆，很多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了，我必须亲自坐镇大行辕，以确保北疆局势在可控范围之内。”接着他指指案几上的文卷，对始皇帝建议道，“太子在外征战多年，文武兼备，适当的时候陛下也应该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国事。”
始皇帝的眉头微微皱起，眼里掠过一丝不满之色，“当初谁让他拜淳于越为师的？”
宝鼎知道始皇帝担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张“礼治”，“师古”分封的博士领袖，几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议中的争论把“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公开化了，最终导致了“焚书”一案的爆发。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学术理论和治国理念上的尖锐冲突，但实际上是“集权”和“分封”之争，是持“集权”思想的法家大臣们与持“分封”理念的豪门贵族之间的一场血腥博弈。
“焚书”一案不仅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国在中土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同时也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当初宝鼎对大一统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深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土文化的繁荣源自中土分裂这个特殊的大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是由分裂了数百年的土壤催发出来的，它汲取着一代代中土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营养，所以才绽放得格外灿烂，流芳千古。
中土统一了，这时候疆土统一，政治统一，制度统一，文字统一，等等，但唯独无法统一的就是文化，文化如何统一？
始皇帝别出心裁，把稷下宫的博士制度，一种半官方的智囊团，将其修改加工后，变成官方的决策层机构，也就是博士议政制度。始皇帝试图用这种办法来吸收和融合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最终寻找或者创建一种新思想新文化。
始皇帝把这件事想得简单了。虽然说博士议政制度可以做为中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的建立从制度上对中土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了综合，并非常高明地将其纳入了帝国的政治轨道，然后再用统一和集权来保护主流文化，并相应地制约和改良异质文化，最终实现不同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继而产生适应统一后的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但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学术思想在大秦取得主导地位，深入到大秦文化的价值核心层，决定着大秦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使得法家思想在大秦拥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一切不同于法家思想的其他文化观念，都会遭到大秦人的排斥和打击，于是，单纯的文化统一不再单纯，它也不可能单纯，它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只要牵扯到利益之争，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的矛盾，军功贵族和博士官僚的矛盾，秦国和关东六国之间生死仇怨，等等，总而言之，博士议政制度自实施以来，其弊端越来越大，已经让始皇帝对关东六国文化的宽容态度逐渐动摇。
宝鼎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随着对“大一统”理念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是愈发感觉无助。
他知道始皇帝在文化的统一上失败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导致“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彻底爆发。秦王政举起了屠刀，不仅屠杀了中土文化，也屠杀了坚持“分封”之议的贵族们，最终亲手埋葬了他一手创造的帝国。
于是宝鼎有意识地回避这件事，不管是博士议政制度，还是大秦官学和教育制度，甚至包括法家思想和儒家、道家等思想的冲突和碰撞，他都一律回避，但今天他回避不掉了，始皇帝直接把矛盾对准了太子扶苏。
太子扶苏坚持稳定的战略，主张“仁政”，积极倡导“与民休养、轻赋薄徭”等迅速恢复中土国力的一系列举措，这让始皇帝对他非常不满，认为他偏离了帝国的政治轨道，极有可能把帝国引向分裂和战乱。
宝鼎对此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他把扶苏推上了储君之位。
“太子与我深谈了数次。”宝鼎解释道，“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他坚持大一统，坚持中央集权。只要这个大方向不错，他就不会偏离帝国发展的轨迹。”
始皇帝冷笑，对宝鼎的这种解释嗤之以鼻。
“过去我也很幼稚。”宝鼎笑道，“我曾对你说过黄老的无为而治，也曾对你说过儒家的仁政和王道。那时候他和我一直在一起，可能受到了我的误导。等他年纪再大一点，对大一统的认知更深刻一点，他的想法和观点就会改变。”
始皇帝微微摇头，显然还是不能释怀。
“可以让太子巡视天下，到处走走看看。”宝鼎建议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再说，现如今刚刚统一，地方局势紧张，太子出巡，既能起到镇慑地方的作用，又能展示一下中央的权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举多得嘛。”
始皇帝迟疑不语，显然宝鼎的这个建议让他颇为心动。
历史上始皇帝一次次巡视天下，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如今历史虽然部分改变了，但政治上的大环境却没有丝毫变化，相反，环境更加恶劣了，始皇帝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鸡烈。
“陛下可千万不要出巡。”宝鼎告诫道，“目前这种情况下，陛下必须坐镇咸阳，以维护和稳固中央的权威。”
出巡就要离开京畿，皇帝离开京畿就会让王国承担一定的风险，假如皇帝威信高，中央权威大，偶尔的出巡尚可接受，但在帝国目前这种紧张局势下，始皇帝如果出巡，不但无助于增加中央的权威，反而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将置王国于危险之境。
事实上，历史上的始皇帝如果驾崩于咸阳，历史肯定会改写，帝国的国运或许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还可以传个几世几代。
“你对大一统的认知更深刻了？”始皇帝忽然转换了话题，颇有兴趣地问道，“说给朕听听。”
宝鼎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把“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的根源来自于“法治”和“礼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做了一番阐述。
“集权”和“分封”这对深层次的矛盾如果不解决，必然引发血腥的政治风暴，不杀人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而杀人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矛盾是靠杀人来彻底解决的，杀人只会让矛盾爆发得更猛烈。这一点始皇帝有亲身经历，有血淋淋的教训，稍点即透。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文化的统一，就是把传承了八百余年的中土不同文化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文化，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先中央集权，然后实现统一，至于中土统一后，如何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施中央集权，实施“法治”，他也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他的法家思想的产生土壤是诸侯并列的分裂和战乱时代。
荀子的儒家思想是先实施“礼治”，以仁义和王道来实现统一，同样，荀子也没有给出中土统一后的治国思想。
何谓“师古”？说白了就是淳于越之辈都是墨守成规之徒，不敢超越古人，也不敢正视现实，更没有能力在先辈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
何谓“从今”？说白了就是李斯之辈同样墨守成规，同样不敢超越古人，只能抱着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亦步亦趋，想当然地认为法家思想既然能帮助大秦富强起来统一中土，当然就能让统一后的中土也能强大起来。
始皇帝笑了起来。
宝鼎未免太过猖狂，竟然全盘否定，但仔细想想，又不能不说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在你看来，这种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需要百年时间，是吗？”始皇帝笑着问道。
宝鼎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
历史没有给他答案。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源自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创造的辉煌则来源于董仲舒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土文化的统一，并在文化思想上统治了中土两千余年，但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有个前提，那就是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的彻底灭亡。
中土文化的统一不是旧儒学的简单传承，而是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涅槃重生，是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肥沃土壤而绽放的璀璨花朵。
在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上，在中土实现了大一统但未能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下，谁能打破旧思想旧文化的桎梏，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即便董仲舒来到了这个时代，他还能创造出新儒学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大秦帝国按照大汉王朝的路子走下去，先“与民休养”恢复国力，其次撤藩完成中央集权制，那么在思想文化的开创上，同样可以沿袭汉武帝的治国思路，那就是“法治”和“礼治”并驾齐驱，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时施展。儒学重仁政，讲究以lun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制，重在政治事功，这两种思想在汉代就即彼此融合，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中土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都是政治事功与lun理劝导，这其实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的新儒学就是融合了儒法两家思想的新文化。
“能否给朕一个答案？”始皇帝等待良久，看到宝鼎欲言又止，却迟迟不开口，忍不住催促道，“不管对错，权当笑谈，如何？”
“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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